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与“国体”（一）_风闻

      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这一场旨在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的近代化运动却以“王政复古”拉开了帷幕，最初的日本倒幕派通过军事斗争打垮了江户幕府，然而他们首先确立的国家体制既不是人民主权的共和政体，也不是议会主权的代议制政体，而是遵循日本所谓的政治传统，将天皇重新扶上绝对君权的大位。虽然此后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让日本的天皇与国家走向了君主立宪的道路，以便跟上欧西君主国的潮流，但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核上，日本独特的天皇制度却让日本人在国家根本性质的问题上煞费苦心，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里，日本的一大国家政治实践，便是要在“国体”的问题上走出一条日本特色之路，至少要在天皇制度的问题上做出定论，无论是泛左翼的宪政民主与自由主义，还是右翼的忠君爱国与“神州不灭”，都是回答此问题的答案之一。

      关于这两种答案的角逐，历史已经给出了一个现实的结论，楼主无意着墨。但是在“日本特色”的尝试道路上，日本人倒是有两大关于天皇法统与国家主权问题的发明，一个是江户时代形成的日本国学思想，或曰国粹主义；一个是明治以来逐渐形成的天皇机关说。虽然究其细节，两种理论都有照猫画虎的嫌疑，但秉着兼容并包的态度，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两样东西是日本人结合本国具体政治实践对理论原型的再创造。从思想脉络来看，前者构成了日本民族主义的精神内核，也就是日本保守派与右翼的思想来源，如今随着中国人的日本观察逐步深入，这一思想的轮廓也日益清晰，无论是对日本一系列反华举动的批判，还是所谓“精日”，或曰日本主义，对日本神话的建构，都是此一思潮的延伸应用。而以天皇机关说为代表的战前日式立宪自由主义理论，即便在日本，如今也是闻者寥寥。然而就是这堆牗下故纸，确实日本自明治以来，左翼民权运动的思想源泉，除此之外，它还能给予我们平行历史想象的素材，在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日本国家存在方式的可能。

维新前夜 | 国学派与福泽谕吉

步入正题前，我们还是简要回溯一下江户时代日本民族主义的起源，一来可以唤醒后边故事的时代背景，二来，更为重要，是要提供一个可资对比的参照。谈起这个话题，我们又得从万元大钞讲起。目前这一版印有福泽谕吉像的一万元纸币始于1984年，前后共有两版，而之前的万元大钞则是1958年印有圣德太子的版本。从纸币人物的设计上，我们就能依稀感受到日本政府希望将革新与进步的精神凝结在国家符号上，这不失为激励人民的手段。但玄机也在于此，日本官方将福泽谕吉视为国家进步的思想先驱，并以其思想代表整个明治维新的时代思潮，这种历史叙事结构真的恰当吗？

在二战后，痛定思痛的日本人进行过一系列反思，在政治思想史的问题上，日本战后的学界巨擘丸山真男都十分细致地考察了日本从江户时代到近代的思想嬗变，至少在他看来，福泽谕吉可能恰恰将日本带入到战争悲剧的思想根源。福泽谕吉是个兰学家，也就是研究西洋问题的学者，在他那个年代，兰学家是日本最先开眼看世界的一群人，不过福泽谕吉在成为兰学家之前，有着很好的旧学素养，包括汉学与日本国学。翻开他的《脱亚论》与《文明论之概略》，除了能看出他要求日本脱亚入欧与文明开化的主张外，还能看出他对东亚邻国的鄙夷。在《脱亚论》中，福泽谕吉用了一个词：惑溺（这个词源自《世说新语》）来形容中国和朝鲜半岛对日本的影响，至少就福泽谕吉来看，这种影响几无积极意义，还是日本追求进步的拖累，而在《文明论之概略》中，福泽谕吉直接将中国和朝鲜扔进落后野蛮的文明等级，日本则居于其上，西方世界又居于日本之上，只有不开化的非洲土人才在中国朝鲜之下。

这不全是福泽谕吉的历史发明学，而是观念混合的产物，一半来自于西方世界的工业文明，另一半则脱胎于诞生自日本本土的国学思想，后者通过贬损中华文明来彰显日本的神圣。国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江户时代的思想家本居宣长。

      不过，追溯江户时代日本国学派思想的进化历程，就不得不提到催发这个过程的始作俑者朱舜水。在本居萱长以完整地政治哲学方式阐述国学思想之前，国学这个词还仅是指代俳句这些基于日本原创语言文字的文艺之学，还上升不到纲常人伦与治国理政这些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正是朱舜水在日本搞以夷变夏，将儒学系统引入日本后，诱发了日本本土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当时日本人乐得接受儒学观念，主要还是因为战国时代结束，江户日本的社会环境趋于问题，而德川幕府则急于将国家从杀伐习气中解脱出来，建立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一方面，武士卸甲之后移居城镇，逐渐官僚化，另一方面，幕府又需要一套纲常礼教约束社会，儒家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恰好满足了幕府的现实需求，进而也有了朱舜水讲学以至日本儒学兴起的历史。

      不过面对儒学这个庞杂的体系，日本人也是从全盘接受到批判发展，再到全部抛弃，这其中朱熹理学和阳明心学中那些形而上思想给了日本人充分发挥脑洞的空间。期间，水户藩主德川光圀曾在朱舜水的帮助下，编修《大日本史》，以正国统，而水户藩当地儒士则发展出了水户学派，宣扬大义名分、敬天爱人、尊王攘夷等思想，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幕末志士多深受水户学影响，这套理念也成了明治维新的源动力。除了水户学，日本还有荻生徂徕与山崎暗斋这样本土化儒学思想家，一方面回归儒家原始典籍结构理学与心学，另一方面又将儒学融入日本神道，解释神道思想。在儒学的发展迁延中，日本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由于大义名分和华夷之辨这些思想，日本人也逐渐衍生出类似于中国的“华夷思想”，以日本为“神州”，尊奉天皇大统，逐渐脱离华夏中心的观念，形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国家意识形态。

▼ 本居宣长 ▼

      而到了本居宣长的国学派思想中，儒家的外壳被彻底抛弃，儒家的价值观被视为神道内生之产物，儒学不过是辅助日本人认识这些产物的手段，日本作为“神国”，受到天照大神的启示，文明内核中就包含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而中国朝鲜并未受到天照大神的恩泽，只能靠着儒家思想这种外在约束，一旦礼崩乐坏，人心就会堕落腐化。同时中华文明对日本的影响也是对纯正大和心灵的腐蚀，中华文明来袭之前的上古时代才是代表纯粹大和心灵的黄金时代。尊皇思想和华夷之辨到了国学派这里更是演变成了天皇神统、万世一系的神话，天皇变成了天照大神的后裔，日本人变成了神族，天照大神子民建立的日本国也成了天下中心，八纮一宇之类的观念源于此处。由此可见，福泽谕吉的历史发明学有其国学派思想渊源，谓其造就了近代日本极端民族主义与荒谬的世界观想象也不为过。

      从儒学到国学的思想发展是日本人初次大规模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尝试，这预示着日本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分道扬镳，天皇神统自立门户，不再奉中原皇权为正朔，天皇正好位于这套神道法统观念的中心枢纽位置，进而也就变成了日本不可或缺的法统来源。这种意识形态对明治维新的一大影响，莫过于“王政复古”，维新派推翻了专制幕府，却建立起了更加专制的天皇权威，这种国学派思想的内在影响，至少在他们的逻辑中，近代化的前提不是彻底的社会变革，而是回到日本国家政治的正轨上，也就是所谓“复古”，不过恐怕他们理解的“古”，并非历史上真正存在政治传统，而是江户时代大规模国家意识形态构建中形成的历史神话，换言之，我们今天从日本了解到的关于近代日本天皇传承大统的描述，可能都是明治维新后的人造产物。

     不过在近代化浪潮面前，还有个更棘手的问题，这套基于中古时代神权政治模式的天皇制度如何才能与近代国家规范相适应，而且日本的国家主权、人民权利、天皇权威又如何能有机结合并行不悖。这也就引出了后面的故事。

国家学肇基 | 加藤弘之

江户末期至明治早年，日本的政治思想领域呈现出汉学派、国学派和洋学派三足鼎立的趋势。虽然表面上看三方主张殊异，思想渊源不同，但相互之间关联颇深。明治维新在走上西化道路之后，维新政府便以洋学派为思想基础，构建日本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就是帝国大学体系，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日本一流国立大学即脱胎于这一教育革新。虽然这一过程中汉学派与国学派逐渐式微乃至消亡，但国学派那一套天皇神统的观念对明治维新的影响力极大，在对本国法统和国脉的解释上，直到战前，日本一直延续着天皇神话。国学派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一样，古代典籍里写什么他们信什么，哪怕记载多么荒诞不经，一样深以为然，把神话传说当成信史来研究。

但在另一方面，向西看的日本又急需源自欧洲的现代知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尽快建立起一个近代化国家是当务之急。今天人们回顾日本的西学道路，会条件反射一样地想到福泽谕吉，在明治维新开启前的1866年，福泽谕吉写出了《西洋事情》，一本类似于《海国图志》的书，详细介绍欧洲各国历史、政治、地理、军事、风俗等情况，可能不少人以为福泽谕吉是第一个向国内系统介绍西方世界的日本人，但在《西洋事情》成书的五年前，一本详细介绍西方政治制度的著书就已问世，此书名曰《邻草》，作者叫加藤弘之，他写作《邻草》时刚26岁，据他自述，写作此书的初心在于呼吁政治改革，建立能够防止政府擅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多少人了解宪法为何物，国家仍处于封建制度下，萌生这种思虑可以说十分超前了。后来加藤弘之成为了东大校长和帝国大学总长，而他还有一个巨大的贡献，他从德国舶来了当时德国流行的国家学与国法学，奠定了东京帝国大学，乃至日本的国家学研究基础。

▼ 加藤弘之 ▼

       Allgemeine Staatslehre、Staatsrechtslehre, 普通国家学、国法学，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两门学科可能极为陌生，两者是纯正德语文化圈血统的政治哲学体系，中国在近代化历程中，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德国主流政治思想对中国影响甚微，这倒不是说清政府不想兼采德国之长，只能怪满人子弟不学无术，出国考察仅得皮毛。而在日本，加藤弘之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写作《邻草》的时候，加藤弘之供职于藩书调所，负责文献翻译。这是幕府末年的一个西学机构，在这里加藤接触到大量西方书籍。就在加藤弘之进入藩书调所不久，日本与普鲁士建交，作为国礼普鲁士送给日本一台电信设备，加藤受命找德国公使学习设备的使用。不过学机器操作得会德语才行，当时日本无一人通德文，加藤决定先行学习德语与荷兰语。借着学习电信设备的契机，加藤通过勤学苦练，不到一年便能流畅阅读德语书籍。凭借优秀的语言能力，加藤开始翻译德文书，先后引进了瑞士德语裔法学家Johann Kaspar Bluntschli的著作《Allgemeine Staatsrecht》与德国自由主义政治学者Karl Biedermann的著作《Die Repräsentativ - Verfassungen Mit Volkswahlen:Dargeswtellt Und Geschichtlich Entwickelt in Zusammenhang Mit Den PolitischenUnd Socialen Zustände Der Volke》译成日语，分别定名为《国法泛论》和《各国立宪政体起立史》，将德国国家学引入日本。宪政思想充分影响了加藤日后关于日本政治改革的主张。除了翻译，加藤还自己用德文写成《强者权利之竞争》一书，由柏林的出版社刊行。

▼ Johann Kaspar Bluntschli ▼

▼ Karl Biedermann ▼

      加藤的西学进击之路本来起始于西洋兵法，而习得德文之后，开始转向法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等领域，与福泽谕吉一样，加藤凭借自己在西学上的建树而进入幕末明初启蒙思想家的行列。后来的加藤自然作为建国元勋获得贵族身份。不过相形于仕途，加藤更关心的是明治国家的构成问题，他翻译《国法泛论》等书的初衷也是为了探索如何在法理框架内构建一个国家。盛行于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涉及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财政学等，德国学者试图构建出一套关于现代国家建构的普遍规律，以便为国家建设实践服务。从根本目的上讲，德国国家学与现在所谓“中国模式”有点异曲同工的意味，即如何从无到有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日本学者引进德国国家学也是抱着一样的目的。加藤可谓日本这个领域的开山鼻祖。

      明治时代，新思想和新知识的传播不仅是学术圈的潮流，整个社会都如饥似渴地学习关于国家和世界的知识。许多有钱人和贵族纷纷花重金聘请各种私人家庭教师，为自己讲学布道，一时间出身于不同学派、有着不同知识体系的各色学者频繁往来于宅院府邸，向学之风蔚然，百家学说争鸣。加藤也是此类家庭教师中的一大明星，而他服务的家庭，不是别人，正是日本皇室。刚开始，明治天皇每天早晨都要听加藤加课，后来改为每周2到3次，皇后则每周1到2次，加藤为天皇讲解欧洲各国的政体、制度和历史等，为皇后讲解历史和风俗等。天皇家尚且如此，王公贵族、财阀巨贾自然不在话下，像加藤这样的东大教授级别的家庭教师可谓凤毛麟角，故而广受追捧。

▼ 《国法泛论》译者名前还加注了加藤弘之当时的官阶品序，从五位同从五品 ▼

      加藤将他翻译的《国法泛论》作为课程讲义，用德国国家学给日本全社会启蒙，德国学在日本的影响力急遽扩大。明治伊始，不仅天皇不懂现代国家运作方式，当时日本的国家精英和政治领袖们一样十分茫然，各项现代国家规范亟待完备，国不可一日无方圆，需求紧迫，加藤便在这种情形下临危受命，研究新国家的立国基础。明治三年，天皇下令召开国法御会议，集一众大臣参议共商国是，加藤身份虽低，却被任命为专门委员，毕竟在国家政体的相关研究中，无人比加藤更专业。明治日本走上君主立宪之路加藤的努力功不可没。不过加藤本身的政治主张要比日本历史呈现的国家道路激进（进步）得多，在日本政体，尤其是天皇制度的问题，加藤开拓出的立宪自由主义主张却遭遇了官方的封杀。

野鄙陋劣 | 开化文明

从《邻草》一书开始，加藤弘之有系统地阐述和完善其宪政主张，呼吁日本进行政治改革，制定宪法，保障民权，走上立宪法治道路，以防止专制制度的出现。放在今天的日本，这些主张可能只是一般常识，但是在明治时代，这些主张会与王政复古后的天皇制度发生直接冲突。

明治元年，加藤弘之写成《立宪政体略》，明治三年，加藤弘之又著有《真政大意》，两书都紧密围绕日本的政体论，主张建立立宪政体。明治七年，又有《国体新论》一书问世，三书构成了加藤弘之关于日本政体问题的基本观点。

以欧西各国为参照，加藤弘之将各国政体粗略分为两类，一为君制，一为民制，君制可细分为君主专制、君主专治、上下统治，君主专制下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的绝对大权，只按自己的意志统治国家；君主专治下，虽然君主一样握有绝对权力，臣民无权参政，但君主受到习惯法节制，君权受到一定限制；上下统治则是君主与臣民共同治国，主君虽在民上，但受国法与议会的限制。民制则划为显贵政治（贵族制）与万民共治（共和制），万民共治的典型就是美国。与当时的时代风潮一样，加藤将这几种政体按照文明程度划分等级，他认为君主专制、君主专治、贵族制这样的政体都是尚未开化国家的政体，为蛮夷所用，是野蛮落后的，而文明的政体，应该制定“公明正大、确然不拔”的国宪，谋求稳定的社会秩序，亦即立宪政体，只有上下同治（即君主立宪制）与万民共治（共和制）符合文明政体的标准。这是当时进步主义思潮在加藤弘之政体论中的体现，就像清末维新派以进化论类比政体改革一样。不过加藤弘之没有进一步比较共和制与君主立宪制的优劣，只是提到共和制的缺点在于国家容易分裂和混乱，因而需要国民在政治上高度成熟，政治不成熟的国家不宜采用共和制。不过最重要的是，要制宪法，开国会，还权于民，国是付诸公断，政治归于公正，上下通达，有条不紊，便可防止昏君误国，乱臣当道。

▼ 《真政大意》中关于臣民权利义务的论述 ▼

      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观察加藤的政治主张，可以说加藤的主张更为理性和合理，在天皇神统观念四处蔓延的时代，反复强调君权专制之害，将君主专制视为野鄙陋劣之政，强调立宪政治与保障民权对国家长远发展的益处，并将文明开化落实到政治上的公平公正与社会的稳定有序，加藤的国体论真正切中了近代日本在国家政治上的痛点，后来日本走向战争与毁灭，某种程度上也作证了日本国家政治中路线之争的不同结局。

      加藤的这些书一经问世，受到了许多政治青年的追捧，将其作为日本摆脱封建时代专制政治，走向近代立宪政治的启蒙学说。并且《真政大意》中，加藤对民权和法治的论述也成为后来左翼民权运动的思想源泉。书中加藤弘之还提到了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运动，在这些问题上，加藤弘之与福泽谕吉展开了长期论战，在加藤弘之看来，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应该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民权是对立宪君权和国家政治稳定的有力补充，而非君权的威胁。虽然他的这种认知从两种意识形态的关系和实践上讲并不科学，但联想到二战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100多年前加藤弘之的洞察力也是相当可以了。不过有着大智慧的人往往在日本政坛中说了不算。

▼ 明治早期太政官制的频繁变化图 ▼

      日本宪政体制的确立是在明治政府建立后。明治新政府最初的体制是在王政复古的号令下恢复的太政官制，这是史籍中记载的古代王朝的政体，与其说是维新，倒不如说是复古。但是太政官制毕竟太过久远，具体怎么设置也是模棱两可，以至于明治新政府的组织架构在一段时间内朝令夕改，最初设为总裁、议定、参与三职制，后变为三职八局制，又变为七官制，明治二年变为二官六省制，明治四年又变为太政官、三院、八省制。这种政治体制与古代中国中央集权下的官僚体制类似，天皇握有绝对大权，还谈不上政治现代化。就这样折腾到明治十八年（1885年），日本终于沿着君主立宪的道路迈出一步，废止太政官制，创立内阁制度，明治廿二年（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在19世纪末叶赶上了欧洲的潮流。从王政复古到宪法颁布这二十一年中，藩阀官僚、民权运动人士、主张天皇亲政的旧体制派在混乱的政治中反复角逐，君主立宪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只不过君主立宪政治的主张在这个角逐中获得了各方的认可，成为最为合理的路线，这其中加藤弘之的奔走与讲学起到了关键作用。

▼ 《大日本帝国宪法》开篇就是“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 ▼

▼ 《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的政体框架，明显的天皇中心结构 ▼

      不过在经过大量的妥协和折中之后，帝国宪法下的立宪政治内容仍旧有限，像天皇万世一系、大权独揽这样的内容也被写进了宪法，而据宪法的制定者之一伊藤博文描述，宪法中关于天皇权威的描述是建立在神话之上的。混合了大量神权政治元素的天皇制度在立宪政体下显得相当突兀，如果认真践行主权在民与立宪政治，那么天皇不仅要是个人，还得受到宪法节制，这与天皇神统自然是相互抵牾的。围绕着天皇的地位与国家政体问题，争论从明治时代一直持续到昭和时代，加藤弘之也不免卷入其中。

▼ 《大日本帝国宪法》与现行日本宪法比较图 ▼

论争的罪与罚 | 批判与封禁

在《真政大意》和《国体新论》中，加藤弘之都谈到了制度与人性及社会风俗的关系，从现在的视角看，这是一种制度决定论，并不全面，但至少能体现出加藤的一个观念，即良政对于培育良俗、开启明智是有重大意义的。不过在具体的政治操作中，加藤却保持着审慎的态度。

明治七年，板垣退助等人向政府提出建议书要求开设会议，不了建议书被加藤驳回，理由是民智未开，为时尚早。在加藤看来，当时民众中无知者太多，如果此时就设立议会，那么诸如废藩置县这样的决策都交付公论，必然会因为幕藩体制支持者的反对而争执不下，如此一来明治维新如何能实现？虽然加藤是个宪政支持者，但是在国家构建这个问题上，他却选择了一个实用主义选择，待国家整合完成方才付诸实施。不过围绕议会问题的论争还是持续了很长时间。

▼ 《国体新论》 ▼

      另一边，加藤弘之与国体问题上的复古主义者间爆发激烈论争，复古主义者对加藤弘之的宪政思想大加批判，《国体新论》一书其实也是加藤弘之对这种国学派思想的回击。王政复古运动本身就裹挟着浓厚的国学派思想，德川幕府的官方意识形态主要基于汉学，也就是中国传来的儒学。但在幕府倒台之后，汉学式微，天皇从京都移驾至东京，原先京都皇学所里的国学派学者纷纷进入新设教育机构，成为教授，尊王攘夷思想、神国论、国体论、天皇亲政论等支撑王政复古运动的意识形态大多源于京都的国学派，而且由于这些人在大学里的活动，国学派思想也逐渐成为其中主流。“国体”一词经常为国学派所用，成为其意识形态的一个咒语一样的符号。但国学派所谓的“国体”并不是指国家体制、国情、国家特色、国家基础这些政治学概念，而是指关于皇道神典的学问，在他们看来，限制君权的立宪制度、不敬天皇为神明的行为都是在否定日本“国体”。

      针对国学派的国体论，加藤弘之在书中极力批判，声称只有不开化的国家才搞君主神权专制这一套，把这个国家变成君主的私有物品，虽然很多人认为国民是君主的仆从，但这种思想是极其错误的，以臣仆之姿悉听君命，还要为此正名，这就是一种野蛮落后的风俗，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仍保留着这样的风俗，就是野蛮落后的国家。并且加藤弘之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国学派，认为国学派搞天皇神统万世一系那一套不仅蒙逼真理，更是奴役人民、善恶不分，认为日本人只要一心甘为臣下侍奉天皇，日本就能卓越于万国，其见地愚不可及，其学说野蛮无知。

      加藤激烈言辞引发了国学派众怒，而更令国学派咬牙切齿的是加藤弘之对天皇的看法。在国学派眼里，天皇不是人，而是神典中记载的天照大神的后裔，是神的子孙，虽然这种荒诞之说毫无根据，他们依旧坚信不疑。但作为立宪主义者，加藤弘之必然不可能接受这种胡说八道，对于天皇，他则援引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话，“不过是国家第一官员”，虽然在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欧洲，这种论调再正常不过，但是在刚刚走上维新道路的日本，加藤的言论让一众复古主义者恼羞成怒，这一说辞，不仅让天皇失掉神的身份，还被拉进了国家公务员行列，国学派直接给加藤扣上了“未曾有的逆贼”的大帽子，还通过政府封禁加藤的书。

▼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也就是腓特烈大帝 ▼

      明治十四年，当时的过度立法机关元老院决议封禁加藤的《真政大意》与《国体新论》，并要将加藤拿来治罪。直到二战结束后，加藤的书才被小黑屋里放出来，得以重建天日。不过加藤弘之在面对舆论和权力的压力时却选择了明哲保身，在封禁决议次年，加藤弘之写下了《人权新说》，在书中他彻底抹去了自己之前的民权思想，将天赋人权斥为妄想。这一变节之举保全了加藤的试图，但是作为学者而言，晚节不保就意味着学术生命彻底结束了。在《人权新说》之后，加藤再未留下什么著书。

       或许站在个人角度而言，我们不能在道德高度上过分要求加藤弘之这样的学者。就在几天前，还有人跟楼主讲了一个国内老教授的故事，老学者之前经常往来日本，曾在日本目睹过左翼学者因为讲了几句中国的好话就被右翼捅死的事情，故而他从来不敢碰政治，还告诫儿女不要和任何台湾人来往。也许上岁数的加藤弘之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锐气，他的退缩保全了个人的命运，但在个人以外，还有历史的洪流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在那个风气尚且自由的变革时代，加藤弘之因一台德国电信设备的契机成为了改造国家的设计师，将所学之精华全部倾注于日本的政治近代化之路，然而强权前的屈服，也让他失掉了继续引领时代、改造国家的资格。也许对他而言，封禁的只是过去和两本书，但对日本而言，失去的是国家的前途和未来，1945年日本战败前，日本人一直经历着从小被皇国神话洗脑的命运，成为天皇的炮灰，流毒广布的天皇神统观念即便到了战后也未消失，依旧搅动着日本政治。看着今天万元大钞上的福泽谕吉，遥想奠定近代日本整体理论基础的加藤弘之和他半途而废的立宪自由主义，不啻为一种讽刺。

      不过，加藤弘之不是唯一一个因反天皇神权主张而遭到打压的人，这样的事情在近代日本并不罕见，只是也有人选择了为己申辩和坚持主张，美浓部达吉教授算是其中一人，他倒是没像加藤弘之那样把天皇视为公务员，只是把天皇比作了一个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