军费开支、美国宏观经济失衡与经济金融危机阴影_风闻

一、天文数字军费开支是美国宏观经济失衡和日益凸显的萧条风险的重要根源

已经过去的10月堪称美国股市“黑十月”：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8%，为次贷危机后10年以来最大月度跌幅；纳斯达克指数下跌9.2%，为2008年11月以来最差纪录；美国、欧洲、亚洲股市市值总共损失超过5万亿欧元，成为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以来最猛烈的一次下跌；……在10月份股市剧烈震荡的基础上，11月美国股市继续一再出现连续多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2009年以来经济回升与股市上涨已经持续近10年，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已经摆脱周期性波动的约束，而是表明新一轮萧条与金融危机日益临近。

经过10月份如此剧烈的股市波动，尽管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等指标目前尚未遭到波及，但美国新一轮经济萧条与金融危机的阴影已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美国新一轮经济萧条、金融危机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到来？危机烈度几何？……围绕这些话题的讨论正在世界各国经济界、学界稳步升温，越来越多的学者、分析师和市场参与者认为，2020年前后将很有可能爆发美国经济萧条与金融危机。

美国经济萧条与金融危机风险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正视，其后果之一就是该国宏观经济失衡中蕴藏的系统性风险对人们预期的影响日益凸显。美国宏观经济客观存在的一系列失衡在当前尚未被普遍视为系统性风险，但在萧条和危机逼近、到来之后，这些失衡迟早会被市场参与者普遍认识到，并进而大面积影响他们的预期、心态和行为，天文数字且居高不下的美国军费支出就是其中之一。

11月14日，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沃特森学院（WatsonInsititute）发布报告《战争开支》（Costof War），认为911事件以来直至2019财年美国直接间接战争支出已达5.9万亿美元，也警示市场参与者和其他各界人士不可忽视军费开支对美国宏观经济失衡、进而对其潜在经济金融危机风险的影响。

美国宏观经济失衡集中表现为财政、贸易“孪生赤字”，天文数字军费开支不仅直接对财政赤字“贡献”良多，而且通过制造、扩大美国政府部门负储蓄而间接推高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今年美方对华发动史诗级贸易战，一举将全球贸易史上双边贸易争端涉案贸易规模提高数十倍、甚至可能进一步提高百倍以上，其决策动机之一就是压缩对华贸易逆差；但贸易逆差本质上是国民储蓄过低的体现，我整理计算了1980—2017年间中美两国储蓄率及其差额，结论如下：

这38年里所有年份中国储蓄率均高于美国；

其中除1981年一年中美储蓄率差额为8.6个百分点之外，其余所有年份中美储蓄率差额均大于10个百分点；

其中有15年中美储蓄率差额在10—19.9个百分点之间；

有14年中美储蓄率差额在20—29.9个百分点之间；

有8年中美储蓄率差额超过30个百分点；

在此期间，中美储蓄率差额最高纪录为36.9个百分点。

这样的国民储蓄率差距，决定了美国贸易逆差不可能依靠贸易战消除。美国国民储蓄之所以过低，重要根源之一是美国政府数十年如一日一直是负储蓄部门；美国政府的负储蓄主要又是来源于其军费、社会保障两大开支过度膨胀且布局不合理，军事开支膨胀失控尤其堪称恶化美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头号“杀手”，进而对美国贸易收支逆差格局定型、不断强化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二、军费开支恶化美国国际收支的机制

在产业和贸易的层次上，军费开支过度膨胀通过以下途径恶化美国国际收支：

平时，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军费开支相对于民用开支不透明、……所有这些特点决定了军事合同利润率通常大大优于民用工业，吸引美国产业界在二战之后数十年里把过多优质资源投向发展军工，民用工业因此相对衰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日益减退，不仅不能继续在海外市场继续攻城略地，就是本土市场，也越来越多地被心无旁骛集中精力发展民用工业的外国企业占据。

一旦爆发较大规模战争，陡然涌现的大量军需（特别是非军火货物）订单更是要有相当一部分流向外国产业界。特别是战场邻近国家和地区，如果恰恰有潜在生产能力，也有强烈的抓住一切机遇谋求发展之心，他们就能抓住这个机遇拿下很大一部分美军“特需”订单，以及美国国民经济“军事化”而腾出来的民品生产、供应市场空间。

回顾历史，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到冷战后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在二战之后参加的历次大规模战争都对其国际收支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影响，也有力地推动了后来被美国视为制造业竞争对手的经济体工业、出口增长：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7月，中朝方面与美方签署《朝鲜停战协定》。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的1948、1949年，美国货物贸易顺差分别为45.72亿美元和45.07亿美元；朝鲜战争爆发当年（1950年），美国货物贸易顺差急剧萎缩至3.62亿美元，1951—1953年分别为20.45亿美元、14.96亿美元和4.16亿美元，朝鲜停战翌年便回升至17.14亿美元。正是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景气”，一举把日本拉出了战后萧条的泥坑，为这个后来数十年美国制造业的强劲竞争对手奠定了崛起基础。

——1964年，美国炮制“北部湾事件”，制造了全面、大规模直接参与越南战争的借口。

1965年3月，3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岘港登陆，美军直接参战的越南战争全面爆发。当年，美国货物贸易顺差从上年的53.84亿美元大幅度下降至35.11亿美元。

1968年1月，越南人民军发动“春节攻势”；10月，美军宣布停战，从1969年起开始撤出美军，推行战争“越南化”（包括大力武装南越军队）。1969年，美军开始轰炸柬埔寨，越南战争扩大至柬埔寨。战后美国货物贸易收支顺差的常态从1968年开始转折，1968、1969连续两年，美国货物贸易分别逆差12.87亿美元、9.80亿美元。

到1973年签署《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巴黎和平条约》）时，美国货物贸易收支逆差格局已经定型。从那时直至现在，仅越南人民军攻克西贡的1975年一年，美国出现过29.75亿美元顺差，其余所有年份均为逆差。

相应地，在越南战争期间，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东亚四小龙”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在工业化进程中彻底脱胎换骨跃居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2001年10月，美军大举出兵阿富汗，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报复911恐怖袭击；2003年3月，以美英为主的多国部队出兵伊拉克；美国由此全面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2011年12月，美军大规模成建制作战部队全部撤离伊拉克；在阿富汗战场上，美军依然保持着可观的兵力。也正是在这两场战争期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规模接连上了几个台阶：

阿富汗战争爆发翌年（2002年），美国年度货物贸易逆差首次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达到5071亿美元，比上一年猛增571亿美元。

伊拉克战争爆发翌年（2004年），美国年度货物贸易逆差从上年的5783亿美元猛增至7108亿美元，首次突破7000亿美元大关。

2005年，美国年度货物贸易逆差首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达到8316亿美元。

……

（驻阿富汗美军营地的“中国制造”）

可以肯定，如果美国不彻底反省过度卷入海外政治军事事务的失误，不大幅度削减已经过度膨胀的天文数字军费，要想有效压缩贸易逆差，注定是缘木求鱼。

三、美国难以走出“高军费陷阱”

国防费用与安全、社会与消费者需求、增长的投资三者竞相争夺一国拥有的资源，国家、特别是大国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一国能否协调上述三者，使之形成比较协调的比例与关系，而美国的国防费用显然是严重过头了。

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以内，美国确实能够通过军事力量维持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藉此源源不断取得外部融资为其消费、投资“埋单”，但这种操作最终必将面临“特里芬两难”的约束，导致美元信用难乎为继。

美国精英阶层中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人意识到高军费造就的庞大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就会力图绑架美国政策使之长期为自己服务。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或许是因为对美国损耗巨大的朝鲜战争使他得以凭借“结束朝鲜战争”承诺而入主白宫的经历，昔日的二战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意识到当时刚刚初步成型的“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国家的潜在危害。在1961年的《告别演说》中，艾森豪威尔总统满怀忧虑地告诫：

“我们已被迫创建一个规模宏大的永久性的军事工业，350万男女服务于国防机构，我们每年在军事安全上的开支超过了美国所有公司的纯收入。我们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有意无意所形成的不正当的影响力，而且这不当的权力配置的灾难可能会持续下去。”

1987年，保罗·肯尼迪所著《大国的兴衰》一经面世，顿时在美国洛阳纸贵，背景也是“里根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扩军，美国国内当时正在热烈讨论里根８年执政得失，而日本、联邦德国当时经济实力成长相当迅猛，令许多美国人感到美国的经济优势地位有动摇、甚至不保之虞。

即使高度推崇里根的特朗普本人，对此问题也是一清二楚。自从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起，特朗普就高举“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这面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孤立主义运动的旗号，不断抨击其前任们轻举妄动，没有必要地干预外部事务、卷入在国外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耗竭美国资源，主张集中资源聚焦国内经济建设，固本培元。

如在2016年4月27日他第一场面对共和党精英系统陈述其外交政策理念的演讲中，他一再强调：

“这些外交政策灾难接踵而至，……这一切都始于一个危险的想法：我们可以让那些没有经验或者没有兴趣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国家成为西方民主国家。”

“……与其他总统候选人不一样的是，战争和入侵将不会是我的首个本能。没有外交手段就没有外交政策。一个超级大国明白小心谨慎和克制才是力量的真正标记。尽管从未在政府任职，我曾完全反对伊拉克战争，我对非常自豪，我多年前就一直在讲，伊拉克战争将会使中东地区出现乱局，不幸的是，我是正确的。”

在2017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讲中，他声明：

“我们会同世界其他国家和睦修好。但是基于以下共识：所有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利益为先。我们不寻求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更期望它能自己发光发亮成为榜样。所有愿意效仿我们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光亮。”

再如在2017年8月公布的阿富汗及南亚新战略中，特朗普一再强调在阿富汗等国行动目标是打击恐怖分子而不是建设外国国家。（We are not nation-building again.  Weare killing terrorists.）

再如2017年12月发布的特朗普政府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定义的四项至关重要的美国国家利益：

保护美国人民、国土安全和美国的生活方式；

促进美国的繁荣，首次提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

用军事力量维护和平；

战略是为了推进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首先要在国内创造财富和保障权益。

……

同时，特朗普还不断向盟国、特别是西方盟国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军费开支，更多地分担美国军费支出。在执政第一年的财政预算方案中，特朗普大幅度削减了对外部门的预算额度，削减幅度动辄高达两位数。

应该说，上述所有这些主张都体现了特朗普减少在海外军事干预中耗竭美国资源的初衷、理念，倘若能够切实全面落实，必定有助于削减美国贸易逆差；问题是他同时又主张大规模更新美军装备，提高军费开支，无论他这样做是发自内心的主张还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权位，结果都不能不抵销他上述战略收缩、固本培元理念主张的效果了。

预计2018年全年全球国防费用将增长3.3%，达到1.67万亿美元的冷战后最高峰，其中美国一家军费开支就独占40%之多，[①]而2017年美国实际GDP仅占全球15.40%；[②]这样的格局，无论特朗普如何逼迫盟国提高防务开支贡献，能够持久吗？有如此巨大的、消耗性的防务开支，对美国财政收支、国民储蓄、进而对其贸易收支影响，可想而知。

四、高军费陷阱、史诗级贸易战、中期选举放大美国经济萧条风险

对美国经济宏观稳定性和长期可持续性更糟糕的是，今年美国不仅挑起了对华史诗级贸易战，而且对全世界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发动了规模相当可观的贸易争端，日本、欧盟、俄罗斯、印度、加拿大、拉美、……无一幸免，就连仅有2.6万平方公里国土的非洲小国卢旺达，也未能躲过特朗普政府重审普惠制的压力。更有甚者，美国国内极端势力还力图推动对华贸易战向新冷战方向发展。从中国国庆长假期间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演讲，到近日彭斯再度发表的恐吓性演讲，给全球各地的市场投下了深重的阴影。……这些举措不仅直接加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而且还将推动美国外交、军事开支进一步上升。

同时，近年美国国内党争日益突破底线，中期选举的结果是美国民主党控制了国会众议院多数议席，预计把持预算审批大权的众议院将不断挑剔、狙击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建设计划；预期中的2019—2020年经济金融危机倘若爆发，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必定还会竭力掣肘特朗普政府届时的反危机举措，但对军事开支项目还是会继续开绿灯放行；……有鉴于此，我们对越来越浓重的美国萧条、危机阴影还是要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

（本文国际贸易数据除特别注明来源者外，均引自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①]何雷：《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正能量》，《参考消息》，2018年6月25日，第11版。

[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