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的发展路线——前三十年再解读；_风闻

本段参考文一的《中国崛起的秘诀与挑战》和温铁军的《十次危机》，文一给出了世界上现代化国家的一般规律，温铁军给出了中国在发展中的许多特殊条件。在这些特殊的条件下，第一代领导的核心根据具体的情况调整了自己的管理方法和思路，这些方法和思路在当时和现代人看来都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思路，他必须和自己内部外部的人做斗争。

对于前三十年，后面的政府给出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目前党和政府的基本的政治文件——就像过去的传统的祖制一样，如果不能跳出这个决议，就无法看清前三十年的情况。我得理解这个决议是一个政治的决议。是在当时中国各种派别的力量对比下，形成的一个政治决议。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在当时团结中国人，给出的决议。因此，在一定时期为了这个目的，这个决议是不能质疑的，但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在学术上靠的住的决议吗？需要每个人给出自己的想法。

如果要使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看前三十年的历史，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必须给出当时的条件是什么？当时的挑战是什么？为了应对当时的挑战，可以采取的措施有那几个，对可以采取的措施，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而这些措施需要的政治理念是什么？只有理解了这些，才能理解当时的情况，对后续的情况有个清醒的认识。

对于前三十年。我的观念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49到53年。第二阶段是53年到60年代末。代表事件是53年抗美援朝结束，中国在苏联的援助的156工程下突然得到了一个简单的工业体系和做两弹一星的工程。第三个是60年代末到78年代表是这个工业体系能生产简单的59式坦克和歼6飞机，两弹一星工程中的原子弹，氢弹和导弹开发成功，卫星也即将成功，开始在做三线建设，做出自我复制，并且为未来的改革开放准备条件。

当时的条件是：

人：是一个人口的大国，但是这些人80%以上都是文盲，可以种地。如果把这些人却无法直接成为工业上的员工。有一些工厂上的工人主要集中在上海，东北，重庆等地。

钱：更是少的可怜，大部分被带到了台湾。

设备：在抗日胜利后，东北的设备都被苏联拆回去了，其他的部分被拆解带到了台湾。也就是给新政权留下的设备很少了。

科学和技术：科学技术人才上中国由于没有自己的相对的比较少。

因此在刚建国的时候时，最高领导人对中国的判断是当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第二次政协会议上，他认为中国需要经过缓慢的社会发展，需要五十年，一百年左右才能进入工业化的社会，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基本上看不见了。也就是当时的革命的目的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后面还要发展资本主义。因此当时提出的是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大联合。因此，当时主要的政策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因此有剥削有功，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说法。但这个过程只有简单的几年，就由于其他条件的变化，而产生了变化。其中俩个最大的条件是天上掉下个军重工业体系和一些天才的科学家回到了中国。

但是中国当时却有几个机缘巧合的条件，这些条件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了：

一：几个天降之才，战略级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是一个天降的机会。一般的战略级的科学家都是自己国家培养的，而当时中国的几个战略科学家却是美国给培养的，最著名的是钱学森。现在对钱学森的评论只是把他当作一个一般的科学家。这是小看他了，他是一个战略科学家。他在战略上的几个关键点都是在二战时候形成的。他在美国刚开始是火箭小组中的五剑客之一。在二战中中国和美国是盟友。在美国研发火箭的时候，他成为了一个项目的负责人，获得了五角大楼最高的保密通行证。在战后，在美国空军科学顾问组工作，为美国做未来几十年科学的规划，为了完成这个工作，钱学森作为小组成员的一员，在全世界考察各个国家的技术水平。而且在48年到中国考察后，还带回了自己的妻子。这样的人最后竟然不是美国国籍，而是中国国籍，最后竟然回到了中国，这样的机会，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如果和一般的科学家比，那么他就是一个统帅，而其他的科学家只是一个战将。他就是给给未来规划方向的人，在他55年回国后。还有其他的几个在西方发达国家原子能等军工相关的领域做研究的。这个是中国和外国是盟友的时候才能出现的。这之后，这些领域都向中国人关闭了，甚至有些专业都对非本国人关闭了。

第二个天降条件是，苏联和东欧对中国做的156项目。当时的世界是冷战的两极社会。在这个社会上，所有的国家都要在这个之间选择站队，投靠某个大国，或则中立。由于中国是共产党胜出，而且共产党就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一直到共产国际解散前，中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因此，天生的就和苏联有一个亲切感。所以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结盟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基础。但是中国革命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差别是，中国革命是独立的革命，而其他东欧国家是在苏军的帮助下建立的，也就是中国可以成为一个伙伴，不可能成为一个小跟班。而美国则是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这也就对中国则是采取围堵的措施。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打了一个抗美援朝战争，为了就近支援朝鲜的战争，苏联援助了中国156个军工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坦克，飞机，火箭，甚至原子能。一个简单的重工业体系。

按照各个工业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先从棉纺织工业的轻工业，再到机械制造业，在到重工业的发展。而中国是跨过这个规律，先有了军事重工业。因此，中国能否保住这些重工业，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也就是对与当时的中国，在诸多不利的条件下，有了俩个有利的条件，这个时候就需要看政府的决心和操作了。决心是有的：这个思路在他和梁漱溟53年政协会议上的交锋中就做了说明。在梁漱溟的观念是农民生活太苦了，要求实行仁政。但是他的观点是：“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可以说明，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的！不容破坏的！”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什么是最大的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所谓施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也是就是他的发展思路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关于人民生活的提高，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也就是常说的是要大炮还是黄油，是要原子弹还是裤子的问题。关于是裤子还是原子弹的问题，从这个时候一直是中国政府内部和外部的争论焦点。也就是民生处于崩溃边缘的政策原因。因为对于最高领袖来说，在当时的时候，他不会考虑人们的生活的提高，他要建立军重工业，保护这个初生国家的安全，解决活下去的问题。

有了决心后，就是方向的问题，就是科学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先后顺序。对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们给最高领导人选择了“两弹一星”作为突破。而没有选择技术相对简单的，飞机，坦克作为突破。如果从生产制造上看就能理解这个选择。对于飞机和坦克，他们要求的是大批量的制造，产品的生命周期都比较长，比如汽车的发动机的一般周期都是50000公里，飞机的发动机也是几百小时以上，这对于原材料和工艺的要求很高，虽然这个技术上不是很高，但是确是一点一点的摸索出来的。而对于原子弹和导弹是一次性的，一般从点火到结束，基本上生命周期几个小时。她在科学原理和技术上比较难，但是对于工艺和材料上的要求，和其他使用的发动机来说，就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到目前为止，在几个包括飞机汽车上的发动机的原材料也是中国的一个弱项。再加工精度上，做样件可以，但是一到大批量，就控制不住。而但是选择的突破口，完美的避开了这几个需要长时间慢慢磨出来的技术。

有了决心，就是方法的问题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在没有基础的条件下，要支撑一个重工业体系和建立高科技工业。基本上这些重工业无法在市场经济上存活，就是一个赔钱的行业。如果直接进入市场经济，那么这些行业就会倒闭。比如其他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换的时候，在没有内外市场支撑下，这些企业都纷纷倒闭。因此，为了这些军工企业，中国必须走向一个其他的经济模式。

如果要理解这个体系的管理方法：具体可以参考钱学森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 一、 航空工业的几个部门 健全的航空工业，除了制造工厂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及试验单位，应该有一个作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自然，这几个部门应该有一个统一领导的机构，作全面规划及安排的工作。 为什么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和长远及研究有分别呢？这个分别在于研究的性质有所不同：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有很大的计划性，必要在某一时期内完成某一工作，因此往往重点放在解决一定的问题而不放在完全了解这问题的机理。相反地，长远及基本研究的重点放在完全了解一个问题的机理，因而我们不能把时间限制过于严格;也必须要把工作定得灵活些，可以随机应变，探索新方向。 这两种研究工作，在所用的工具方面也有所不同。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需要大型及重型设备。例如：大型风洞、大型结构实验台、大动力的推进机试验设备、高速推进机实验风洞等。长远及基本研究不要大型设备，但要比较突出的而精细的实验设计及计算工具，例如：高温及高超音速风洞、二元低骚扰风洞、高温金属融变机等。 这两种研究中的工作人员，也有些不同。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需要对生产过程有彻底了解，对研究能大力推进，按时完成不怕时间上的压力的工作者。长远及基本研究，需要对基本科学，如数学、物理、力学能能完全掌握，能对一个问题深入探讨的工作者。自然，有的科学家两方面的能力都有，两方面的要求都能适合，这些人就是重要的关键人物。我们要依靠他们来迅速建立起国防航空工业。 二、航空工业的组织 下面我们提出我国航空工业组织的一个草案。 1、领导机构： 这是一个全面规划及安排的机构，应该包括科学、工程、军事、政治方面人员，这个领导机构设在国防部内。 2、科学研究： 这是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在组织上可以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之内，但同时也归上述领导机构领导。现在在科学院内，力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或多或少都与航空工业有关，其他研究所中的高温材料研究、电子学研究、计算机研究也都与航空工业有密切关系。在将来很可能再设新研究所。估计在这方面工作的研究人员，在整个系统完成时有600人，其中有副博士水平以上的研究人员有120人至150人。 3、设计研究 这个单位是设计研究及设计新型飞机等的机构，它的任务是：生产新型成品，包括试制及试飞阶段在内，因此这是一个很大的机构，是一个复杂的机构。在整个系统完成时应有技术人员6000人，其中有副博士水平以上的人员500人至600人。这个单位可以名以航空设计院。直接在上述领导机构之下，其组成部分为： 空气动力学研究所 材料研究所 结构研究所 火箭推进机研究所 冲压推进机研究所 透平式推进机研究所 控制系统研究所 运用研究所 设计局 试制工厂 试飞站 估计这个研究中心需要电动力15万千瓦，初期也要5万千瓦。需地200平方公里。 4、生产工厂 这是航空生产的一系列工厂，它们把航空设计院的新型设计，大量生产。它们中包括金属及非金属原料工厂，各种零件制造厂。自然，燃料工厂也在这一系统内。这些工厂主要地是由第二机械工业部来领导，但有些也属于重工业部及石油工业等部。所以它们仍然要有一个统一规划的机构，这就是1所述的领导机构。 三、国内现状 我国现在航空工业是十分薄弱的，我们在最近才从飞机修理阶段转入飞机生产阶段，有了飞机工厂和喷射式推进机厂。但是这两个工厂现在完全依靠苏联供给的图纸。自己还不能够设计新型飞机，更不能做出为设计用的工程及科学资料。至于飞弹火箭，我们是完全没有。 说到航空用的材料，我们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薄弱。现在只有一个年产20000吨的铝厂。我们所必需的航空特殊金属还是要由国外进口。电子器材厂也是正在开始，还不能完全生产各种类型的零件。 至于航空研究，我们只有些主要地为教学用的风洞及其他实验设备。我们还没有专为研究用的设备，更没有大型为设计研究用的设备。所以可以说，我们完全没有航空研究可言。 人力呢？我们也是很薄弱。以整个力学来说，估计全国有180人从事力学教学;力学研究的高级干部，中间最有能力的，能做领导工作的只30人左右。力学人才只是航空人才中的一部分，人是更少了。我们可以开出下列的一张名单，(很不完全的名单) 空气动力学方面：沈元 陆士嘉 庄逢甘 罗时钧 ;林同骥 潘良儒 航空结构方面 王俊奎 钱伟长 王仁 杜清华 胡海昌 钱令希 郑哲敏 李敏华 范绪箕 推进机方面 吴仲华 陈士 ;梁守磐 火箭方面 任新民 这是最高级人员，如考虑青年干部，估计尚可调出50人有两三年教学经验的。 四、发展计划 问题是如何从约15个高级干部和50个青年干部的人力中，以最迅速的方法，建立起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三部分：研究、设计和生产。显然地，我们看出，如果只能靠自己，这非二三十年办不到。要在短时间做到，非争取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大力帮助不可。我们以为在原则上是：研究、设计和生产三面并进，而在开始时，重点放在生产，然后兼及设计，然后兼及研究。 具体步骤是： 1、立即在国防部成立航空局，为全面领导机关。 2、选择我国航空最高技术人员10人左右，每一专业有1或2人，配合相应军事及政治人员，组织一航空参观团，在二三月内到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参观及商议合作大体方案。 3、在今年暑期高等学校毕业后，选派两种人到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一种是到合作国家学习飞弹火箭制造工业，同时请合作国家的专家为我国设计飞弹火箭制造的一系列工厂，预备到1958年生产我国自制的飞弹及火箭。第二种人，约300人，到合作国家学习设计及设计研究，这是建立航空设计院的基础力量。他们每人学一个专门方向，以2年或3年为期。同时请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代我们设计大型风洞及推进机试验设备(也要利用我们在国外的上述留学生)，争取在1957年开始航空设计院的基本建设，1959年300名留学生回国再请兄弟国家200人来我国。配合青年干部600人，开始航空设计院的工作。以后每年加入青年干部600人，到1967年达到6000人足数。 4、逐年扩大中国科学院有关航空的研究工作，在1967年到6000人。 依照上述发展计划，每年需要高等学校航空有关科门的毕业生如下： 1956年 400人 (100人工艺， 300人设计) 1957年 400人 (完全工艺) 1958年 400人 (完全工艺) (开始飞弹制造) 1959年 600人 (完全设计) (开始航空设计院工作) 1960年 700人 (1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1年 700人 (1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2年 800人 (2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3年 800人 (2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4年 800人 (2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5年 800人 (2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6年 900人 (3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7年 900人 (300人工艺，600人设计) 到1967年，共有工厂技术人员2400人，设计院技术人员5700人。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七日”

对于这个重工业体系，用温铁军的话说，对于中国水土不服。中国没有支撑这个重工业的基础。也就是弱质的重工业。无法完成内部的循环，只能靠政府的输血才能勉强支撑下去。比如温铁军举一个例子，洛阳拖拉机厂生产的是50马力的拖拉机。这个拖拉机配的动力是为了T59坦克生产的。为了保证这个厂生存下去，就用这个动力造坦克。但是生产的坦克缺无法在小农经济的农村卖出去。如果卖不出去，那么这个拖拉机厂就要倒闭。为了卖出去，当时采取的是办公社，然后强制大的公社买拖拉机。也就是强卖强买。

为了保证这些重工业的存活，当时采取了一下的措施：

1：对人员的统一调配。具体的是中国当时算是产业工人的人很少，大部分都是农民。因此当时在接受这些重工业的时候，包括厂长，工程师，技术员，甚至是技术工人都是苏联派过来的。为了尽快的把这些企业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开始从全国进行人员的统一的调配，也就是人员不再是自由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你就必须去干什么。在一汽的厂史介绍中会发现，开始从全国调技术工人，技术人员去向苏联人学习，如何运行这个企业。甘做革命的螺丝钉。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当时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一些不是什么高大的素质教育或则是通才教育，而是一个简单的说就是技术工人。或则说是技术上的干活的人，具体每个阶段培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培训结束干什么很清楚。不是让学生自己选择，而是政府的统一分配。

2：关于原料的问题，如果在市场上统一购买原料，那么这些企业做的产品卖不出去，大部分原料会被轻工业所买走，为了给这些企业足够的原料，开始采取了原材料定向拨付的政策，也就是计划。

3：关于产品，在当时中国的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不够的情况下，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采取的是调拨的方法。就是产品做的好不好，他的客户都必须要。这样才能使他可以持续生产和改进下去。

就像温铁军说的中国当时并不是和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的计划经济，第一：中国政府基本没有懂计划经济的人，第二个：中国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计划都要两弹一星让步，具体体现在，为了两弹一星成立了以总理为主任的协调委员会，来为两弹一星协调物质。他更像一个为了保住这个重工业体系和完成高科技的两弹一星采取的临时性的措施。

在这一个阶段，产生社会管理方式是强有力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为了调动一切力量保住这些重工业。为了达到了这个目的。这个时候对整个中国做了最严苛的控制，包括户口制度，大规模的税收和农村的公社制度等。

在这个情况下，形成的理论是个人服从于集体。敢做革命的螺丝钉。财富的价值大于人的生命。

第三个阶段的特点：

1：开始的阶段是中国和苏联闹翻了，为了突破当时的困局，1969年最高领导人要求四个没有具体工作的元帅：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和徐向前研究国际形势，提出了认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在当时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中国和美国，日本以及西欧的国家开始了建交。这样开始给中国打开大门创造了条件。在邓的第二次复出的时候，有一项工作就是和美国的公司谈进口设备的问题。美国的公司送给他一个玻璃做的蜗牛，结果四人帮认为这个是对中国的侮辱，对他进行批斗。只是对送蜗牛的事件进行批斗，而不是对和国外做生意进行批斗。还有一个四三计划。从国外进口化肥的工业设备。也就是当时中国已经开始了向西方的开放，对于开放和西方做生意没有疑问，只是对如何做生意有疑问。而邓的魄力就是加大开放的力度，这是其他领导人所没有的。

2：在国内的情况是中国通过普及义务教育，已经基本完成了普及小学教育。通过几个重工业的建设，开始有了一部分简单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如果在建国前，因为80%以上的文盲，也就是直视农业的劳动力的话，人只能称为人口。那么经过这么30年的建设，文盲率急剧下降。大部分人开始具有了小学，或者初中的文化。而当政府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来安置这些人的时候，采取了上山下乡的方式来安置这些知识青年。中国有了人力资源可以建设其他的工业。就是看如何来给他们找到相关的工作岗位。

3：而且由于重工业开始可以量产产品了，如59坦克和歼6飞机等，而且两弹一星项目即将完成。也就是开始出这些行业释放出物质了，这些物质，人员和技术开始进入其他的行业。

4：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了三线建设和五小工业的建设，也就是工业的复制。这就为这个建设的一个后果是中国的乡镇企业开始建设。如果看中国的在刚改革开放时期初期出现的企业，比如海尔，科龙，万象等企业，他们的初始都是69年左右建立的乡镇企业，后来进行的改制。当时的这些企业都是几个人的小企业，对于这些小企业，你无法做计划，都是在国家计划外漏下的物质做些小东西。而这小企业将在有合适的土壤下开始发展。而在这个阶段只是刚出现。

5：而且在文革中，政府已经被打倒了，更无法做计划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整体的经济管理是一个混乱的计划经济，既有对关键企业和大企业的计划，又有在这些大企业之下的一些乡镇的集体企业，在计划的缝隙之外，顽强的生存。

所以：在文革的后期社会开始了对文革思想进反思，也就是中国已经过了保命的阶段了。开始走向要吃饱的阶段。而这个阶段，他已经到了暮年，已经无法再为中国设计未来。只有他的学生在开始后续的工作。

看革命的三十年，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之间的政策差异很大。那么他们一致的地方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社会的实际情况是什么，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当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而当这些转变无论多么大的时候，这个党都能使整个国家保持稳定。这个能力，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