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自由派媒体意识形态宣传的惯用伎俩_风闻

近期，观察者网、察网中国、乌有之乡、红歌会网等媒体都在讨论郭沫若被抹黑的问题，相关文章见仁见智、不一而足。郭沫若不仅是文豪、大师，还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政治人物，我们更应从政治上分析原因，而不是局限于辟谣。郭沫若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走向低潮时，毅然拒绝蒋介石拉拢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还成为毛泽东的好友，正因为他跟蒋介石分道扬镳而与毛泽东和共产党关系亲密，才被自由派媒体和文人肆意作践，其目的是丑化毛泽东和共产党，否定现政权的合法性，为美国和平演变和改旗易帜服务。

郭沫若的遭遇并非特例。目前，随着教育、文化、出版、法律等领域拨乱反正，公开反共反华的成本越来越高，自由派媒体和文人便采取迂回战术，通过“吹捧特定人物、炒作历史事件、编造政治神话”等方法进行“反共反华亲美亲西方”宣传。

一、丑化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伟大领导人，对党、国家、军队始终有特殊意义，推倒了他，党、国家、军队就会失去道德制高点，党将惨遭抹黑，军队将一盘散沙，国家将分崩离析。美国通过丑化列宁、斯大林打倒了苏联，如今又将矛头对准毛泽东。因此，当下许多书籍媒体尤其是网络，贬低丑化毛泽东的资料特别丰富，而且相互印证，让人真假难辨。

如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影响深远，连“小诸葛”白崇禧都深感佩服，就有人编造蒋百里写“持久战”的神话；毛泽东领导抗美援朝打出国威军威，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华人地位，就有人编造毛泽东上斯大林当的传言，既贬低了毛泽东，又挑拨了中苏（俄）关系；毛泽东援越抗美大幅改善国家的安全环境，就有人编造越南用中国援助大米做沙包的谣言，似乎大米比砂石做沙包更管用；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冲破美国和西方重重阻力，恢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极大提高中国的政治地位，就有人编造他不顾国情、大肆外援的谣言，并拿越南、阿尔巴尼亚两个“白眼狼”说事，殊不知当年就是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向联大提出恢复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议案，中国与两国关系恶化是在主席逝世后，跟主席关系不大，按照这些人的逻辑，美国也武装过本·拉登、萨达姆和伊朗，后来反目成仇，他们为何不骂美国？毛泽东援柬抗美，触犯美国利益，就有人编造“西努哈克亲王一顿饭吃掉108只鸡”的谣言。

要贬低丑化毛泽东，就必须抹黑毛泽东时代，抹黑与他关系密切的人或事。因此，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时代被描述成“极左”、“动乱”、“闭关锁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还有学者说“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是非洲沙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建国后前十五年的伟大成就有目共睹、不容贬低，可即便文革十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也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人口增长近2亿，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世界第三大军事强国、第六大工业国；1966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并取得初步效果，人口增长率由1965年的2.8%下降到1977年的1.32%；与包括日本、西德在内的64个国家建交，建交国家达到110多个，恢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成为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中独立一极；科技人员由250万增加到500万，涌现出导弹、氢弹、核潜艇、运10飞机、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造地球卫星、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等一大批科技成果，打赢珍宝岛之战和西沙海战两场战争；外贸迅速发展，1973年、1974年、1975年出口额为58.2亿美元、69.49亿美元、72.64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的2.58倍、3.07倍、3.21倍，其中1975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47.51亿美元，是1970年的3.22倍。

有人借1973年我国外汇储备为 -0.81亿美元、1974年为0 亿美元来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外贸成就，但真实情况是毛泽东认为外汇不是真正的财富，只有使用才能体现财富价值，而且储备过多，易被欧美及盟国经济绑架，因此，外汇储备奉行“既不能没有，又不可多有”的战略，1973年、1974年拿出大量外汇购买200多吨黄金（一说600吨），1976年虽然外汇储备仅12.55亿美元，但黄金储备仍有360多吨。

还有媒体通过拔高几个文人学者贬低毛泽东，将这些人包装成“真理在手、为民请命”的英雄，似乎博古通今、阅历丰富的一代伟人，其学识、见识、胸襟不如几个学究。在网络甚至某些央媒党媒上，抹黑丑化毛泽东似乎成为舆论潜规则，只要是错事丑事，主角几乎全是毛泽东，其他领导人都是“伟光正”，肯定他的文章却不多见，即便有，也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让人只关注错误而忽视功绩。

二、否定共产党

为否定中国共产党，有人打着“反思”的旗号，以偏概全、上纲上线，肆意夸大党的失误和历史阴暗面，名为反思，实则损害党的权威、否定党的领导，这股余毒至今仍贻害无穷。

学校尤其是高校甚至少数党校也成了某些反共分子的庇护所。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成了高校自由涣散、一心传播反共反华亲美亲西方思想的借口，被开除的北大教授夏业良、厦门大学教授周运中、研究生田佳良仅是少数，许多高校仍藏有反共分子。

既要反共，就必须淡化“中共文化”、“红色文化”，俗称“褪红”，对此，出版界不甘落后。如2009版修订版《辞海》取消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人生观、嘉兴南湖革命纪念船、志愿军、人民军队、人民武装、革命根据地、卖国贼、关税自主、包身工、合作社、贫民窟”等词条，毛泽东早已不再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2012年新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不再收录“中国共产党、新中国、三大政策、三一八惨案、三次反共高潮、三大法宝、三大作风、三大纪律、三大民主、三湾改编、三个世界”等词目，反而收录了“中华民国、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等词目。《辞海》主编夏征农曾公开表示，中美合编辞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时达成过协议，合编辞书的修改原则是“依国际惯例，按美方所写华盛顿条目”和“按美方的修改意见”修改，把美方“不接受”的内容、词汇删除，此后《辞海》等辞书均按此“意见”办理。

有些体制内人士，尤其是文艺界、影视界，嘴里喊着“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创造的、演出的却是否定、抹黑共产党的作品。在他们眼中，共产党的政策、干部一无是处或好处不多，而蒋军、地主、买办以及夫人、公子、小姐甚至某些土匪却温情脉脉，成了救苦救难的菩萨。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往往能赢得大奖并被媒体热捧。

还有人借历史问题抹黑列宁、斯大林、卡斯特罗等共产党领导人，其方法要么将其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相提并论，要么编造传播政治谣言，要么宣扬其嗜杀成性、专制独裁，动辄扣以“独裁、暴君、刽子手”的帽子，对功绩一概抹杀，对错误无限夸大，而对甘地、曼德拉、戈尔巴乔夫等被西方洗脑，让国家走向分裂、混乱、衰弱的政客却无限拔高、极力美化。如曼德拉去世时，许多网站将颜色拉灰以示纪念，“慈爱、乐观、坚强、宽容”等溢美之词不绝于耳；臭名远扬的反共反华政客李光耀去世时，自由派媒体一片哀嚎，溜须拍马之声此起彼伏，不知戈尔巴乔夫去世时，自由派媒体如何表演。

三、美化蒋介石

丑化毛泽东、否定共产党，必然要美化蒋介石和国民党。近年来，自由派媒体罔顾蒋介石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1932年）、“塘沽协定”（1933年）、“秦土协定”（1935年）、“何梅协定”（1935年）等卖国条约，包庇日本侵华头子冈村宁次，扒开黄河大堤造成100多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抗战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12月还向日本支付庚子赔款，1941年12月才根据美国要求对日宣战等事实，公然将他包装成抗战英雄，编造出“刘文典脚踢蒋介石”、“国军八百将士投黄河”等神话，就连军方某理论宣传标兵也为他大唱赞歌。只要事关国民党所谓“抗战老兵”，某些媒体就像打了鸡血，一齐上阵、轮番炒作，却不见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英雄，更不见宣传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战、珍宝岛之战的战斗英雄，致使“远征军随处可见，志愿军无影无踪”。

由于蒋介石受到吹捧，他的老婆宋美龄也被戴上“空军之母”的高帽，还有马屁文人献媚，称她“优雅、高贵、智慧”。可就是这个优雅、高贵的女人，愚蠢地认为军机随时可买，将民国政府购买军机的钱放到银行吃利息牟利，抗战全面爆发后，美英法等列强以“中立”为名禁止对华军售，导致民国政府“无机可买”，无数中国军民死于日军的狂轰滥炸之下，整个国家都为这个女人的愚蠢自私付出惨痛代价；同样是这个优雅、高贵的女人，在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之际，竟优雅地用牛奶洗浴，1942年访美乞求外援时还不忘每天更换一条丝绸床单，败退台湾后曾丧尽天良地祈求美国用核武器轰炸大陆同胞。

蒋介石崇拜的曾国藩和王阳明如今也被捧为“圣人”，编造所谓 “立业不读曾国藩，阅尽诗书也枉然”、“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等段子。王阳明是否是圣人不得而知，但曾国藩绝非善类，此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早在湖南兴办团练时，就提出：地方官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等；“曾剃头”、“曾屠夫”等外号不是太平军起的，而是湖南老乡起的；镇压太平军时，在安庆、九江、宁国、天京等地制造数起屠城悲剧，曾国荃曾致信表示“杀人太多，害怕报应”，他却丧心病狂地回复：“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侮之理”。曾国藩对群众有副蛇蝎心肠，对洋人却奴性十足。如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明知洋教士为非作歹在先，民众奋起反抗在后，却处死20位村民、流放25人、查办3名为民伸冤的地方官。有人说毛泽东也崇拜曾国藩，还拿出他1917年写的“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该文由于年代久远无从考证，但从他对曾国藩的公开评价看纯属造谣。

蒋介石的爱将张灵甫同样成了媒体宠儿。此人杀妻反共、手段残忍，对山东解放区军民犯下累累罪行。如此罪恶滔天的反共分子，仅仅因为在抗战中打了几仗，便被自由派媒体反复炒作。事实上，若论战功，国民党内的李宗仁、郑洞国、薛岳、卫立煌、王耀武等都比张灵甫功勋卓著，可这些人要么被解放军俘虏，要么投奔共产党，要么与蒋介石关系不睦，只有张灵甫执迷不悟“杀身成仁”，于是，自由派媒体、文人出于“捧蒋反共”的政治需要反复吹捧，而另一个抗日英雄冯玉祥，却因为同情支持共产党，与蒋介石不和，像郭沫若一样，被自由派媒体和汉奸文人反复抹黑。

四、拔高民国大师

为吹捧蒋介石，否定新中国的教育和科学文化成就，某些人又杜撰出“民国大师”的神话。民国大师中确有几个能人，但多数名不副实，且以文人居多，少有科学家、工程师，这是因为民国时代，美、苏、德、英等国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技术创新硕果累累，中国却止步不前、少有建树，在理工领域吹牛容易露馅，只能在缺乏可比性的人文领域造神。更重要的是，吹捧民国大师有利于营造反共氛围，因为这些人多数反共，而拥护共产党的大师很难跨入“民国大师”行列，即便有幸作为陪衬列为“民国大师”，自由派媒体也对其不感兴趣。

如被誉为“中国教育家”、提出“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其身份不仅是北大校长，还是国民党中央执委，曾任监察部长、司法部长、教育总长等职，诬蔑“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发起“护党救国运动”并亲任主席，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先锋；胡适曾在抗战初期组织“低调俱乐部”，兜售“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抵抗必亡”等汉奸言论，提议承认“满洲国”、放弃东三省，被参谋总长程潜斥为“汉奸”，他还主张“戡乱到底”、“焦土政策”，增派日兵共同“反共”，被共产党批为“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梁启超宣称共产主义为“死路”,说走这一条路“国家便没有希望”；王国维对共产党没有好感，曾叹息“赤化之祸，旦夕不测”；章太炎曾担任反赤救国大联合会理事长，叫嚣“反对赤化”；被公知捧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其实是蒋介石心腹爱将，担任校长前是北伐军少将参议，到任后力推“党化教育”，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因倒行逆施酿成“驱罗风潮”被迫辞职；傅斯年顽固反共，是蒋介石忠实信徒；被捧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虽然公知撒谎说他一贯维持“中间立场”，但实际上他不仅是国民党党员，而且还是中央委员，后追随蒋介石跑到台湾，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可想而知；“能用外语进行创作并为英语世界认可”的林语堂曾扬言“对法西斯蒂和共产党没有好感”；钱穆则是蒋介石推崇的历史学家和御用文人，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声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是蒋氏政权的忠诚拥护者，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三个反动文人之一（胡适、钱穆、傅斯年）；张爱玲在国民党时期就被定为文化汉奸，日据时期和上海的日本政要池田纪笃结交，出入大汉奸周佛海家门，还参加一些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急切投入大汉奸胡兰成的怀抱，1952年在美国新闻处安排下写下《秧歌》、《赤地之恋》等反共作品；陈寅恪解放后还公开宣称“不宗奉马列”等。

五、为地主汉奸翻案

为彻底否定共产党，某些人正肆无忌惮地为被共产党打倒的地主汉奸翻案。在他们眼里，黄世仁、刘文彩、周扒皮、胡汉三、南霸天等地主恶霸都是白手起家、勤劳致富、文明和善、乐善好施的乡贤，杨白劳等才是愚昧无知、好吃懒做的地痞无赖。这些人也许忘了，刘文彩虽建立文采中学，但大斗出小斗进，将贫苦农民盘剥得倾家荡产；黄世仁家中虽高悬“忠孝传家”匾额，却逼死杨白劳霸占喜儿，这与四川“首善”刘汉、山西柳林首富陈鸿志比较相似，虽然二人都曾大搞慈善博取名声，其善举还被包括央媒在内的众多媒体报道，但难掩黑社会头子的罪恶面目。因此，即便黄世仁、刘文彩等做过善事，但其盘剥群众、为害一方的罪恶行径罄竹难书，难以漂白，也不容漂白！

也有人为汉奸秦桧、汪精卫翻案，主张让“秦桧站起来”，说汪精卫是“民族英雄”，只因二人早已身败名裂，翻案不得人心，影响并不恶劣，但媒体和部分影视剧为李鸿章翻案确实颇具迷惑性。

李鸿章是典型的买办、贪官、汉奸，他收受俄罗斯贿赂签订卖国条约；借洋务运动贪污腐化、中饱私囊，掏空满清政府，加速了满清覆灭进程；在镇南关大捷后与法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八国联军入侵之际，与袁世凯、张之洞、盛宣怀等暗中与侵略者媾和，策划“东南互保”，妄图自立为总统；还在日本、德国置办大量产业，正因为他有把柄被日本攥着，所以才被日本点名参加《马关条约》谈判。对如此祸国殃民的奸佞之徒，自由派媒体推出《李鸿章:一个心理素质超强的人》、《李鸿章最隐秘的几段轶事》等文章和“少年不识李鸿章，如今方知真中堂”、“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等段子，将他塑造成“晚晴重臣、晚晴名臣”和忍辱负重、独撑危局的圣贤，对其贪腐卖国之举仅以“倍受争议”搪塞，而收复新疆、功在社稷的左宗棠却很少提及，李鸿章对手翁同龢同样被百般丑化。

既然为汉奸翻案，爱国主义当然要被丑化。古今中外，爱国主义都是国家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的悲惨现状更能让人深刻理解爱国主义的现实意义。但在自由派媒体和文人那里，刘胡兰、雷锋、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是虚假典型，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成了另类，爱国成了“贼”，爱国言行常被污蔑为“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他们要求别人“理性”爱国，但究竟何谓“理性”，他们自己都说不清。也许在他们心中，对西方随意侮辱侵犯中国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就是所谓“理性”爱国。

地主汉奸站起来了，穷苦农民当然得趴下去。多年来，某些人以解读历史为名大肆污蔑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运动，炒作农民愚昧、狭隘、自私、残暴、嗜杀，某教授还把八国联军侵华的责任推到义和团头上，却绝口不提满清和洋人惨无人道的盘剥欺压。这些人之所以对太平军、义和团恨之入骨，就是因为穷苦农民是反抗西方侵略的主力军，如太平军曾大败英法美等侵略者组织的洋枪队，击毙其头目美国人华尔；义和团的英勇抵抗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八国联军头头瓦德西曾致信美国总统：“义和团运动已经证明了中国是一个不会屈服于外来势力的民族”，并建议“采取以中国代理人来统治和掠夺中国的手段”，这就是美国开办清华学堂的直接原因。美国利用敲诈中国人的钱开办清华学堂培养“带路党”和“代理人”，但在自由派媒体和公知眼中却成了对中国的恩赐和“中美友好”的见证。

八、吹捧西化派分子

出于反共反华需要，很多自由派媒体不择手段地吹捧西方和西化派分子。如日本曾有7位领导人因贪腐而下台，媒体却说这体现了“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称赞日本是最清廉的国家，可如果中国有贪官被抓，他们就会批评贪腐成风、民主缺失；美国实行政治募捐制，总统履新后会根据捐款数额授予官位、给予好处，这被媒体看做天经地义，可如果发生在中国，就会被批评制度出了问题；某些媒体推出的视频、人物、微博、微信多以反共反华和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容为主，即便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也会安排自由派官员或公知抛头露面，以增加曝光率、扩大知名度。

许多西化派分子劣迹斑斑，但仍被媒体吹捧，如鼓吹“中国应主动向美投降”的朱某、“中国必须惩罚朝鲜博得美日谅解、必须销毁核武装取信美国”的时某、“国家可以不要，但必须要人权”的庞某、“被共产主义欺骗十几年”的任某、“改革的目标是欧美模式”的吴某等，这些人长期贩卖反动言论、错误言论，虽被广泛质疑、批评，却依然是媒体宠儿；又如反共学者袁某飞、石某鹏虽已受到处理，但因为两人大搞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受到网络追捧，其讲课视频被许多网站推荐；还有台湾伪文化部长龙某台，因为反共亲美搞台独，深得自由派媒体喜爱，微信、微博、网站等媒体平台常让她跳出来煲点鸡汤，教育孩子、引导青年。近期，臭名昭著的李某复、人大教授张某等日趋活跃，网络舆论似有恶化趋势。

很多财经类书刊和媒体的财经栏目，几乎全被西化派分子占领，妖魔化国企、鼓吹华盛顿共识及引导中国经济私有化、自由化、殖民化，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牟利是其主要导向。

七、为美国服务

某些媒体早已沦为美国喉舌。如为挑拨中俄关系、防止中俄联手反抗美国霸权，媒体长年累月炒作中俄领土争端、俄罗斯不想中国赢、俄罗斯对华军售留一手、俄罗斯支持印越等国抗衡中国等议题，全然不顾俄罗斯（苏联）曾长期支持中国抗战，使中国度过了最艰难的抗战时期；曾对华援助156个项目，提供大量技术支援，使新中国在短短5年内就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初具规模的工业国；曾对华大规模出口飞机、军舰等武器。而美国长期支持台独、藏独、疆独、港独等分裂势力，是全球反华势力的总后台；抗战前期支持日本对华侵略，在中国最需要进口武器时，借口“中立”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却对日本输出钢铁、石油、煤炭、棉花等战略物资，导致日美贸易额短短三年增长一倍；直到1943年12月才废除《排华法案》；至今仍对中国实行高科技和武器禁运，对中国投资设置重重障碍，与中国打贸易战，鼓动周边国家反华，是中国最现实、最致命的威胁。多年来，某些人将美国“援华抗日”视为恩典念念不忘，通过《金陵十三钗》等影视作品和夸大“飞虎队”战绩将美国塑造成正义化身，唯独忘记苏联抗战时对中国援助的985架飞机、1300多门大炮、14000多挺机关枪和2050辆卡车及其他物资装备，236名苏联飞行员为中国抗战献出生命，忘记美国曾是日本侵华的帮凶和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遗憾的是，这股抹黑俄罗斯、吹捧美国的势力目前依然猖獗。

为抹黑朝鲜、挑拨中朝关系，某些媒体长期转载、传播美日韩等朝鲜敌国媒体的消息，如中国援朝总额高达6000亿、金正恩“犬决”张成泽、张成泽与李雪主有奸情、金正恩为罗德曼提供色情服务等，连央媒也曾多次传播涉朝谣言，这股歪风在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数次会晤金正恩，明确表示“为中朝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民意基础”后有所收敛。目前关于朝鲜的负面报道和政治谣言明显减少，但关于委内瑞拉、叙利亚的负面新闻和政治谣言大幅增加，无非是说委内瑞拉还不了中国贷款，中国又做“冤大头”，叙利亚阿萨德搞独裁等。

与大肆抹黑俄罗斯、朝鲜、委内瑞拉、叙利亚等国相反，自由派媒体早已揭开伪装面纱，公开向美国献媚。如他们经常鼓吹美国是“自由民主”化身，却从不提美国曾支持40多个专制独裁政权，至今还是沙特等专制国家的盟友；经常大骂袭击美军的穆斯林游击队是“恐怖分子”，却从不提美军在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地对普通民众的频频“误炸”，以及在叙利亚等地使用白磷弹等化学武器；经常跟着美国说萨达姆、穆巴拉克“搞独裁”、本·拉登是“恐怖分子”，却从不提美国曾是他们的后台老板；经常把弹丸小国朝鲜和超级大国美国做对比，却从不提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海地、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等国也很贫穷；经常吹捧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辉煌战果，却从不提美国在越南、索马里的仓皇撤退；经常攻击我国的“举国体制”，却从不提竞技体育是富人的游戏，仅菲尔普斯的鳄鱼皮泳衣就价值数百万；当中国奥运金牌超过美国时，他们说“金牌无用”，当美国奥运金牌位列第一后，他们欢呼“这是民主的胜利”；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赴任时，国内媒体跟风报道，某媒体还以“骆帝生辉”为名开辟专栏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不顾外交礼仪，像泼妇一样对中俄横加指责、肆意抹黑，国内某媒体却盛赞她“当代美国最为勤奋的首席外交官”、“一个有思想的外交实践者”，并胡说“希拉里的确给中国造成了一些麻烦，但她也为中国继续前行提供了很大战略启发”、“希拉里不仅只是挑战了中国利益，更刺激了我国的大国思考，因此她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美国死硬反华分子麦凯恩2018年8月病亡，国内某些媒体包括央媒、党媒居然使用“政治家、逝世”等词语报道这一消息，这与西方媒体经常以“独裁、暴君、刽子手”称呼共产党领导人形成鲜明对比。

“被祸害还要感恩”、“被殴打还要言谢”，自由派媒体的肆无忌惮和种种舆论乱象说明意识形态工作欠账太多、大有可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需要下真功、出实招，才能彻底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