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饱:道路之争 无法让步_风闻
高难饱之蜻蜓点水-关注经济、关注娱乐、关注思想。微信公众号:高难饱2018-11-26 18:29
主席将于11月30日至12月1日出席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
一
2018年10月5日,新华网刊发“中国工商界发表声明反对B20政策建议文件”

大家都熟悉G20峰会,全球GDP排名前20的国家首脑峰会。B20是啥意思?B20,全称“20国集团工商首脑峰会”,是G20峰会的“预备会”,一般在G20峰会召开前1个月召开,各国工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在这个会上达成“B20政策建议文件”提交给20国首脑,供G20峰会参考和讨论。
“声明”称,今年的B20政策建议文件罔顾中国工商界的正当关切和合理诉求,片面突出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竞争等议题。中国工商界坚决反对以B20名义散发未经共识的文件,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向20国集团领导人提交该政策建议文件。
20国集团由美国、中国、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印度、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韩国共19个国家和欧盟组成。中国是20国中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国家。
B20峰会将“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竞争”作为主要议题之一,并形成“B20政策建议文件”,这个议题会在20国首脑间讨论。

2018年11月19日,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公布“针对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体系框架”,向公众征询意见:
1. 生物技术,例如:
(i) 纳米生物学;
(ii) 合成生物学;
(iii) 基因组和基因工程;
(iv) 神经科学。
2. 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技术,例如:
(i) 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例如,脑模拟,时间序列预测,分类);
(ii) 进化和遗传计算(例如遗传算法,遗传编程);
(iii) 强化学习;
(iv) 计算机视觉(例如,物体识别,图像理解);
(v) 专家系统(例如决策支持系统,教学系统);
(vi) 语音和音频处理(例如,语音识别和制作);
(vii) 自然语言处理(例如机器翻译);
(viii) 规划(例如,安排,游戏);
(ix) 音频和视频处理技术(例如,语音克隆,深度伪造);
(x) AI云技术;
(xi) AI芯片组。
3. 定位、导航和定时(PNT)技术。
4. 微处理器技术,如:
(i) 片上系统(SoC);
(ii) 堆叠在芯片上的存储器。
5. 先进计算技术,如:
(i) 以记忆为中心的逻辑。
6. 数据分析技术,例如:
(i) 可视化;
(ii) 自动分析算法;
(iii) 上下文感知计算。
7. 量子信息和传感技术,如
(i) 量子计算;
(ii) 量子加密;
(iii) 量子传感。
8. 物流技术,如:
(i) 移动电力系统;
(ii) 建模和模拟系统;
(iii) 资产总体可见度;
(iv) 基于配送的物流系统(DBLS)。
9. 增材制造(例如3D打印);
10. 机器人,如:
(i) 微型无人机和微型机器人系统;
(ii) 蜂拥技术;
(iii) 自组装机器人;
(iv) 分子机器人;
(v) 机器人编制系统;
(vi) 智能微尘。
11. 脑机接口,如:
(i) 神经控制界面;
(ii) 意识-机器界面;
(iii) 直接神经界面;
(iv) 脑机接口。
12. 高超音速空气动力学,例如:
(i) 飞行控制算法;
(ii) 推进技术;
(iii) 热保护系统;
(iv) 专用材料(用于结构,传感器等)。
13. 先进材料,例如:
(i) 自适应伪装;
(ii) 功能性纺织品(例如先进的纤维和织物技术);
(iii) 生物材料。
14. 先进监控技术,如:面印和声纹技术。
以上内容,涵盖了大部分中国计划发展的高科技产业。
2018年11月19日,美国前副国务卿,基辛格智库事务所副主席罗伯特.霍马茨到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作交流,他说:

“在过去10年中,两国经济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密。美国推动这一进程的动力是基于华盛顿共识,认为中国深度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会带来中国内部的改变,变成市场导向的社会,在制度设计方面也会变得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更接近,……。现在,我们发现,美国人这个想法太天真了。我们现在才明白过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保持中国特色,并不会让中国在制度上学习西方。
……
目前,在很多方面,中国的高科技已经领先美国了,尤其是数字经济领域。**美国在相关领域没有任何工业政策、补贴或开放市场方面的限制。**所以,中美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两国在规则、规范、标准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且互相不理解,两国都在以自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而且两国之间并没有就此进行行之有效的对话。
……
关于G20,如果两国没有任何协议达成,将会是很糟糕的;如果两方将分歧公开,这将更糟。
……
即便是对中国看法最负面的美国人,也没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中国,没人把中国当成以前的苏联。美国人长期以来坚持认为只有西方民主制度才能带来繁荣发展,但中国成了反例,……,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美国人的认知,需要花时间去消化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认为这是意识形态分歧,这仅仅是两国关于何种方式才是更好的治理方式的争论。”
二
上世纪九十年代,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俄罗斯模仿美国搞起了民主制度,配以“休克疗法”,国家陷入全面混乱。中国也差点着了道。那时,美国一极独大,如日中天,风头无两。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怀着志得意满的豪情,写下《历史的终结》,认定美国发展模式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
1990年,中国GDP3,945亿美元,美国59,795亿美元,中国仅为美国的6.6%。
经过近30年发展,2017年,中国GDP122,504亿美元,美国191,261亿美元,中国占美国的64%。
按西方主流观点,中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绩,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二是劳动力无限供给,三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融入国际市场,获得稳定有利的国际经贸环境,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这三点都与美国的支持、帮助分不开。
起初,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和以环境过度破坏做代价,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是中低端制造业;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要是高端制造业等领先产业,形成互相衔接的全球产业链,尽管有小摩擦,总体说来,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发展至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环境破坏也到了不得不治理的阶段,继续在国际分工中从事中低端制造业的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2015年,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要在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十大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美国坐不住了。主要因为两方面:
其一,在发展模式方面,原本认为“只有西方民主制度才能带来繁荣发展,但中国成了反例。”
“认为中国深度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会带来中国内部的改变,变成市场导向的社会,在制度设计方面也会变得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更接近。现在,我们发现,美国人这个想法太天真了。我们现在才明白过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保持中国特色,并不会让中国在制度上学习西方。”
其二、在产业方面,中国如果按“中国制造2025”搞下去,全球分工体系将发生巨大改变,中国不再是低端、廉价产品的全球供应基地,而是高中低端产业通吃,抢美日欧饭碗。
于是,美国以贸易战为切入口,对中国进行压制。
有些条件,比如美国提出的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缩小两国贸易逆差、保护知识产权等,对美国有眼前的实际利益;对中国来说,好处与否不论,发展到目前阶段,应该这样做。所以,中国并不反对。
关键在两点:
其一、要求中国不能给予高科技产业补贴。“中国必须立刻停止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涉及行业,造成市场扭曲的补贴和其他政府支持”。因为“美国在相关领域没有任何工业政策、补贴或开放市场方面的限制。”
其二、“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竞争”。
这两点结合起来看,美国认为中国拥有大量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有国家参与其中,其行为不按市场信号做反应,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同时,中国通过补贴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使中国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换言之,中国采取了非市场化手段,使欧美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这样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处于国际分工中低端产业的时候,美国可以不计较。中国要发展中高端产业,与欧美中高端产业形成直接竞争,就必须不能以国有企业的形式、不能以补贴或其他政府支持的形式扭曲市场,而要在同等条件下公平竞争。
为了贯彻上述意图,美国国会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限制14大类高科技产品出口,并在“B20峰会”着重提出国有企业扭曲市场议题,以备“G20峰会”讨论。
三
“美国在相关领域没有任何工业政策、补贴或开放市场方面的限制。”吗?
为追赶英国制造业,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主持制定了美国制造业发展战略。1791年发表的《制造业报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中,不仅主张关税保护、而且战略性使用以下措施支持民族工业发展:补贴、出口退税、禁止出口关键性原材料、政府采购、制定产品标准和移民政策。
亚伯拉罕.林肯主持制定了旨在促进收入和财富增长的“美国制度”(The American System)。其中包括,高关税保护战略性产业,低价土地转让降低投资成本,政府采购为其提供市场。
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工业化都是在高于主要国家平均关税30%情况下进行的。
从20世纪初开始,政府采购、公共机构正规科学培训、制定产品和工艺标准,是美国建立和发展大工业的关键做法。比如,联邦政府通过对航空信收费方式补贴民航业,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创建了早期的飞机制造业和先进的化学工业部门;一战后通过《亚当法案》,组建致力于应用试验和产业升级的公共实验室;政府直接参与美国无线电公司投资,促进广播和电视网络发展。
二战以后至今,美国政府依旧推行有选择的产业政策,在民用核能、电脑、晶体管、芯片技术、激光技术、人工智能、火箭和卫星等方面主动投资和政策支持,占主导地位的方法包括:由政府出面支持大量实验室从事基础性研究,与知名企业签订长期政府采购合同,以及补贴、投资担保等多种救助措施。
2012年3月,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吉恩.斯柏林(Gene.Sperling)宣称,复兴国家制造业将强烈的捍卫美国利益。这是奥巴马政府关键人物第一次公开谈到要使用产业政策推动制造业发展,然而,这个演讲很快没有痕迹地消失了。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产业政策”的两面性。
一方面,“市场原教旨主义”言论长期支配美国公共政策话语权,不仅用新古典经济学为其提供理论依据,而且还以“自由、民主、精英、上帝设计的自然次序”等不易引起怀疑的字眼为自己辩护。一提到产业政策,则冠以“政府干预”、“经济硬化”、“致命的自负”、“通向奴役之路”等话语来描述。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事实上实施了比官方话语多得多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包括了从推进主要技术创新到特定部门产品应用,再到农业推广和制造业推广服务(Block and Keller,2011;Weiss,2014)。在某些部门、某个时段,政府领导着市场:在私人部门不可能单独从事投资的领域发挥创始人作用;在另一些部门、另一些时段,政府追随市场:对私人企业已经投资的产业追加投资或给予补助。同时,对中小企业的特殊信贷或对研发活动的补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Wade,1990)。
《应许之地:一部美国经济史》的作者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总结说:“20世纪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是美国政府。联邦政府发明或开发了核能、计算机、互联网和喷气发动机。……。事实上,在IT和社交网络上取得成功的风险投资商,他们所利用的商业化技术——从晶体管到互联网技术,最初都是美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物(Lind,2012)。”
只是当美国本土企业具备了国际竞争力之后,国家才降低保护的规模。同时劝说其他国家也同样削减保护,以利于美国资本进入别国市场。同时,对于本国领先的产业、产品出口,政府还设置了相当严格的审查制度,防止他国学习和模仿。
四
特朗普政府为什么尤其反对“中国制造2025”?
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国政府支持中高端制造业对美国构成直接竞争原因以外,还有以下原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公共政策的争论中,“自由市场可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种以交换为核心的思想成为美国占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由于将产业政策描述为毒药,美国政府隐藏了其产业政策的实践,以至于连非意识形态的学者都声称:美国没有产业政策,或者说只有坏的产业政策。
美国共和党想要更小的政府和更多的自由,而民主党却想要更大的政府和更多的平等。上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上台,“更小的和更有限的政府”理论逐步兴起。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家知名基金宣称:由于奥巴马政府新的管制、公共工程项目和新建立的政府机构,美国正面临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和繁荣的最大损失(Koch,2009)。
纽特.金格里奇曾在1995-1999年担任美国众议院议长,按照美国总统继任程序,其地位仅次于副总统。他在2010年出版的《拯救美国》中说,奥巴政府“就像纳粹德国或前苏联曾经发生的一样,它代表着对美国的巨大威胁”(Gingrich,2010)。
这些右翼理论对美国公共政策具有很大吸引力。于是,产业政策被广泛地看成是“猪肉桶政治”(porkbarrel politics)、“寻租”、“公司福利”、“挤出私人资本”、“挑选赢家”、腐蚀企业家文化、破坏市场竞争效率等“有毒的”政策。
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是共和党人,他周围是一帮共和党理念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这一届政府,至少在口号上,反对搞产业政策、政府投资和补贴。在特朗普看来,美国不能搞,中国也不能搞;中国搞,扭曲市场、不公平竞争,美国吃亏了。
五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国家对先进产业给予支持的“产业政策”,怎样看待国家对特定产业的投资、政府采购、补贴和担保?
反对方认为,政府这样做会“挤出”私人投资。
其实不然。政府选定的投资领域往往是代表未来方向的基础性产业,这些产业投资规模大、周期长、是否能够成功不可知、未来利润难预测,私人资本对这些产业没有投资能力,也没有投资兴趣。从一般意义上讲,不存在“挤出”问题。
反对方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政府无法预测未来哪些产业具备真实的前景,巨额投资和补贴往往失败,资源浪费,并喜欢举韩国、日本部分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张维迎教授是这一观点的拥趸,近几天还写了篇《知不知,xiaoping也》,提到,“遗憾的是,由于不理解哈耶克的认识论,时至今日,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仍然陷入’致命的自负’不能自拔。他们或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或者假装自己无所不知,貌似’艺高人胆大’,实则是’无知者无畏’,一会儿建议搞产业政策、一会儿沉迷于刺激总需求,结果是,根据他们意见制定的政策不仅扭曲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且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受到伤害。”(张维迎,2018)
其实不然。我们用风险投资(VC)来理解这个问题。VC机构,投资10个项目,能有1-2个成功就是成功,1-2个项目的收益可以弥补8-9个失败项目的成本还另外有赚头。
人的认识能力确实有限,但并非没有一点认识能力。对未来,还是能模模糊糊看个大概方向。
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类同于VC。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对于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可以模模糊糊看个大概。
从结果看,可能最初确定的10个、20个产业方向,国家投入了许多资金、给了很多补贴,最终只成功了2-3个。这很正常、很合理,大部分都成功才荒谬,违反人的有限认识能力。
然而,国家必须要这样做。国家不做,私人资本没有能力和意愿做,先进产业如何才能发展起来?
六
中国比美国更有条件通过国家意志推动先进产业发展。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市场效率的论述。
肯尼斯.阿罗和杰拉德.德布鲁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指出,市场只有在这些假设下才是最有效的的资源配置者:1、市场价格信息充分,2、消费者和生产者作为既定价格接受者的完全竞争市场,3、均衡状态。这些条件仅存在于理论,并不能够为反对产业政策提供依据。
政治经济学家彼得.霍尔(Peter Hall)和大卫.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提出,正是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1、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分权,2、联邦、州和当地政府间的分权,影响、削弱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同样认为,大部分产业政策失败是由于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三权分立导致的。人们很难达成一个让总统、内阁、国会两院、最高法院和五十个州(每个州也存在同样使权利支离破碎的三权分立制度)都满意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当他们属于不同政党的时候。”(Mann,1997)
只有在巨大的危机面前,产业政策才会获得不分党派、大多数人的同意。比如说,2008年金融危机后,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获得通过,其中包括:国家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健康产业、清洁能源、电池、先进材料、基础设施通讯、运输和能源等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2010年后《法案》又补充了几项以制造业为中心的项目,包括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材料基因组计划和机器人技术中心。在岸制造商享受20%所得税抵扣。2010年,国家出口计划加大了对出口企业的支持力度。
在美国政府推动技术创新的产业政策中,最明显的是“先进技术计划”(ATP)。“先进技术计划”的最终命运也会让我们看到在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环境中,产业政策是怎样演变为“失败”的。
“先进技术计划”是1988年由直属美国商务部的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创设,主要为应对日本在高科技领域的强势竞争。该计划相当有成效,比如说:1、相比于申请“计划”却没有通过的企业,接受“计划”的公司研发周期比前者缩短50%;2、参与者表示,“计划”的介入带来了之前达不到的、与其他公司更深层次的合作;3、催生出大量新产品,比如小型磁盘驱动器、平板电脑和植物性生物降解塑料。
在看到“计划”高调的“政府干预”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从1994年开始对其发动攻击。通过众议院操作,不断减少“计划”预算,到2007年,布什政府和共和党议会成功大幅削减了该计划的经费。
与美国相比,中国具有权力集中的中央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可以做到各级政府戮力同心,并保持一贯性、持续性。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更有条件通过产业政策推动先进产业发展。
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白,无论是“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竞争”问题,还是对先进产业给予补贴问题,其实都是美国政府压制中国先进产业发展的手段。
产业政策,无论是从认识论,还是从实践的角度,都具备可行性。美国的政治制度局限了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中国的政治制度完全可以通过产业政策推进先进产业发展。(微信公共号:高难饱)
这是经济发展“两条道路”之争,也是中国作为追赶型国家必须走的道路,中国无法让步、无需让步。
G20峰会,特朗普一定还会提这个问题——他在贸易战时就明确提出来了。依目前来看,这个问题没有彻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可能的结果是,边打边谈、边谈边打,互有妥协。正如别指望“重庆谈判”能最终解决和平问题一样,经济发展道路问题,最后还是经济发展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