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外交官，请多了解一点新中国的外交史_风闻

最近，某全国性大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栏目下，专门开办了一挡专题《外交官亿开放往事》。但有的外交官似乎对新中国的外交史并不大熟悉，回忆中呈现的某些内容，读来令人遗憾。

有位曾经担任西方某大国的大使认为，1970年代前后，我国“国力不济就难有话语权”，因而未能彻底改变我国的“弱国无外交”的局面。他举出的例子是，“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1969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只有50个，其中还有6个以种种借口同我国断绝或者中断了外交关系。这固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破坏的结果，但也与我国国力不济有关。”

不知道这位昔日的大使是否读过习近平亲自指导下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这本书的第八章是关于“文革”的。其中第四节《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有这样的论述：

【“7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外交突破性大发展的时期。这一形势的出现，与国际形势的变动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因势利导，宏观分析形势，对我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个时期我国外交取得的成就极大的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也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有力的前提，打下了基础。”（见该书第611-612页）】

据统计，这个被《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称为新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延续到1978年底，已经使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24个。顺便补充一个数：1978年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共有151个国家，其中未与中国建交的有26个国家。现在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共有19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的有178个，未与中国建交的19个。很有意思的是，在这19个国家中，有5个是建交后又断交的。至于这5个国家是不是也有“种种借口”，就不得而知了。

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是那个时期影响最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是中国第一次作为一支主要国际力量积极参与其中，而不是被动地卷入其中，因而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因此邓小平这样评价：

【“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

至于国力怎样，不能简单地用GDP来衡量。按某些经济学家的说法，中国的GDP当时在世界排名非常落后，因此国力也很弱。但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GDP世界第一的美国总统会来北京“朝圣”？甚至还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呢？

再往前回顾一下：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宣布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美国朝野逐步认识到，或者说是体会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并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承认。美国企图长期孤立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拒不与之来往，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美国处理对华关系中的这种内在矛盾到6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上无法再协调下去了。”(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49-1972)》第314页、316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在这里，应该再提一下“两弹一星”的巨大作用。

邓小平在1988年指出：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十年后的1998年9月，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隆重表彰研制“两弹一星”功臣大会讲话。他指出：

【“我们要永远记住那火热的战斗岁月，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

“‘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知名中美关系问题专家金灿荣在2017年6月撰文指出：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毛泽东时代主要是解决国家生存问题，因为当时西方孤立中国，国内仍有颠覆势力作祟。试想，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还有台湾特务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刺杀周恩来总理，可见当时形势的恶劣。在那种内外压力下，彼时无论谁领导新中国，首要考虑都是如何让国家‘活下去’，表现出来就是对外不惧打仗，对内强调阶级斗争。”

“等到中美建交、中国有了‘两弹一星’之后，国家安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然后就开始转向发展了。邓小平时代主要就是解决如何‘活得好’的问题。”】

因此，如果没有当年的“两弹一星”，以及与此相关的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即使有再高的GDP，也不可能成为有影响的世界大国。这就是历史的经验。

关于“朝圣”的说法，来自于在西方颇有影响力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徐中约。他所著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是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海内外历史学界认为，作者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

徐中约在该书中对尼克松访华是这样表述的：

【“一些亚洲人把尼克松访华看作是一次朝圣，因为在历史上，中国皇帝是从不离开本国的;只有藩属国的国王和使臣前往中国向皇帝表示敬意。尼克松的访问将给予中国一种新的尊严感，同时也使它获得大国的地位。”“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精明杰出的革命家，也都熟知历史。他们知道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使其为己所用的重要性。美国探索打开中国大门的努力与他们自己的大构想相吻合，于是尼克松成了北京欢迎的客人。”

“(尼克松到达北京)几小时以后，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是一次事先未经安排的会面，持续了一个小时。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顾问走进书房时好像是‘去见识一个场合远大于去拜会一个人’。毛泽东说话洒脱，充满威严和自信，朴实巧妙，而周恩来则保持沉默。尼克逊‘感受到了毛泽东的魄力’，并表现出从未被新闻媒体见过的‘罕见的谦逊和敬畏神情’。”】

回顾这段历史，应该可以说，197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和随之而来的新中国第二次建交潮，完全彻底扭转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弱国无外交”的局面。正如徐中约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指出的：

【“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大构想相当灵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第三世界的代表获得了在联合国中的永久席位，并吸引了四方八面的国家元首和领导人络绎不绝地来访。北京成了国际交往的一个枢纽。中国不再孤立，它已经成功地打破了苏联和美国的包围。中国再一次进入国际大家庭，这一次不再是一个虚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是一个地位优越、备受尊敬的大国。”】

希望我国某些在职的或者曾经在外交岗位工作过的人，还有其他一些关心中国外交事物的朋友，如果不相信官修党史、国史，建议看看海外出版的权威性历史著作。这对更加全面地了解新中国的外交史，还是很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