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两封信：纪念一位68年前牺牲的年轻人，和他的父亲_风闻

  昨天，是一位伟人的儿子牺牲68周年。

  有同学告诉我她很关心现在的社会热点问题，尤其是“腐败问题”。    

  因为工作忙这忙那，只是匆匆回复了几句，一直没有机会好好和她谈一谈这些问题。    

  昨天还是忙，现在总算有点儿时间了——也真该写些什么。

  其实，我对这些也没有什么很成熟的见解。但我想，如果实在要谈一下的话，也许可以从这位年轻人写给亲友的两封信谈起吧。        

  他叫毛岸英。

  我们都知道他是谁的儿子，1950年11月25日牺牲于抗美援朝战场，时年29岁。 

  曾经有一段时间，对毛泽东同志的诋毁在某些角落里可以说形成了乌烟瘴气乃至黑云压城之势。毛岸英同志也成为别有用心者造谣污蔑的一个重点对象。       

   西人有云：   “唯有弱者才没有敌人”。自古英雄人物，誉满天下，谤者喧然，本属寻常。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一生驰骋天下，文韬盖世，武略无双，征伐寰宇，横挑强梁，犁庭扫穴，灭敌无数，他一家也都是为革命事业殒身不恤的满门英烈，雄强如此，被敌人衔恨负痛，对影狂吠，更是不足为奇。       

   所以毛主席自己说过：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风必摧之，就是人必骂之。——人不挨骂，不好。”       

    但令人有些“惊奇”的是，这样的毁谤和污蔑，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来自明面上的“敌对势力”，而是来自执政党内部的某些人。许多制造传播政治历史谣言的舆论事件都一再表明：有一部分披着“共产党员”甚至“党校专家”、“领导干部”外衣的人，在其中起到了纵容、放任，推波助澜乃至兴风作浪的作用。       

   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解释只有一个：因为在这些人看来，毛泽东及其一家、及其思想和风范的存在和巨大影响力，对他们这一撮人的利益，是个巨大的威胁。       

   这个威胁来自哪里呢？       

   我今天要讲的毛岸英同志写的两封信，或许能够让我们看出其中的端倪。       

   了解毛泽东的人可能都知道：如果说毛泽东一生也曾对不起谁的话，那这个人就是他的第一任夫人杨开慧同志。        

   在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里，杨开慧同志一直在老家长沙板仓开展地下工作，并且含辛茹苦地照料三个年幼的孩子：岸英、岸青、岸龙。                                                 

   由于战争关系，这期间毛泽东不但无法照顾妻儿，而且只和杨开慧经由湖南省委的交通站通过一次信。后来因为误传出杨开慧的死讯，以及很多其他原因，毛泽东在井冈山上与贺子珍同志结合了。而此时，杨开慧正怀着对毛泽东的深深眷恋，和母亲向振熙、保姆陈玉英（被她们称为“孙嫂”）带着三个孩子在敌人屠刀下坚持斗争，直到被反动军阀何键逮捕入狱，宁死不屈，英勇就义，时年29岁……. 

   从此，毛泽东和毛岸英对和杨开慧有关的一切，包括杨开慧的家人、亲友，以及和杨开慧母子一起坐牢的保姆孙嫂，都有着一份特别亲切、深厚的感情。        

   解放后，毛泽东特地叮嘱毛岸英去湖南为杨开慧扫墓时要探望杨母向振熙老夫人，并说：

   “告诉你的外婆，就说毛泽东永远是她的儿子。”         

   毛泽东也曾两次把已经回乡务农的孙嫂接到北京，感慨地说：       

   “看到你，就像看到了开慧一样……你以后就是我的家人了。”        

    那么，成为人民共和国开国元首毛泽东的“家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以下这封信，就是解放后不久，毛岸英同志写给孙嫂的——记得江苏卫视的《见字如面》栏目里，《楚乔传》里的“宇文玥”林更新（我没有看这个剧，是同事告诉我的）朗读过这封信。        

  信的全文如下：    

   孙嫂：    

   这信有的地方写的太潦草和太文，你要舅母帮你念一下。 

    你的来信我前天才看到，这是因为我自你们那里返回北京后，马上又被公家派到别的地方去了，前天才回来。 

    你在信中感谢我照顾你，这我决不敢当，我对你并没有丝毫特殊，组织上对你照顾，是把你当作对革命有一定功劳的人看待的，这是你二十几年前在敌人威吓面前，在敌人监狱中挨骂挨打，坚定不屈的应有代价。 

    这是你的光荣，但你可千万不要以此自高自大，这也要那也要，若如此，你就会把你自己的光荣历史污辱了。 

    我想你不会这样的，你将仍是一个老实的，朴素的，对众人好的，为众人做事的，因而为众人所尊敬的孙嫂，起码我是希望你自革命胜利后变得比从前更好。 

    你的女儿进保育院一事，组织上已答应代你办，不需要你出钱（因为你自己没有钱），如果一定要你出钱，而你确是没有钱，那么请你拿着这封信要舅母同你一起去见交际处刘道衡部长，他会正确处理问题的。（他是个老革命同志） 

    我的身体比以前好一些，岸青不久前在医院割了扁桃腺，身体好多了。 

    你的身体也要注意，同时又要好好在自己岗位上工作，不要使人家觉得解放后你们有“后台（？）”就不听话了，不好好工作了，这是不对的。我们是劳动人民，我们以此而光荣，但因此我们永远应当是世界上最忠实、最纯洁、最勤劳、最朴实、最刚强而又善良的人们。望你永远不失这种伟大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宝贵这种伟大的优良品质，去掉一切不好的非工人阶级的品质。

    信已写的很长了，就此止笔。祝你愉快！ 

    岸青问你好，我父亲也问候你，并望你决不退步，跟着大众前进！ 

                                                                     岸英  上     

                                                                                   8月19日      

    我们不难想像：在父亲南征北战几乎杳无音讯的日子里，这位勤劳、厚道、朴实、能干，和自己一家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孙嫂，在毛岸英幼小的心灵中，和妈妈、外婆一样，就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最可靠的人了。      

   毛岸英当然十分珍视这种感情。但是，和20多年前那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不同的是，共产党员毛岸英此刻已经懂得：   

   正因为珍视这份情感，正因为热爱当年同甘共苦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孙嫂，所以一定要讲清楚，这份情感的真正可贵之处究竟在哪里。   

   这份情感的可贵，就在于当年的苦难和斗争，考验出了一个“老实的，朴素的，对众人好的，为众人做事的，因而为众人所尊敬的孙嫂”，一个“在敌人威吓面前，在敌人监狱中挨骂挨打，坚定不屈”的孙嫂，一个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最忠实、最纯洁、最勤劳、最朴实、最刚强而又善良”的本色的孙嫂。    

   这样一个孙嫂，才是当年让杨开慧一家人感到那么温暖、可靠、可敬的孙嫂，也才是能够在新的社会里以不卑不亢的主人翁姿态去创造新的生活，和人民大众一起前进，永远不脱离人民大众，也因此能够永远和毛泽东一家相知、相亲、相惜的孙嫂。

   相反，如果“攀龙附凤”、作威作福，就是污辱了自己的光荣历史，因为这样一来，和当年打你、骂你、杀害“开慧先生”的那些让你万分仇视和鄙视的敌人，还有什么区别呢？当年你拼着性命帮助“润之先生”、“开慧先生”闹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不要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予取予求，不要有“朝中有人”、手眼通天的派头，珍重革命的情谊，就要珍重自己那种在斗争中锤炼出来的宝贵品格，继续做一个踏踏实实的“为众人做事的”普通劳动者，才能顶天立地、理直气壮地活着，也才是最有前途，最让人放心的活法。——这就是人民领袖的家庭，对“自家人”的殷殷关切，对“自家人”的一片深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句：   

  “我们是劳动人民，我们以此而光荣，但因此我们永远应当是世界上最忠实、最纯洁、最勤劳、最朴实、最刚强而又善良的人们。”      

  这一句里的三个“我们”，值得打上着重号细细品味。    

  前些时候有同学一直要我谈谈对反腐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的看法。因为我并没有看完这个剧，一直没有谈。然而此刻，虽然我还是没有看完这个剧，但有些话似乎可以略微谈一谈。    

  记得《人民的名义》里，侯勇扮演的大贪官赵德汉在落网时对检察官侯亮平求饶说：   “我也是农民的儿子……”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在这个时候说出这种话，想来潜意识里大概不外是这么三层意思：   

  1.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穷怕了，我很可怜，所以贪，情有可原；   

  2.我是农民的“儿子”，但我现在已经“出息”了，不再是“农民”了，所谓“一跃龙门身价百倍”，所以我不可能再和“农民”一样，所以还是要请组织体谅一下我：人往高处走，环境变了嘛！

 3.我是“农民的儿子”，所以我奋斗到今天不容易，我这一辈子勤勤恳恳往上爬，简直够拍个励志影片了，就是结尾稍微差了点儿，还请组织上对我一分为二，看到其实我的“主流”、“本质” 还是好的呢！     

  而毛岸英同志说的是：   

   1.“我们是劳动人民。”——我们不但是劳动人民的“儿女”，而且我们自己就是——也永远是——劳动人民；   

   2.“我们以此而光荣。”——“劳动人民”这个身份并不让我们感到卑微，感到需要被人怜悯，更不会让我们感到需要用贪婪的攫取来挽回自己所谓的自尊。相反，这个身份是天底下最让人感到光荣、自豪、有尊严和力量的身份；   

   3.“但因此我们永远应当是世界上最忠实、最纯洁、最勤劳、最朴实、最刚强而又善良的人们。” ——但这个身份的光荣和尊严究竟在哪儿呢？这份光荣和尊严，决不在于让我们在“一跃龙门”、“华丽转身”，成为“权贵”、“大款”、“精英”、“上等人”之后，得意洋洋地拿出自己当年穿过的破衣烂衫来说：“瞧瞧！老子这就是寒门出贵子，吃得苦中苦，终成人上人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凡是有这种心态的人，并不是珍惜自己劳动人民的身份，而是沾沾自喜于自己摆脱这种身份的“本事”、“机遇”、“个人奋斗”，陶醉于那种“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出人头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逆袭”的成就感，而这就已经为他们此后的蜕变、腐化、堕落，埋下了种子，或者更确切地说，这就是他们思想变质的开端了。相反，这个光荣和尊严，在于那种“最忠实、最纯洁、最勤劳、最朴实、最刚强而又善良”的品质，在于“永远不失这种伟大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宝贵这种伟大的优良品质”，因为只有这种品质，才能让我们“找得着北”，才能摆正自己个人在党和人民事业中的位置，才能在人生的大道上光明磊落地越走越宽敞，而不做那种狭隘、愚妄、可笑、可怜、可悲的暴发户心态的俘虏——那种所谓“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志得意满、趾高气扬的“奴隶总管”，其实不是什么“主流”是好的只是不幸偶尔失足，而是灵魂永远跪着的最不光彩、最没有骨气、最自轻自贱的人。   

  显然，对“农民”、“劳动人民”的理解上，真实的毛岸英和和这位虚构但并不虚假的赵德汉（以及同样出身寒微的祁同伟等人）之间存在着完全针锋相对的天壤之别。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   

   1949年10月，毛岸英同志听说舅舅杨开智（杨开慧同志之兄，其独生女儿杨展同志参加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于华北战场）想通过毛泽东的“关系”在湖南谋一个“厅长方面的位置”，写过一封长信给年纪和自己差不多的表舅向三立。全文如下：     

 三立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你们离开三福旅馆的前一日，我曾打电话与你们，都不在家，次日再打电话时，旅馆职员说你们已经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没有提到你们的下落。本想复他并询问你们在何处，都把他的地址同信一一齐丢了(误烧了)，你们若知道他的详细地址望告。 

  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经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基本的原因外，正在于此。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信将这里情形坦白告诉舅父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样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父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父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父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大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据悉你的信已收到了，事情已经转组织部办理。但你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当与广大的贫困大众一样地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 

 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抚恤的信也收到了。因为此事经你信已处理，故不另复，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我问候他。 

 你现在可能已开始工作了罢，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曾经碰过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 

 祝你健康                                                                                                                                                      岸英上

                                     10月24日

    信中的这样一段话，道出了毛岸英之所以有那样的想法的原委：    

   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基本的原因外，正在于此。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        

   在毛岸英看来，新中国的成立，本质上绝然不同于中国几千年来的改朝换代，而是意味着“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个时代里，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是光荣的；而指望靠着自己是“皇亲国戚”而享受特权，“仗势发财”、“一步登高”，则是非常可耻，令“我非常替他惭愧”的。     

   在这个时代里，劳动者不再是卑微如草芥的奴隶、牲畜、蝼蚁，而是有了崇高的主人翁地位，也因此而对自己的每个成员，对自己的政党、政府、领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毛泽东父子正是自觉到了这种要求，所以他们希望孙嫂、外婆、舅舅等亲朋好友都能意识到这个要求，都能明白在一个亲人和同志们为之洒尽热血的乾坤朗朗的崭新社会里和全中国人民一同站起来当家做主的光荣与责任。

   当然，我们在“赵德汉”、“祁同伟”、“高育良”层出不穷的今天看来，毛岸英同志当年的憧憬，或许还是显得太乐观了一点儿。     

   而这一切已经是他所不知道的了。    

   因为一年之后，他这位”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终究还是享受了一回作为毛泽东儿子的特权：     

   强敌压境，国难当头之际，毛岸英同志通过父亲反复“说情”，终于当上了彭大将军麾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位战士。     

   一个月后，他成为长眠在朝鲜的18万志愿军烈士的一员。    

   一年前，他说：      

   “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基本的原因外，正在于此。”     

   一年后，他终于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这个“不同”。       

   记得去湖南省第一古村落——江永县上甘棠村——参观的时候，同行的一位游客问一位给我们当导游的村民：      

   “你们村真是风水宝地，历朝历代出了那么多进士、大官。按说现在你们也应该还是出了不少干部吧？”       

   “有啊。现在我们村在省内外当官的人也不少啊。”       

    这位游客好奇起来，问道：       

   “那他们对自己村里就没有什么特殊照顾吗？”       

   这位四十多岁的汉子一愣，想了想，摇着头颇为遗憾地叹息道：      

  “唉！大姐，如今这共产党领导的时代，社会制度和以前不同了呀。你说他们当共产党那个官，哪里是为自己家、自己村当的哟！”       

    这位大哥口中的“不同”，不就是毛岸英同志用生命证明和捍卫的那个“不同”吗？ 

    也是为了这个“不同”，为了保持这个“不同”，毛岸英的父亲竭尽了自己晚年的全力，直到最后一息。

    而他的父亲之所以至今还在遭到自己党内某些人挑动和纵容的诋毁和谩骂，也正是因为这个“不同”，因为他的父亲为这个“不同”所做的一切，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执政党的某些不再喜欢这个“不同”，而希望并在试图推动这个国家、这个党彻底资本化、权贵化的成员。       

    我们的总书记曾经谈到社会主义苏联解体的教训。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在其所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中指出（为了避免屡次遇到的麻烦，我采取截图的方式引用该书的某些片段），苏联变色、解体的关键，并不在于苏联经济崩溃（虽然苏联经济到最后的确遇到了很大困难），也不在于苏联人民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他们对苏联社会的确有很大不满），而在于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层中的不少人认为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很不完善）妨碍了他们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和“知识分子”、“经济学家”、“私营企业主”一起组成了以终结社会主义，彻底实现“自由化”、“私有化”为目标的“亲资本主义联盟”：        

     

             

   这样的一个“联盟”，在当今的中国是不是也可以找出它存在和活动的端倪呢？     

   还是拿前面提到的《人民的名义》一剧来说吧——这部剧尽管有着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局限，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身在党政队伍中却站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的庞大势力及其构成成分、相互关系和演变轮廓：     

   第一，就是以并未出场的“副国级”赵立春，其子赵瑞龙，以及直接攀附上这条线的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公安厅长祁同伟为代表的已经贵族化、世家化、门阀化的高层权贵集团。从祁同伟对侯亮平发表的一番“英雄决定一切，人民什么也不是”的“演说”可以看出，这个集团已经连人民的“名义”也不要了，已经完全不把党的立场、信念、宗旨乃至组织领导核心放在眼里，甚至公开半公开地走上了组织政治宗派、策划政治阴谋和进行政治颠覆的道路，因此他们对攫取政治权力的野心甚至要超过对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的贪欲；     

   第二，就是以丁义珍、程度等人为代表的雇佣化、乃至黑社会化的中下层腐败集团。这一集团往往充当前一集团的打手和爪牙，直接对基层群众吃拿卡要，作威作福，但他们很少有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是沉湎于酒色财气，粗俗蛮横，吃相难看，信奉的是“有奶便是娘”，联结他们的纽带就是“现金交易+哥们义气”；     

   第三，就是以李达康为代表的所谓“能人”、“专家”组成的看似不问任何政治路线的为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而“埋头苦干”的技术官僚集团。他们看似“勤政”、“廉洁”（当然也不可能是真廉洁，但大概比上述第二集团的吃相要多少上得台面一点儿）， 实际上不过是不顾一切地用GDP给自己刷政绩。他们之所以如此表现，是因为他们不甘自居于“品位过低”的第二集团，但又还没有门路挤入第一集团——或者说，第一集团的政治风险系数太高（无论是第一集团与党和人民的较量，还是第一集团内部各个派别之间的坐地分赃勾心斗角，都还是前途未卜、吉凶难料），所以他们还不敢轻易下注，只能是先“兢兢业业”地攒分数，等机会。     

    当然，剧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对中国政商学界的渗透，也没有表现在理论界、教育界、学术界、媒体界为这第一集团（背后往往还有西方反华势力）改旗易帜而舞文弄墨、摇唇鼓舌的“文化精英”、“学术大腕”、“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等等（高育良的夫人吴惠芬虽然身为大学历史教授，但正如侯亮平所说，她只是一个没有自己的政治理念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心只想利用名存实亡的官太太身份给自己镀金捞好处，所以并不属于这一类人）。——至于这种忽略是因为什么，那就见仁见智了，而我的猜想仍然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会让创作这部剧的那些同样以“文化精英”自居的小说家、剧作家看不到自己不想看到的东西。     

    毛岸英同志不愧为开国领袖、大哲学家毛泽东主席的儿子，当他说“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父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父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父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大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目光如炬地点出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的实质，只不过在今天，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远远不只是在个人的头脑里，而是变得巨大、尖锐、复杂得多了。

   面对已经这样严峻的斗争，我们该怎么办呢？    

   在《人民的名义》里，祁同伟当年还是缉毒英雄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他只身侦查毒穴，被武装毒贩围追堵截、逼入绝境的时候，凭着一首儿歌，找到了人民，终于化险为夷，胜利完成了任务；     

   后来侯亮平怒斥他说：    

  “你有难的时候，找到了人民；人民有难的时候，你在哪里？！”      

   其实，只凭着一首儿歌，是找不到人民的，而人民有难的时候，也不能指望从天而降的救世主。

   毛岸英的那位伟大的父亲，在儿子牺牲十年以后，曾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留下了一部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其中有老人家讲的这样几段发人深省的话：

   “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毛泽东就是带着这样的思考，走进了他一生最后十余年的苍茫风雨。                          

   在毛泽东思考的延长线上，今天中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仍然在进行着与上述三大集团完全针锋相对的不懈探索。       

   外经贸大学阳和平教授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这一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表现。这一矛盾只有在阶级和国家的消亡后才会克服。所有其它试图用仅仅强调一方面的方法来克服这一矛盾都是徒劳的。光有党的领导，抵制或反对群众的监督，党一定会变质，走向反面;光有群众的监督，抵制或否定党的领导，群众运动必定要走上歧路，被坏人利用，打派仗，造成无产阶级政权的丧失。”     “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中的一个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在基层处理这一矛盾的一个具体方法或内容就是界定各自的权限。 

　　温室和学院里培养不出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他们也只有在群众运动中，在……斗争中才能成长壮大。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人民群众学会如何当家做主的过程。只有那些正确处理了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新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证明别无它路。    

…… 特权是官僚掠夺剩余价值的起点，群众丧失监督的权力是资产阶级上台的标志。

　　将来无产阶级的政权如果一方面能够从一开始就严格地、自觉地、坚持不懈地限制或铲除官僚特权，另一方面又把群众的监督以自发、半独立的组织形式常规化，也就是把巴黎公社的两项原则现代化，那么无产阶级政党走向自己的反面就不大容易，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可能大大地得到巩固。”     

这样正在进行中的思考、探索与尝试，就像我们现在要全面推进和深化的改革一样，谁也无法保证它的绝对正确，而且在今天的思想舆论空间实际上已经被右派占领大半的形势下，它们其实是地地道道的“非主流”——然而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思考与探索，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忘初心，保持本色，增强活力”，就会是一句空话。

    同学们如果真正有心的话，不妨关注一下这样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