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 | 费孝通思想研究：作为一种纪念的理由_风闻

赵旭东 |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期推出纪念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

费孝通先生

费孝通的晚年，其亲身经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他由此而贡献了自己对于改革开放成果的种种认识，这些认识即便是在今天依旧没有过时，至少我们今天已经有很多的人在谈论文化自觉，在谈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提出无疑也是跟这种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及其发展的成就无法真正地分割开来。

最近，作为学生一辈的我们，一直在酝酿着今后将以怎样的一种方式来对费孝通先生一生的学术思想进行一种纪念和传承。在2016年的秋天，也就是费孝通冥诞日的那一天，我们首开“费孝通思想研究讲坛”，以那一年的主题“江村八十年”纪念为契机，开始了对于“费孝通思想”进行研究的新主题，实际上这也是通过去研究一个人而去研究一个时代，而费孝通思想产生、发展和成熟的每一个阶段，又都必然跟中国在世界之中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理解了作为一个时代的费孝通思想，一定意义上也便是理解了作为一个时代的中国。

费孝通思想研究

人类学从来都不是一个束之高阁的学问，它通过田野工作而与真实的社会打交道，直面现实存在本身。今天面对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人类学似乎更应该走进社会之中，走进各个不同的领域之中去，应该把我们的声音、意见以及文化智慧，能够让更多人听到，即费孝通所谓的“从实求知”，所谓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因此我们所书写的民族志作品应该就像费孝通先生的文章一样，不单单是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民族学的专业人士可以去看，其他很多学科的人，包括法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都会从费孝通的文字中获得某种的教益，这可能是我们人类学应该去秉持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学术研究从来都是一种公器，不存在谁占有它或不占有它的问题。在学术的求知上应该是彼此开放的，费孝通自己是这样去做的，我们作为学生辈的自然也应该效仿和追求，后边我也会再讲一下我们在这里纪念费先生的原由。

1946年费孝通先生重访英伦，返国时途经新加坡

首先，任何的思想研究，都应该是在一种持续的彼此讨论、争鸣以及薪火相传的接续当中发生的，这同时也可能是传播费孝通思想以及跟中国当下发展道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主题，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这些费孝通之后的研究者更应该会从这方面入手，真正去研究费孝通自己是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来思考一些现实中国和世界中国的问题的。

很显然，在中国改革开放经历过四十年的新时代里，我们仍旧还需要去纪念费孝通先生。

“仍旧”这个词汇的含义就是，今天的大家，在很多中国乃至世界问题的讨论上都还是绕不开费孝通的讨论和概念来谈。因此，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存在，就像是一个有灵魂的事物附着在我们的身体上一样，发挥着一种魔力般的支配力。研究过华北平原看香仪式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附体的体验，附体的人会老觉着自己迫不得已，必须要有一件事情去做，比如必须要去书写，否则附体的事物就下不去身，如果不写点什么，便会觉得有一种极为不舒服的感觉，如果迷信一点来说就是，也许是费先生的灵魂附体到了对于费孝通思想感兴趣的人的身上，因此才促使大家写下了这么多的研究性的文字。

我们显然不能从一些只言片语，或者是某一个侧面去推论整体，如果研究费孝通思想，那应该是先读过他的所有文字之后，再反过来去专门看他的那些偶然信手写就的一篇手稿、书信的存在价值，对于这一点，也许以后可以再做一种更为深入的探讨。

我们很多的人，作为费孝通先生的学生，应该怎么样去回答这些问题，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把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来进行一种不断的纪念，那缘由就是似乎我们到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不解以及很多的思考，都希望能够从费孝通这里出发来去寻找一种解答，也就是从这里去找寻到一些根源、线索，获得一些对于我们的研究和生活都会有助益的想法上的种种启发。

纪念费孝通的充足理由

在这方面，如果研究费孝通的思想，我认为至少应该有下面的五点内容可以成为我们仍旧需要去纪念费孝通的充足理由。

其中第一个便是从中国语境中师生教育的传统上而言的“执弟子之礼”。第二点便是我们的遗忘似乎并没有那么得快速，我们对费先生的情感不仅是“逝者如斯”，而且更为重要的还是“逝者难如斯”。第三点是费孝通面对中国发展语境所提出来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这使得我们有可能真正突破西方人类学传统中跟一种殖民心态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真正实现一种有着文化主体性的且有助于当地人自身发展的中国人类学。第四点便是对一个时代的纪念，即是对由中国改革开放所开启出来的中国新时代的一种纪念和展望，而费孝通本人无疑是这个过程的积极参与者和思想上的引领者。最后一点则是，我们需要去直面一种全球化文化转型的到来，在费孝通晚年所提出来的文化自觉的观念，无形之中启发了在一个多样性的文化世界中如何既要有一种自我的文化主体性价值的追求，同时又要有对于他者文化存在的“美人之美”的包容、理解和欣赏。

首先来看所谓的“执弟子之礼”，其含义是说，我们从费孝通那一代的人以及他们上一代人之间的师生关系互动传承模式中看到了中国学术传统形成的一种特别方式，这种方式和西方的传承模式不太一样。在我们的学术传承之中，根底里边是有一种“私学”或者是“家学”的传承关系，所以，追溯历史会发现，在吴文藻和他的学生费孝通以及林耀华之间，或者与其他的学生之间，情形都会大体相似，这种师生关系全部都会转化为一种家人的关系。

在这方面，如果我们有兴趣专门去研究中国私学成长的历史，会特别注意到比费孝通可能还要早一辈的人所受教育的那种私学的私塾传统，在这方面可以将现代文学家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看成是这种江南私塾传统的一种最为典范性的描记。而如果有机会再往前去追溯的话，中国最早可能是没有什么所谓私学的传统的，春秋以前都属于是“学在官府”，没什么可能会使得一种官学流入民间的情形发生，因此，老子、孔子之前都属于是官学，之后才渐渐有了流落到了老百姓那里，或者是普通的士大夫阶层的私人学问的出现。所以中国的真正的私学学术传统，后来也就逐渐就演变为一种有点像大家所熟知的师傅带徒弟的那种形式，结果便是弟子有机会拜师，然后登堂入室，师傅则手把手的来教，由此才可以实现一种学问、记忆和知识的私密性传授。

我们中国人，在师生关系上，即便现在的头脑中似乎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虽然现在的公立教育的逻辑离这个概念已经是很遥远了，但实际上文化的发展总是会滞后于社会观念的变革的，因此在人们心目中，对待老师的观念还是有这样的一种有似家庭父子间关系的观念存在，这里当然并不是说谁要去当谁的父亲那样的一种庸俗理解，而是转而以一种尊敬知识和智慧的姿态来尊敬握有知识和智慧的人或长辈而已。但是应该清楚，若要向西方世界去翻译“老师”这个概念为“父亲”，那便是很难翻过去的，西方人根本无法理解这一层的关系的含义，在这种中国准家庭化的师徒关系的传统里，实际上养成了一种对于前辈学者和有成就人的尊敬，希望从他们那里能够有所知识上的收获，同时也能够促使学生认真的学习和延续一种由前辈学者所开辟出来的深厚的学术传统。

但是，在后来的一种所谓公学开始逐渐成长并占据社会支配地位以后，这种私学的师傅带徒弟的传统也便处在一种衰落或没落之中了，所以经历那么一个时代的转换之后，权威的概念丧失了，最后甚至变成越是自己老师的东西越不去看了，我觉得可能未来的学生更会是这样的，因为一个学生他所将要面对的各家观点很多，加之一种全球性的知识信息的大爆炸，学生选择知识尚且来不及，又何谈一种尊重以及精细地研读一家之说。

费孝通先生写给弟子沈关宝的信

与此同时，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也逐渐演变成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形成了一种师生之间的制度化的对立，而不是教学相长的教与学一体化的学术传统的自然成长。因此可以说，学问上有公与私这样的一种关系的分别，乃是对于一种所谓拟家人关系的师生传承的关系否定，但这种原有学术传递上的私学传统，恰恰在一定意义上又延续了学术的血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从一种“执弟子之礼”的意义高度上应该去认真仔细地去研究费孝通作为思考者所留存给我们的丰富遗产，从一种师生关系的知识传递上去理解费孝通那一辈人的做学问的姿态。在这方面，费孝通所遗存下来的那些文字，都可能成为我们“执弟子之礼”的一种学习的起点。

关于第二点，我曾经写过一篇纪念费孝通先生的文章，题目就叫“逝者难如斯”，这是借用费孝通的一本文集《逝者如斯》的题目而提出来的，在这一点上，费孝通自己则是借用了孔夫子对于人生苦短的慨叹而从另外一种语境上去谈论人的存在的稍纵即逝的过往。确实，有很多人过去就过去了，不留一些名声，所以小时候有人就告诉我们说，人死也就过去了，不要再想再提了，一想到或者一提到死者，他便可能就会灵魂附体。但是，对于费孝通的思想和精神，特别是一些他所专门提出来的观念，即便到今天，我们依旧是难于真正忘怀的。

在这方面，我认为费孝通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学术特征就是创造和给予了我们很多社会文化方面的概念，但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概念却不是这样的，是存在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概念和现实之间的一种脱节，在这一点上，费孝通自己的研究所提供给我们的概念，它们跟现实之间是存在有一种意义上的对应性的，比如差序格局、乡土中国、多元一体，还有文化自觉之类的概念，实际上都是他年复一年的研究中面对现实思考而现实并提升出来的学术观念，但是，我们当下的世界里有很多的概念往往都是飘在空中的，没有办法真正落地的，也没法扎根到一种现实社会之中去，当然，这一点也跟现代世界的急剧变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概念和现实之间的所谓能指和所指的对应是否能够真正的保持一致，这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的时代肯定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到了后结构主义的时代，这种概念和现实的对应性的一致性的保持在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比如网络上一个人所表达出来的一种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蓝瘦，香菇”（难受，想哭）的声音，因为是不同于普通话的一种地方性的方言发音，网络大众便觉得很有趣味，结果换来了一种极大的关注量，但是，“蓝瘦，香菇”这个汉文书写，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之中又是用来指代什么呢？显然没有，大家都是在文字符号的并非能指和所知的对应性表达中发生着一种碰撞，因此反过来，真是的现实存在对很多人而言就变得越来越发没有意义可言了。

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能够回到费孝通所讨论过的那些概念中去，就会让我们有一种扎根感，即让我们回到了现实社会的根里面去，在这方面，我觉得真正是需要鼓励一些有真正价值的一些概念能够得以提出来。作为一位学者，如果没有办法像特别大的理论家那样留下一个让人记得住的理论，至少也应该留下一个或一些可被运用和使用的概念，在这方面，费孝通至少为我们后来的人留下了很多重要的可以再行讨论、再行出发的概念，这恰是今天的我们难以忘却费孝通先生的真正原由所在。

还有就是有关于“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这一点，这个概念似乎变得越到越重要，特别是在一个世界性的后殖民浪潮汹涌过后，尽管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的概念。这实际上是他1980年3月去美国丹佛领取美国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奖”上的发言题目。在这个概念刚一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还是刚进入到中国文革后的所谓初涉市场化的时代，那时“人民”的概念已经被人们用得很普遍了，他一提出这个概念，大家最初总会觉得有些不知所出，但这实际上恰是费孝通自己经过一种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之后而对西方人类学传统的一些想法所做出的深度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他自己在重新回顾了马林诺夫斯基人类学自身发展的困境，经由一种跨越时空的反思而得出的一种独特洞见，这种洞见促使他在对于“不为西方人所关心”的“为人民服务的人类学”上发生了一种认识论上的扭转，对此我也曾经有过长文加以叙述。

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或许越来越应该去做一种“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学问，甚至应该提出一种“走向世界人民的人类学”。比如说，从美国的选举中，我们也许就可以看到一种人民的力量在成长，这个“人民”就是真正的有着选举权的普罗大众。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重提“人民的人类学”的含义，跟当年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和反思一脉相承，这些西方老师辈学者对学科处境的研究和反思，都成为了费孝通自己在中国文化这块土地上去思考如何可能有一种中国人类学出现的这个问题的基础，所以他也特别会在其晚年重新去阅读马林诺夫斯基当年用了那么那么多的篇幅为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所写的序言，由此而反省到了一种主位和客位的研究者所遭遇到的那些不同的文化处境。

当年的马林诺夫斯基，作为西方人类学传统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他实际上是延续了西方传统，花费力气去研究作为异文化的他者而存在的异域生活世界，而费孝通则是无意之中选择了去研究自己家乡的开弦弓村（江村）以及那里的人民，这种对象差异所带来的一种智性感受上的差异显然是不会一样的。那时的马林诺夫斯基，其所面对的是一种异文化，这种面对的尴尬之处就在于他无法去应对自己在面对这个异文化之时的全部智性认知和情感表达。

虽然，在他生前并没有发表那些有关这一点认识的心灵体验的记录，这些内容也只能够全部都隐藏在其不愿发表出来的田野日记之中，但他的继任妻子在后来，即马林诺夫斯基过世之后，将马林诺夫斯基生前未曾公开的田野笔记都一一予以公开发表出来，在他的那本今天已经翻译成为多国语言的近乎引起人类学的一场大地震的田野日记里，他有很多的表述实际上都是跟他的所谓方法上的客观性追求，即田野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表述，相互是自相矛盾的。在他的日记之中，所记述的完全是一种不一样的对当地人生活的轻蔑之语的记述，或者是一些对于当地人可能并不欣赏和喜欢的人类学家自我表述的流露。

费孝通先生1983年发表在《读书》杂志第3期上的文章“我看人看我”

那么，该如何去看待在一个人身上有两种的自我处境？特别是在一位提倡对异文化应予以包容和欣赏的人类学家的身上。实际上，在这方面的分析会有很多，其中格尔兹的讨论最为有名。作为一位强调这门学科的科学性的人类学，当他去研究一个跟自己文化不同的文化之时，他一方面要去强调自己所认同的这种学科的科学性要求的是不加入个人情感因素于其中，但在另一方面，当去研究一个跟自己文化不一样的社会之时，情感上的一种直接宣泄就无法真正可以表达出来，所以马林诺夫斯基他也只能在私密性的日记里，甚至是在梦境里，或者说在很多“阴暗面”里去做一种直接的表达和情感的宣泄。

所以，转到费孝通那里，一种“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核心是要去真正研究自己所熟悉的文化，研究自己是其中人民之一员的人类学研究传统。很显然，中国有这样的本土文化的土壤和资源，尤其是在费孝通所归属的燕京学派的那些人的研究，可能未来真的应该把它从一种理论框架和概念问题上再向上去做提升。这样我觉得，人类学既有一种自身的生存空间，同时又能够把人类学的学术研究根扎在了自己所熟悉的本土人民的文化土壤里，这种研究范式是应该去予以提倡的，否则一味地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概念的移植策略，长此以往，中国的人类学在将来会面临更多的学科发展的危机。

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

关于第四点，即有关于一个时代的纪念这一点，费孝通的学术人生正可以用来代表这个相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而言都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的变革，甚至可以说，费孝通人生所走过的近乎百年的生命历程，恰恰是中国从一种帝制国家走向民族国家的一百年，是一个东方大国自我主动追求西方现代性并在世界之中发展自身文化传统的一百年。这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世界性的文化转型的序曲，这也意味着一个文化转型时代的来临。

对于现代中国而言，1911年建立了中华民国，而费孝通在此前一年的1910年出生，而恰在费孝通风华正茂的39岁之时，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世界宣告成立，尽管这两个共和国都属于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是体制却是大不一样，对于经历过这两种制度的费孝通本人而言，感受自然也会不一样，所以对于他的一生，有一些阶段跟他的思想之间的关联是值得去更为深入的去研究的，可以说，费孝通的学术，早、中、晚三期都对应着中国的一些重大改变，在这些时期，费孝通思想的凝结也可以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的特征。

甚至都可以说，在他的身上，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一种一百年里世界的变化轮回以及他作为一个学者或知识分子的一些积极应对和反思。我原来就曾经尝试着用一种中国人观念里五行的方法去分析费孝通一生中的与五行相匹配的转变，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纪念费孝通，研究费孝通思想，同时也是从他那里去学习一种在思考方式上的自我突破、自我超越以及自我提升的途径，每一个人都会因此研究而在思考能力上有所受益并发生改变。

费孝通先生1979年4月12日写给孙方的信

费孝通在其晚年有一篇文章是值得大家不断去阅读的，这便是2003年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的那篇“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的文字，我一直认为，晚年费孝通的这篇文章是非常重要的，它触及人心问题，触及心态的问题，我也为此也写过一篇比较详尽的解读这篇文字的笔记性文章。

实际上，从费孝通那里看去，为什么要在晚年努力尝试着去超越这个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呢？实际上对一个在1979年3月以后恢复并重建的社会学这门学科而言，直到2003年，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一种所谓中国社会学传统的僵化模式，而对于这种僵化模式，后来的研究者值得去予以超越并提升。对于中国的社会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而言，它应该去走怎样的一条研究道路，从来都是一个必须去加以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在费孝通的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诸多基于中国文化传统与世界文化处境的建设性的讨论，未来的研究也许真正可以在这方面有所发展，增进各自学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可以肯定地说，费孝通晚年的学术思想理路，其越接近于生命的尾声，反思的力度也便越发的强烈，这种反思也为这门学科的不足和重建带来了一些新的契机。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之中，不论是人类学、社会学，还是其他诸多门类的社会科学，如果想真正有一种突破，文化上的自觉和自信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也为晚年的费孝通所清晰把握。实际上应该清楚，有很多的新观念并不是凭空可以阐发出来的，而一定是在某一个层次上，一个人开始有了觉醒的一种表现或映射，没有这种觉醒，知识的累积和创造也只可能是僵化和麻木的。

费孝通先生晚年所题“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所以，今天中国向世界所提出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以及文化自信之中，实际上最为重要的乃是一种属于一个国家人民的文化自信。但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专门提出自信的问题呢？也许原因就是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之中，基于东西方之间不对等的交流，特别是西方学术传统的强大优势对于我们的影响和支配，使得我们的学术之中掺杂有太多的食而不化强行植入的内容，并由此所带来的一种真正没有自我的自信所导致。在这一点上，通过对费孝通所写文字的阅读，通过里面不加入那么多洋文注释的书写，我们会因此而平添一份自信，这很显然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自信感的提升。

西方学术支配所带来的一种后效便是我们不能够由着自己的思考去想问题，不能由着自己的情感去书写，好多人看西文的书，花费极大的气力去研读韦伯或者福柯，但也只是停留在一种阅读和积累的阶段，并不能真正去结合中国的语境，这些人恐怕到死也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逼着自己看这些人的书，大约也只能是道听途说，从某某人的宣传中知道这些人的伟大而已。我觉得这种面对西学的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学术研究的倾向显然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中国人的学术原教旨主义最后就是跑到欧洲去，跑到美国去，从这过程中非要想办法找寻到韦伯或者福柯这样的大师原来说了什么，或者他们的原本意思是什么，由此而作一咬文嚼字的辩正。

这样去做，自然不失为一种做学问的道路，但它在耗尽一个人的生命里之时，并不能够使人直接去面对中国现实，或者有意识地绕开了中国现实，但费孝通则一直试图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存在，他说过自己晚年的变与不变这两方面，变则是在于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不变则是通过实地调查的方法接触到真实的中国现实。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费孝通晚年的此种努力使其成为后代学人当之无愧的领路人。

最后一点便是直面全球化文化转型的来临。我一直认为，文化转型的概念是费孝通晚年着力试图去发展的一个解释性概念，可惜时间并没有那么长，直到2005年春天他去世，大约就是十几年的光景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从费孝通1992年的“孔林片思”那篇文章提出“心态”研究的概念开始，这种面对文化转型的讨论便没有真正停止过，后来在跟北大校长面谈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时，他更为明确地指出了文化转型将会成为是一种世界性变化的前奏的看法，所谓“新战国”时代的来临等等这些新概念的提出，都可以在他晚期的诸多文章里找寻得到。

2011年以后，我从中国农业大学转来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接替庄孔韶教授担任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的工作，由此而激励我开始去思考费孝通所提出的这个文化转型的概念，并尝试着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去想这个概念如何应用于实际的研究之中。思考的结果就是，也许中国的人类学家可以借用费孝通所提出来并加以论证的文化转型这个概念去真正研究中国以及世界的文化新转变的问题。

在这些年里，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文章并将其发表出来，最近则是以《文化转型人类学》的书名为题将这些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文章结集出版，这份工作的完成，也算是了却了一份对于当年要深入研究费孝通思想所发的一份宏愿。当然，对我而言，这个主题的研究也不过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未来还将会继续研究下去。不过，对我本人而言，通过这项研究我发现了这样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那就是如果你对一个东西开始是不明白的，而且这个东西别人也觉得不一定有什么研究的意思，但是你自己深信其研究的价值意义，那如果能够持之以恒地深入钻研下去，时间久了，你可能也就成为可以对此说一些话的专家了。所以现在让我讲文化转型，我就敢于去讲说话了。

我似乎清楚地知道，中国乃至世界所发生的事件究竟有哪些可以归类为这种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转型的现象，并对此予以一种学理的说明。比如原来有很多的学者对于全球化的概念是不屑一顾，持一种完全加以拒斥的态度的，认为那是一种西方的支配，当年一些人给我们讲互联网、博客、赛博空间之类的跟全球化时代相关联的很多重要概念，我们当时都没有太在意这些概念的重要，因为那时我们的生活还没有那么深度地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但现在，很多的研究者都把这些概念重新捡拾起来了，甚至还注意到了一些新的互联网的概念，诸如微信，甚至我自己也开始花很大的力气去研究微信民族志书写的时代来临及其特征，甚至还借“二十一世纪人类学前沿讲坛”这个平台专门为此召开了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

因此，这个由费孝通所亲自提出来的文化转型的概念，可能会给当下乃至未来的中国和世界带来一些全新的观察和思考，所以最后我想说的结语便是，在一个21世纪日益明显体现出个体自觉的时代里，人们应该如何去面对种种新技术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些都似乎能从费孝通晚年所提出的文化转型的概念之中获得一些启示。显然，我们每一位都属于是群中之人，这个群既是社会之群也是文化之群，它既可以生发出一种文化，也可以因为种种内外因素的变化而让这种文化发生一种根本性的改变或扭转。

余论

对于费孝通思想的研究，也许将会是一个很长期的研究课题，在这方面是需要有更多人参与其中并相互传递的一种学术使命。之前在2005年，在我所任教的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曾经开办了以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为启示的“乡土社会研究讲座”系列，为此前后开办了70余场讲座，还编辑过内部发行的《乡土社会研究通讯》。到了2010年，在费孝通百年诞辰之际，我和研究生一起集中时间去阅读《费孝通文集》共15卷的内容，在那一年出版过一本《费孝通与乡土社会研究》的读书笔记。

现在则受到费孝通家人的委托，正在编辑《费孝通先生年谱长编》，已经前后编了五、六年的时间，争取能够在费孝通110年诞辰时将此书贡献出来。时间转换到2016年深秋，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与一直积极推动费孝通学术著作出版和传播的北外书店合作开办了“费孝通思想研究讲坛（第一届）”，到现在已经先后开办了五届，另外还在其中开设了“费孝通讲座”，第一讲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的阎云翔教授主讲，也希望每年春秋至少两次的“费孝通思想研究讲坛”能够成为大家的一个公共交流的平台，希望有更多的费孝通思想的研究者在这里发表观点，撰写文章，发扬光大费孝通思想。

在费孝通的晚年，他会讲天、地、人的观念，这些观念上升到一点就是世界的一体性。对于人而言，天是不可撼动的，谁也不会因此去反对天；地则是广漠无垠的，且非常的扎实牢固，而生活在地上的人则应该显示出一种谦卑、自律，且有文化，人夹在天地之间，依赖天地的化育而生存，这就是人的真实生活处境，是生态，也是心态，由此认知才能真正去理解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以及种种的发明或文明。

因为编订年谱的原因，这段时间跟费孝通先生的亲朋故友交往较多，由此而了解到了诸多费先生的生活细节，很多都是让人心生羡慕且充满情趣的，据说费先生是会画画的，他曾经给自己的外孙子画过肖像素描；在景德镇朱乐耕和方李莉夫妇的民窑艺术研修院我们了解到，费先生曾画过瓷盘；还听说过，费先生可以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去吃一只洞庭湖螃蟹，品尝其中的家乡美味；还有人记得费先生很喜欢吃肥肉，甚至会在家人的监督下偷偷地去吃肥腻的五花肉，这类的趣谈，不大容易从费先生自己的文字中阅读到，但在这些有关费孝通生活细节的记忆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代表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他更为人性化的一面，也更为生活化的一面，基于这些整体性的了解，我们才能够真正去理解费孝通有关文化、个人与社会诸多思考种的更为丰富的意义内涵之所在。

2018年7月初举办的第五届“费孝通思想研究讲坛”，与会者并与“费孝通讲座”第一讲讲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阎云翔教授合影

很显然，我们这一代的学人算是很幸运的，很多人恰是通过读费孝通的书而逐渐成长起来的，对此一点，谁似乎也无法去否认。我们今天把对费孝通思想的研究有意地当成是一种家事来做，以此来传承一种属于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学术文化和传统，这种按照一种中国人便于理解的家的亲属制度关系来进行一种演化传承，或许是可以带来一种深刻的效果的。因为家的概念是具有一种凝聚力的，所以大家聚在一起去研究费孝通，研究他的思想以及那个曾经属于他的时代，那就算是一家人了，这里也未必非要分出北大、清华、人大之类的机构，好像只有这种机构才能去办这种事情，实际上大家有这份心，事情就能够办成。

在民间社会之中，大家作为费孝通先生的学生或者受其思想影响之人，实际上都有责任和义务这样去做，如果这样做了，也便是家中的一分子了，也便是有了一种家的认同。假设这个家里是有一位祖先的话，那我们便是其中的祭拜者，这就是我们的家风所在。由此，一种时间上的先后传递才能够使大家相互联系在一起，得到一种学术上的继替，由此我们才能够真正去传承一种学术共同体的思考和血脉。

实际上，理解费孝通思想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字便是“人文”，这方面我们从费孝通思想那里了解了很多，这包括了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以及现在一些文化上的新转变。很明显，现在大家借助新的自媒体，会更多在微信上进行互动交流，信息传播的速度很快，记得在第一次举办“费孝通思想研究讲坛”之时，会前要求大家去写一些感受，前一天中午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出去的请求，到了第二天中午开会之前，已经有了将近一万多字的感言汇集，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挺有意思的，甚至在重庆文理学院还同步举办一次“费孝通思想研究讲坛”的分论坛，彼此可以分享视频，这些变化可能都是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影响所带来的，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予以轻视。

很显然，深入到我们生活之中去的互联网在日益造就出一个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平的”世界，即一个没有什么障碍和阻隔的世界，大家会深有体会地感受到自21世纪以来，在学术的交流上，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交流在变得越来越平坦了，至少在信息这方面，也就是彼此交流的阻碍小了，相互接受和处理的信息更多、更新了。这就是一种变化，谁也无法去加以阻挡，也无法置之不理，依照费孝通的思路，那只能是迎头赶上，关注文化转型，顺势而为。

也希望这样一种文化自觉能够真正引导我们有机会去做一点学术上的研究和贡献。费孝通先生晚年有一首诗我很喜欢，记得其中有“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的诗句，这两句诗总是萦绕在我的耳际，挥之不去，我想在一个人有限的学术生涯里，能够切实做到以一种虔诚之心去对待既往、对待当下以及对待将来，文章不仅写得出，而且会越写越华美的。因此，应该把经由费孝通思想这一处在历史的节点上的这个学术传承看成是大家的一份共同性可利用的资源，每个人都可以由此而去找寻到自己做学问的路径，真正的学问往往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景下才会产生并发扬光大的。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改订于南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