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博弈与未来十年的中国文学_风闻

编者按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上升，与之伴随的是国际博弈形势的日趋激烈，这种变化势必会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造成影响，那么中国文学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回应呢？当代中国的文学拓展了世界视野，既在探索人性方面又在历史深度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面对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文学响应当代中国现实的号召，呈现出更为深广的文艺姿态。在未来的十年中“如何容许并鼓励中国文学乃至文艺以充分的诚意、恰当的形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融文化自信于文化自省，则是中国文化在未来十年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

本文原刊于《文艺报》（2018年8月17日），保马转载自公众号“经略网刊”，感谢本文作者李广益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文 | 李广益

进入2018年，中国人清晰地感受到了国际形势的变化。朝韩破冰，“金特会”提上日程，金正恩连续访华，半岛对峙局面在令人绝望的僵滞暗夜中透出了曙光。正当东北亚格局风向转好却仍变数丛生时，更大的冲击扑面而来。中美在贸易问题上针锋相对数个回合之后，美国终于以制裁中兴的方式祭出了杀手锏，从而引发了中国社会对“芯”病的普遍担忧，以及对于IT产业、科技研发乃至国家发展方向的全民热议。

 无论中美贸易争端是加剧还是休战，这一冲突都是表象。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长期高速的经济发展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大提高，世界格局也为之逐渐改变。和历史上所有的霸权国家一样，冷战之后独步天下的美国对于挑战者保持着猜忌、警惕和防范，最近终于将矛头明确指向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首份国情咨文中，将中国明确地界定为美国的“对手”（rival），而不是此前政治辞令长期沿用的“竞争者”（competitor）。或许我们倾向于对“大嘴”特朗普的修辞付之一哂，视之为讨好选民的政治表态，但若对一段时间以来的美国舆论有持续的追踪和观察，不难发现美国各界对华态度的整体性转变。美国社会主流认为，中国既具备不断接近美国的整体实力，又有不受后者控制的独立主权品格，对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体系构成了事实上的“威胁”。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出台了《台湾旅行法》，这是触碰中美关系红线的严重举措，但在美国国会通过时却异常顺利，由此亦可管窥美国对华战略的动向。未来7到10年，既是“中国制造2025”全面推进、中国切实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时期，也是美国多方发难以阻遏中国真正成为制造强国的时期，如何斗而不破，周旋应对之余步伐不乱，将是对中国战略智慧和定力的重大考验。

包括中美竞逐在内的国际博弈日趋激烈，这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或者说中国文学能够以怎样的方式去回应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当代中国的文学书写在探索人性与历史深度方面的能力和成果，明显超过了拓展世界视野的成就。走马观花的猎奇式游记散文，并不能带来对于异域的真知灼见；除了张承志等极少数作家，我们很难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看到对宏观世界的敏锐感知和深刻认识。值得注意的例外是科幻作家，因为科幻文类的独特属性对作者的整全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幻作家陈楸帆指出，“科幻自身的类型特点，决定了它是从人类文明整体出发来思考问题、响应危机，比如《三体》作者刘慈欣的很多作品便是如此。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科幻写作一直以来的立场，从这个角度看，科幻比纯文学更具世界性。”在科幻作家的全球化视野中，一个村庄不再是简单地自成一体的乡土社会，而是置身世界市场，受到林林总总诸如新技术应用、能源价格变化、国际冲突与妥协的影响，从而召唤着新的知识、修辞和想象。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很可以期待在格局开阔的科幻文学以及网络文学当中看到更多对于国际博弈的直接想象和思考。

 当然，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博弈并不仅仅是各国政要的折冲樽俎和战乱之地的鲜血硝烟，而会在一个国家内部充分显现其效应，这就使得一般意义上的现实观察和书写，也可以具备回应大时代的力量。前段时间，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的时候，我曾经听到一位“的哥”感叹，不知会有多少人失业。事实上，比起惩罚性关税之类贸易战手段，中国产业自身的转型升级对就业状况的冲击要大得多。为了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改变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大力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衰落是必然之事。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使得不少跨国公司产生了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冲动，工业自动化程度的提升又会使多数企业打消这样的念头——毕竟，别的国家很难像中国一样具备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物流体系以及优越的政策环境，更不用说世界第一的大市场。当企业越来越多地使用工业机器人来完成流水线工作，乃至更深入地利用人工智能来运作和管理，不仅蓝领岗位会大大削减，白领的失业风险也会增加。制造业实力的提升，一般而论当然是强国利民的好事，是中国应当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的功业，但因此而产生的失业之类社会问题，也无法一笑了之。在当代中国，人工智能所代表的生产力进步，能否使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对社会变动最缺乏预见力和抵抗力的底层人民普遍获益？膨胀的失业群体，将面临何种困难，进而造成怎样的社会问题？“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这样的困境会因为制造业劳动力需求的降低而加剧，还是会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因进一步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应用而缓解？这些饶具现实意义，关系着千千万万国人身心如何安顿的问题，很值得文学追问。

 国际博弈以高科技竞争的形式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还体现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层面。当代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显现，莫过于智能手机。自从2007年iphone初代掀起智能手机风潮以来，短短十年间智能手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革命性的变化，低头族、移动互联网、APP、抢红包、群主、王者荣耀、语音输入、主播……从2G到4G再到即将到来的5G，通讯技术及其载体的日新月异已经成为社会变迁的原动力之一。上至民族产业走向世界的象征，下至菜场饭馆的移动支付，智能手机在中国人日常用品中的高光程度已经首屈一指。亦因此，我们需要思考，逐渐成为“中国骄傲”的华为等国产品牌手机，以及个人电脑、穿戴装置、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等，能否在“万物联网”的5G时代摆脱国外厂商的技术钳制，创造一种更能满足广大中国人民身心需求的生活样态？物联网在带来更多便捷的同时，在个人隐私、家庭关系、社会交往、青少年成长等十年来变化与问题丛生的方面会带来怎样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一个性价比糟糕的外国品牌拥有足以营造虚荣乃至诱人卖肾的高附加值，这种情形会不会发生逆转？容易成为黑客攻击目标的物联网设备，在国际博弈以及往往因之而兴的恐怖组织威胁下，又会暴露出怎样的漏洞？尽管上文提到的智能手机等科技产品在当代中国文艺作品中举目皆是，但刘震云的《手机》（2003年还是前智能手机时代）问世十五年来，似乎并没有真正有分量的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因科技应用发生的变化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事实上，在今天这样一个高技术社会，尤其是多数作家生活其中的大城市，进行这类书写并不需要太多未来学式的想像力，考验的仍然是写作者的观察能力和知识储备。

 如果说扣住科技去书写社会仍是一个较高的要求（其实对于有抱负和雄心的作家来说并不过分，马克思所谓能从《人间喜剧》中的经济细节方面学到比上学时从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更多，便是此意），未来十年间的社会情绪则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者”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去把握和呈现的东西。国际博弈从未停止，只是未来我们的感受可能更为切近和真实。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结构转型和阶层分化，可能在山雨欲来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的腾挪应对中，蕴蓄出更多的焦躁和不安。高企不下的房价，紧锣密鼓的军改，反腐工作不断深入，国际争端此起彼伏……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是民族复兴大步向前的时代，也是诸多尖锐问题无从回避的时代，是中国更深地参与世界的时代，也是世界更多地寄望于中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当代中国以其无比广阔而丰富的现实，召唤着与之相称的深广文艺呈现。如何容许并鼓励中国文学乃至文艺以充分的诚意、恰当的形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融文化自信于文化自省，则是中国文化在未来十年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