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词儿，不是无缘无故的（上）_风闻

甲把乙暴揍一顿，想要抢钱。乙宁死不从，反手打了甲一拳，还“问候”了甲的直系亲属。此时丙经过听到了乙的“问候”，大声对甲喊道：

“这骂人的活该挨打！你打得好！”

今天的文章，就跟两句“问候”有关：棒子和阿三。

万历二十年（1592年）4月，丰臣秀吉开始侵略朝鲜。此时的朝鲜，政局内耗严重，加上军备废弛，根本无力抵挡日军攻势。

一个月时间，朝鲜“三都守失，八道瓦解”——全国一共九道。朝鲜的告急速度难以置信，以致明廷不断询问战事如何，甚至有人怀疑朝鲜和日本联合起来给明朝下套儿。

当然，下套是不可能下套的，因为丰臣秀吉侵略的理由是朝鲜拒绝攻明。情报到位后，明朝做出了判断：

倭寇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

随后，明军入朝，万历援朝战争开打。经过万历二十年4月到次年7月的战斗，战局僵持，双方暂时休兵。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丰臣秀吉趁朝鲜内耗之际，发动第二次对朝侵略战争。明军再次入朝，在朝鲜军的配合下，彻底将日本侵略军赶出朝鲜。

尽管历史上当了中国的藩属，但中国确实没做什么亏待朝鲜的事儿。而“棒子”这个称呼的诞生，纯属意外。

根据南京大学历史学系黄普基（韩国人）的考证，棒子原本写作“房子”或“帮子”，指的是明清时期朝鲜贡使团中地位低微的服役者。这些人由于地位卑贱、素质低下，在中国境内偷摸扒窃、违法乱纪，给中国政府和百姓带来很大麻烦，因此造成了中国人对朝鲜人的恶劣印象。

明清朝廷为了展现“柔远”之姿态，特地优待使团，时常牺牲沿途官民的部分利益。皇帝老儿当然得罪不得，中国老百姓就只能将不满归咎到朝鲜使团头上，便有了“高丽棒子”的叫法。

但从“韩”这个国号冒出来前后，事情开始起变化了。

1895年4月，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签订《马关条约》，日本控制下的朝鲜政府宣布终止与清朝的宗藩关系。

1896年，朝鲜高宗在沙俄的支持下，“升级”为大韩帝国，从此李氏朝鲜改国号为“韩”。

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获胜，强迫“大韩帝国”签订《乙巳保护条约》。朝鲜自此沦为日本“保护国”。1910年，日本强迫“大韩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不复存在。

历史上的恩情远不如法西斯的铁蹄动听，“朝鲜总督府”治下的年轻人踊跃参加日本法西斯军队。南京大屠杀中，第一支强奸中国妇女的日军部队恰恰是松井石根15师团下属的韩国联队（团级单位）。攻占南京城的日军部队中，韩国人的比例并不低，最高记录是40%。战后很多日本人的回忆录中都提到过韩国军人对日本的忠诚。 

至于二战后的事情，我们都十分熟悉了。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因遭受了李承晚伪军的大规模军事进攻而被迫反击。朝鲜的全面内战爆发了。

——《朝鲜人民为击退进犯者而奋斗》，人民日报社论，1950.6.27

所谓“得国不正，必有灾殃”。当年的“南朝鲜资本主义伪政权”，现在的“大韩民国”，本就是美国在冷战局势下于东北亚扶持的棋子。而这颗棋子在很长时间内，都不如经互会体系内的北方邻居过得滋润。至于令世界侧目的“汉江奇迹”，其缔造者是一个公认的独裁者。翻开史书，韩国所有的历史都和北方的邻居别无二致——这些史书还是用汉字写的。

所以，韩国天天拿国族主义和文化兴奋剂扎自己，才能维持国家认同这个“空中楼阁”。于是，孔子是韩国的，西施是韩国的，端午节也大半是韩国的。本来在刻意压制下渐渐消融的敌意，被世纪初的一系列文化事件重新引爆，从报刊到互联网无不对韩国的文化剽窃义愤填膺。

当初，法西斯日本派遣很多朝鲜人到中国为战争服务，使得中国民众对其恨之入骨。如今，中国网民被刺激得忆起了这些不堪回首的过去，最近又加上一个不怀好意的“萨德”。于是，那个称呼也重回大众视野——

“高丽棒子”

若说能和中国永久和平的国家，印度肯定算一个。毕竟喜马拉雅天险横贯，方便僧人翻山越岭，不方便军队灵活机动。哪怕是“一人灭一国”的王玄策，也是使团被政变军队劫掠才打过去的。即便如此，王玄策用的也是吐蕃和泥婆罗（今尼泊尔）的兵，没让唐军千里迢迢赶过来。

本来相安无事的好邻居，怎么就造起了孽呢？这事还有英国人一份。

旧上海租界的巡捕房里，有不少来自印度的巡捕。起先，巡捕一律由西方人担任，称为西捕。后来又有了华人担任的华捕，和印度人担任的印度巡捕。这些印度巡捕都是印度的锡克教徒，个个身高马大，满脸虬须，头戴红头巾，令人望而生畏。

在上海人的眼中，印度巡捕的地位低于西捕和华捕。但是，敬陪末座的印度巡捕却经常狗仗人势，整天手握警棍与皮靴，在大街上耀武扬威。他们看谁不顺眼，就一棍子舞过去，让上海老百姓吃足了苦头。老上海说起租界巡捕，总是说最坏的就是印度巡捕。

由于是英国殖民地，印度人做公务员必须懂英语。虽然被英国人嫌弃，但他们很喜欢在中国人面前摆谱。通常在说一些不流利中文时，总会不自觉地加一句“I say…”。由于这句话的印度口音版本和“阿三”很接近，加上印度巡捕戴红头巾，老上海便将其称之为“红头阿三”。

我们本以为，印度人和我们一起反抗帝国主义，应当有共同语言。但在东京审判中，印度的巴尔法官居然驳斥其他法官，公开为日本喊冤，认为这些战犯是无罪的。整个东京审判过程中，敢这么给日本人开脱的，有且仅有这么一个法官。

然后我们发现，印度谋求自身发展的方法并非“非暴力不合作”的加强版，而是英国人殖民手段的复刻。

1951年2月，印度政府乘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于内务无暇顾及中印边界问题与抗美援朝战争之机，派兵100余名越过西山江、达旺河，侵占门隅首府达旺，强迫一直在那里行使管辖权力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搬迁；印度在侵占达旺前后，还侵占了“麦克马洪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

同年10月，印军一部又在直升飞机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到1953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然后，印度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并悍然将其标注为印度领土。

我们一直想谈，因为抗美援朝刚打完，国内还要忙着工业化。奈何印度把我们的善意视为软弱可欺，继续搞所谓“前进政策”。至于结果吗……

9月20日二十四时到21日七时，我守卫中印边界东段西藏扯冬地区择绕桥西的边防哨兵，遭到印军连续攻击，我军官一名中弹牺牲，战士一名负重伤。直至21日上午八时半，印军仍未停止射击，当地情况十分险恶。对于印度军队这种疯狂的挑衅罪行，全中国人民不能不表示极大的愤慨！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我们完全拥护我国政府对印度提出的最严重、最强烈的抗议。

——《是可忍，孰不可忍》，人民日报社论，1962.9.22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狂风暴雨直接震慑了印度，更打出了西南、西藏地区的长久和平。然而，印度不仅没有认识到“前进政策”的殖民主义错误，还借此给国内打了几十年鸡血。在公知大V乌烟瘴气的那段日子，印度更是被吹嘘为“民主国家典范”，确然不顾其种种可笑或可鄙的作为。在画皮被揭穿后，印度的网络形象跌落神坛，边境的挑衅却不时继续。由于红头巾没了，中国网民就改了改当年老上海的词儿——

“印度阿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