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七雄中除了秦国，还有哪些国家具备统一的实力？_风闻

最不喜欢指点江山了，可偏偏有读者们喜欢，就当给之前文章的一个注释。

问题如下：

战国七雄中除了秦国，还有哪些国家具备统一的实力？

回答如下：

这个问题不简单，答案却很简单，就只有半个——赵国。

理由很简单，战国七雄的对抗，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秦国的最终胜利，并不在于他对比其他对手如何“先进”，而在于其特殊地缘位置而“输得起”和“等得起”。

其余六国，在战国时代都曾强盛一时，却因为各种原因而中衰，而这种强盛，距离能够统一天下，又相去甚远。

具体来说：

魏国

战国初年魏国最为强盛，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三代，魏国实现了东压齐、西破秦、南御楚，并在庞涓掌兵的时代，包围韩、赵都城，可谓武功赫赫，但这并不代表魏国的国力已经达到单挑六国的水平，而是从魏文侯时代就确定了“和合三晋”的战略，三晋联军对抗齐、楚，西河之地独立对抗秦国。

魏武侯时代，魏国不满足于这种“后春秋时代”的争霸战争，而是转为拓地之战，其对手也转向了三晋内部，取得了一些战果，可也破坏了原本牢固的“三晋联盟”。

到魏惠王继位时，韩国和赵国的干预，险些让魏惠王丧命，也将魏国本身的“双政治中心”问题暴露无遗，魏惠王时代开始，魏国并力东南，抛弃了原本需要经过“三晋”借道的黄河运输线，而转向对宋国、楚国的侵攻，以大梁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时代，哪怕魏国最强盛时，对付楚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需要联合三晋，自己一家是不够的。

从结果上看，魏国始终不具备灭亡“七雄”中任何一个的能力，齐国“围魏救赵”、“围魏救韩”的战例，都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战国初年的“霸主”魏国根本没能力支持“两线作战”，它的强盛一时，实际上是“伐交”的成功。

楚国

楚国非常有意思，自春秋被吴国攻破都城之后，一直与吴、越在长江上拉锯，自己内部也不断发生王室内讧，乃至区域性的叛乱。

在吴起南下楚国之后，楚国短期内消灭了陈、蔡的独立势力，又向南、向东打败了越人，短期内凝聚了力量，北上直至梁门，打到了黄河边上，楚王甚至在洛阳王畿中寻找建设新都的地点，这可以说是楚国整个战国时代爆发得最大的一次进取。

短短一年后，楚王死去，吴起被杀，接下来50年，楚国不复向北。

直到楚怀王的时代，楚国与秦国反目，国君被扣，鄢郢被占，根基在江汉流域的楚国被驱逐到了江淮流域，原本横跨东西，西到巴蜀，东至于越的大国被打断了脊梁骨，成为避居江淮的二流国家（人口大幅削弱）。

楚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封君太众，地盘很广，离心力太强，甚至在丢失鄢郢之后，发生了“庄蹻之乱”，让楚国裂而为三四，自己的统治问题尚且没解决，更何况灭国大战后的消化。

齐国

齐国是春秋以来的传统强国，却在战国初年发生了“田氏代齐”，内乱频仍，被三晋按在地上打，政治基本稳定，要等到齐威王的时代。

齐威王之后，建立了“五都、四鄙”的兵制和地方管理体制，以五个大邑作为动员中心，实际上是自守的体制，并严重依赖于都市的商业发达。

所以，在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的强盛时代，齐国趁着燕国内乱，可以短暂占领燕国，最后在赵国的外部压力和燕国内部的反抗下，灰溜溜地退出，最强的时代，还需要联合魏、楚才能瓜分掉二等强国宋国，当然，这个联盟也是与秦、赵、宋三国联盟的对抗。

即便如此，齐国在整个战国时代，极少有劳师远征的情况，作为僻处泰山、济水之间的大势力，却明显缺少与其国力匹配的动员能力，更是提供了“灭国”失败的案例，很难让人寄予过高的期望。

赵国

赵国的崛起，却与上述几家完全不同，其基础是赵襄子之后，继承人大战以及大宗小宗之间的争斗，持续了近100年，直到赵肃侯的时代，赵国才结束了这一系列的折腾，开始走向正轨。

**而赵国的一步步强盛，恰恰是踩着被灭亡国家的尸体进行的，包括准一等强国中山国，二等强国代国，草原民族林胡、楼烦，**甚至在五国伐齐的战争中也是主导者，更是燕昭王复国的后台老板。

历史课本上往往过度放大有“改革”之名的“胡服骑射”，这也是近40年教科书编撰的常例，赵武灵王最强悍的，并不是换一条有裤裆的裤子，而是他高超的外交手腕。

与秦、宋的三国同盟，稳住燕、齐，使赵国可以安心地向北大规模扩张，到赵惠文王时代，经历了“沙丘之变”动荡的赵国，又介入了对东方霸主齐国的灭国之战，形成了事实上的燕、赵联盟。

哪怕是在长平之战大败，损失了40万青壮后，仍旧能够在鄗代之战中大败燕国的60万大军，在邯郸之战中重挫秦军，其实力和底蕴绝非其他五国可比。（质疑《史记》数字的就别bb了，你们找到其他数字记载再说。）

然而，正是长平之战的大败，让赵国失去了秦国对等争雄的能力，所以，它也只能算“半个”有统一可能性的国家。

至于其余的韩国、燕国，地峡人寡，没有任何可能性完成统一的逆袭，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

结论

对于熟悉战国时代史实的人来说，一个基本情况完全可以理解，即战国七雄中任何一个阶段性强权的产生，在记载上，往往与“国策”与“外交”有关，对于近现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者至为关心的土地所有权、人身依附关系的变革，反倒极少着墨。

所以，记载有限的魏国“尽地利之教”和秦国的“商鞅变法”就被拿出来大谈特谈，然而，在同时代人，以及后世不远的秦汉人的笔下，这些“历史性的变革”仿佛根本不存在，为什么？

就以“秦粉”最爱拿来“反驳”旁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代替“贵族奴隶制”说法来说，如果秦国曾经爆发出如此神奇的、离经叛道的“大变革”，为什么当时人不在意，不关心？

要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商鞅变法”本质上，只是把关东六国的先进经验搬过来，山寨了一遍，又参考《墨子》中对于百姓基层组织控制和军事化编组的手段，进行了符合它落后社会现状（《史记·商君列传》：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的野蛮管制升级（告奸连坐）。

所以，到秦末大乱时，关东人对于秦朝“苛暴”指责的共鸣，并不多，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

总结下，即劳役繁重、税负过多、严刑苛法、父子相疑，可真是没提“解放奴隶”、“平分土地”之类的说法，看不出来什么社会革命的成分。

综上所述，秦国正是由于拥有山河之固，才能有效避免与关东各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争斗，得以好整以暇地出关夺地，哪怕战败，也只是让人堵住函谷关就到头儿了，关中根本不丢，仍可以休养生息卷土重来。

关东各国的灭亡，根本上是地缘政治的劣势导致的互相消耗，并不是秦国就比他们先进了多少个世代，从社会复杂程度和文明发展来说，秦国恰恰是一直在后面追赶来着，等到骤然灭亡六国，反倒是落后、野蛮的管理体制与先进的被统治者之间出现矛盾，摩擦、摩擦，擦其的熊熊烈火，可不就把统治者先烧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