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岳飞、民族主义_风闻

   随便说说两个有关民族主义的话题。

    去外地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有学者谈到了明末湖湘大哲王夫之（号船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

    但问题是，王船山的民族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血缘的民族主义、政治的民族主义、文化的民族主义。

    学界对于船山民族主义的性质其实有很多争论，主要的观点是说他不仅是文化民族主义，而且有血缘的和政治的民族主义，强调政权在汉民族之内“可继、可禅、可革”，而不可使“夷狄”居之，并且区分“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认为维护民族利益，不让外敌入主中原是最高的“古今之通义”，要高于一家一姓的君主利益。

   我自己对此了解不多，不能轻易下论断。我只是感到这个问题特别复杂，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当然与近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民族国家观念有所不同，但更不同于什么有人说的“酋邦、部落联盟"或是什么没有民族意识的“普遍奴隶制的专制帝国”——这些人如同北大马克垚教授指出的，就是要把中国说得古里古怪，停滞落后得不堪描述。

    我所读的不多的一些资料和研究著作表明，其实早在周朝时期，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人民就有了“诸夏亲昵，不可弃也”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一开始的时候，大概跟血缘关系以及周天子分封诸侯，大家奉天子为天下共主有关。

    然而，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数百年发展和内战外争，一方面血缘关系和尊奉周天子的意识都逐渐淡化而只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另一方面，这些诸侯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心理方面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日益成为华夏民族意识的实质性内容——但以前的那种血缘意识以及对“共主”的记忆依然保留着，促使着这些诸侯国尽管互相攻伐，但目的还是为了追求成为一个统一体。

    秦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种意识和追求的结果，而又反过来大大加强了这个意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造了一个地域上和政治体制上的稳定核心。

   我还注意到，有些学者（如邓广铭）指出，大概正是从宋代开始（我的猜想是可能更早），中原人民开始有了一种天下不是君主一人的天下，而是一个大家共有的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南宋高宗赵构欲对金屈膝投降时，御史方廷实上书劝谏，认为皇帝无权这么做，因为“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胡铨也曾上书高宗力抗金，说：“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南宋宰相杜范也说：“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这里其实都体现了超越君主个人统治之上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所以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结构复杂，内涵丰富，内核稳定，而不是像西方近代国家那样是在文艺复兴前后几百年时间里形成的比较单一的结构。

    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以语言互相区分，内容多是由一个封建王国演变而来的资产阶级国家，习惯于种族主义思想为指导来征服掠夺欧洲之外的其他弱小民族，并由此确立和张扬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针对西方近代这样的民族国家指出“工人无祖国”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一论断用于东方特别是中国，就需要特别慎重了：

   一方面这是因为，反抗西方侵略压迫的民族意识，正是唤起东方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觉醒的重要原动力（想一想“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五四运动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独立登上政治舞台的开始，我们就明白了）；

    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民族和国家观念确实远较西方丰富而深厚，与资产阶级统治和对外掠夺并无特别关联，相反，倒很可能与“天下大同”、“三代之治”的理想追求有密切关系。

     可以说，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中，血缘和种族色彩很早就被淡化或抽象化、象征化了。从中国长期以来的历史实践看，国家统治更多地被看做一种维护安全，存进和谐的具有道德色彩的力量，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并不被全然看作一种经济军事上的竞争性的关系，而是一种以文化纽带维系的有道德意义的秩序。

   马克思曾经说过，在适当条件下，俄国村社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起点。在古代以及近代，中国古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积极意义受到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充分彰显，但是在现代条件下，中国式的民族国家观念，很可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最重要起点。因此，古老而年轻的中国的崛起更加具有不可估量的世界历史意义，很可能将意味着近代民族国家历史走向终结和新的人类共同体的逐渐成型。

     另一个问题，是某些网友向我提起的“现行教科书否认岳飞是民族英雄”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现行教科书没有否认岳飞是民族英雄。

    现行的初中历史课本都指出岳飞是民族英雄。

    2011年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高等院校历史专业本科教材《中国古代史教程》第360页，将岳飞称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

     复旦大学《中国通史》教材，也是在指出岳飞局限性的同时，仍然肯定他“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景仰，成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

     这些教科书强调：金作为一个奴隶制政权以军事征服者姿态野蛮入侵中原，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女真贵族发动的掠夺战争不仅是针对宋朝汉族封建统治者的，也是针对宋朝各族劳动人民的，带有民族压迫性质。因此岳飞的抗金斗争是维护民族利益的正义战争。岳飞保卫中原和南方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功绩、威名和民族气节，都使他成为杰出的民族英雄。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反抗民族压迫和掠夺（哪怕他所反抗的掠夺者所属的民族后来也融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斗争中涌现出的杰出人物，是可以被称为民族英雄的。

    照我理解，复旦大学《中国通史教材》以岳飞为范本，实际上为判定这种古代民族英雄提出了标准：

  1.在其所处的时代反抗异民族压迫和掠夺，保护本民族及其政权所控制区域内其它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以这种反抗为他一生的主要功绩（岳飞也镇压过农民起义，但在他一生中处于次要地位）；

  3.并没有主动掠夺屠杀其他民族；

  4.在这种斗争中功勋卓著，或者虽然失败，但表现出了极其高尚的品格和气节，为后人所景仰。

   符合这四个条件的，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岳飞如果不是民族英雄，那么中国古代史几乎很难存在民族英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就会成为一件难以解释的事情。

      而且我们说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是英雄的民族，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同时又说我们近代以前几乎没有民族英雄，也无真正的“国”可爱，这是十分矛盾的。这实际上并不是尊重我国当今的少数民族，而是硬拿西方近代形成的资产阶级单一民族国家的形式往自己头上套，认为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共同体就不配是真正的国家，也不愿承认它们与当代中国的连续性，而认为那些只是“族群”、“专制朝廷”等等，仿佛我们一直没有国家观念，是西方人教会了我们什么是国家。

     岳飞、文天祥等人被称为民族英雄，本身就是中国近代御侮救亡，在新的意义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需要。这个新共同体无疑是比以前的共同体更为广阔、真实、牢固，但又是一脉相承的，其中汉族是起到了主体作用，承认这个主体作用与承认各民族平等是并不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