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之辈》成功的真正秘密_风闻

善良的农村女孩肇红霞之所以沦落为“失足妇女”，已经和“反右”、“文革”等毫无关系。

01

　　2018年，中国的电影创作与市场，出现了新变化。

　　虽然第五代领军人物张艺谋继续走自我复制的道路，拍出了《影》，并获得了金马奖，但他的衰朽和苍白已经暴露无遗。

　　继续在银幕或领奖台上展示这种衰朽与苍白，对张艺谋本人来说，已经是一种残忍。

　　80后新锐导演饶晓志拍摄的《无名之辈》，则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02

　　无论饶晓志在主观上是否意识到，《无名之辈》实际上接续了三十年代上海左翼电影的传统，如《马路天使》、《桃李劫》等，尽管在思想性、艺术性上和这些经典相比都还有不小的距离。

　　而《无名之辈》和统治中国影坛数十年的“第五代”电影已迥然不同。

　　“第五代”是通过把现代中国表现成传统的、前现代的、压抑人性的状态，同时否定中国革命也是一种现代性的方式，暗示走西方道路的唯一正确性。但《无名之辈》显然已经没有了这种冲动。

　　《无名之辈》和堪称中国影坛重要山头的“王朔-冯小刚”调侃解构路线也迥然不同。

　　“王朔-冯小刚”电影的特点在于解构一切价值，只承认“市场交换”的价值。凡是“交易”所不能理解的，或者声称不是为了“交易”的，一律都是“装”。

　　而在《无名之辈》中，男女主角所遭遇的各种困境，恰恰是市场逻辑被推进到了极致的结果。

　　马先勇因为凑不出女儿的学费和宿舍费，在老师训斥下的慌乱和卑微，正是教育市场化的逻辑结果。

　　李大头因为拿不出10万元的结婚费用，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孩肇红霞在洗浴中心和各种不同的男人上床。尽管李大头表现得似乎对此不太在乎，但这无非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保护机制。

　　在乎的话，会使自己失去活下去的理由，会自己把自己鄙视得无地自容。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王朔-冯小刚”电影的语境中，人之所以还能“装”，主要是因为还存在一些前社会主义的残余，而在市场逻辑彻底碾压过的地方，人完全没有“装”的空间，自然也没有任何尊严存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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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饶晓志这样的80后电影人，可能已经没有太大兴趣追随50后的张艺谋、60后的冯小刚们继续控诉中国革命。

　　对他们来说，中国革命已经是遥远的创世纪时代的神话。

　　他们也觉得没有必要膜拜西方，因为他们生活在西方被祛魅的年代。

　　饶晓志这样的年轻电影人，可能也未必研究过左翼的理论，未必有意识接续左翼电影的传统，但只要他们尊重生活的真实逻辑，则他们的作品，自然就是左翼的。

　　这些年来，一系列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如《我不是药神》、《缝纫机乐队》、《暴雪将至》等，不约而同地都表现出这种倾向，原因概源于此。

　　比如，善良的农村女孩肇红霞之所以沦落到洗浴中心做“失足妇女”，显然已经和“反右”、“文革”等毫无关系，而是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的破产有关。

　　这当然也是一种深重的、现在还在流淌着殷红鲜血的“伤痕”，但这是新自由主义逻辑和市场逻辑留下的伤痕，不是“文革”造成的伤痕。

　　无疑，由于这类电影的倾向还是处于某种自发的状态，所以也还谈不上找到正确道路的问题，在批判锋芒和指向上也远不如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

04

　　他们控诉了压迫和奴役，但是怎么办呢?

　　《缝纫机乐队》寄希望于大资本的善良与高抬贵手。正是因为大资本的天良未泯，《缝纫机乐队》才有了一个“光明的尾巴”。

　　《无名之辈》则诉诸于中产阶级的同情心和优越感，希望他们能够站出来一起来修复这个有点残酷的社会。

　　胡广生和李大头这两个“憨皮”贼的形象，最符合中产阶级的口味：

　　他们笨手笨脚，心存善念，既不可能造成重大损失，也不可能制造流血事件。他们是最合适的强盗，不会让脆弱的中产阶级感到是一种威胁，或者感到不安全。

　　在马嘉旗家里，李大头非常外行地给胡广生腿上的伤口上药，胡广生痛得在地上打滚。虽然观众都猜到了结果，但影院里还是不断发出爆笑。

　　他们的笨手笨脚，包括无知与外行，满足了中产阶级(或自我想象的中产阶级)的优越感;他们的头脑简单、善良淳朴以及他们的困境，唤起了中产阶级的同情心——对这两点的准确把握，是《无名之辈》取得市场成功的真正秘密。

05

　　据报道，截止到11月25日晚上10点，《无名之辈》的票房已经达到3.44亿元，而《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的票房是3.62亿，也就是说一部国产小成本电影，票房即将赶超此前被看好的好莱坞大片!

　　由于《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等的成功，可以预期的是，今后会出现越来多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这意味着中国文艺开始“正常”了——当然这一趋势还处于最初阶段，并且有可能被逆转——但如果能够延续下去的话，中国文艺将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改善的力量，而不再继续是加速社会的堕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