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市，凭什么成为抗战首都？_风闻

重庆，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三次成为国都，但留下的都是山河破碎、风雨飘零的记忆。

战国时期，自上古时便创造了辉煌文明的巴人，由汉水流域南迁至长江上游，一度建都江州（即重庆），并由鼎盛走向衰落，随后战乱不止，最终被秦国所灭。

元末乱世，红巾军名将明玉珍占据重庆，并在这里建立**“大夏国”**。明玉珍称帝后，设国子监，开进士科，轻徭薄赋，以重庆为中心，将川蜀之地打理得井井有条，得到百姓拥戴。直到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派遣大军，兵临重庆城下，这个据守川蜀十年的独立政权才宣告灭亡。

重庆的第三次建都，也是大多数人最熟悉的一次，是从1937年开始，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首都”**，与全国人民一起挺过了八年艰苦抗战的峥嵘岁月。

▲山城重庆。

国民政府为何选择重庆作为陪都，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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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略要地，重庆有着悠久的历史，英勇善战是重庆人在历史上的自带标签。自公元前316年，纵横家张仪在此建城以来，这座城池一直守卫着川蜀之地，多次接受战火的洗礼。

13世纪，蒙古大军兵强马壮，威震八方，蛮横地闯入中原，向南宋发起进攻。正是重庆，一度浇灭了蒙古军的嚣张气焰。

1236年，成都失守，蒙古军排山倒海而来，横扫川蜀，直扑重庆。可是，重庆三面环水，地势蜿蜒崎岖，蒙古军因为山高路远而不得不中途放弃，掠夺一番之后打道回府。

川蜀百姓人心惶惶，重庆知府彭大雅淡定自若，在视察重庆城防之后，发现这里的城墙都是用泥土砌成，一拳砸下去，粉尘四溅。这样的豆腐渣工程自然挡不住蒙古军的铁蹄。

于是，雷厉风行的彭大雅带领全城军民将泥墙推倒，用条石和煅烧的青砖重筑城墙，并将防御范围向西延伸，比三国时李严修筑的旧城扩大了近两倍，奠定了重庆城的基本格局。

重庆城修筑好后，彭大雅让人在城门立四块大石，上书**“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

重庆军民凭借着高墙壁垒抵御蒙古军的侵略，一直到1279年南宋灭亡，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坚守。其中，位于今重庆合川区的钓鱼城，还曾在1259年的保卫战中，以一城之力，拖垮蒙古大军，让蒙古大汗蒙哥抱憾死在军中，打破了蒙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钓鱼城遗址。

如今，马蹄声远，石墙犹在，抚今追昔，诉说着当年重庆的铁血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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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重庆卫指挥使戴鼎，对重庆进行大规模改建，新城墙高十丈，全城周长2667丈（8.8公里）。

新修建的城门十七座，契合《易经》“九宫八卦”的称谓而**“九开八闭”。九道“开门”供人出入，上书“古渝雄关”、“拥卫蜀东”、“江流砥柱”**等词，表明重庆的军事地位。部分城楼保留至今，是重庆珍贵的文物遗址。

明末清初，重庆地区陷入前所未有的常年战乱，正如清人欧阳直在《蜀乱》中所写：“贼去兵来，兵去贼来，循环施转于川北、川东。”

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叛军进攻重庆，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重庆军民经历了惨痛的百年战争，其间也曾涌现不少英雄人物。

重庆忠县人秦良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单独立传，记载于正史中的巾帼英雄。她胆识过人，文武双全，在随丈夫石柱宣抚使马千乘参与征讨杨应龙的作战中崭露头角。

天启元年（1621年），永宁（今叙永）土司奢崇明发动叛乱，带兵进驻重庆，四川巡抚等地方大员都成为其刀下亡魂。

奢崇明一时兴起，竟然自立为帝，将重庆改名东京，一路向西劫掠，一个月就打到成都，吓得明军引水灌进成都护城河，躲在城里瑟瑟发抖。

这时，正是秦良玉带兵前来救驾，她先派一支军队牵制住叛军后援，随后亲自带领六千人马前往成都解围。

奢崇明没把一介女流放在眼里。等到两军交战，叛军才知道在秦良玉所部面前，自己就是“战五渣”，一路逃奔重庆，秦良玉趁胜追击，打败叛军，将重庆收复。

▲巾帼英雄秦良玉。

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大军压境，横行川蜀。秦良玉虽然寡不敌众，仍率军坚守重庆东部的石柱。她对部下说：“我的兄弟都战死沙场，我一个妇人，受国恩二十年。到这种地步，仍然要与反贼势不两立！”张献忠攻下成都后，到处招降四川土司，却唯独不敢来石柱，足见秦良玉的威望。

明亡后，远在福建的隆武帝派使节专程赴重庆，封秦良玉为忠州侯，在西南颠沛流离的南明永历帝则加封秦良玉为太子太傅。远在石柱的秦良玉闻讯，仍感激涕零，拜伏受诏，誓死捍卫疆土。

直到75岁病逝，这位巾帼英雄一直投身疆场，致力于平乱、抗清，她的执着，代表的正是重庆这座山城坚韧的信念。

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后，重庆伤亡惨重，据《重庆通史》引用的资料，康熙四年（1665年），重庆城中仅剩3000人。

经过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川蜀之地才恢复元气。到了近代，重庆又在抵御外侮的抗日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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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之所以会选择重庆作为陪都，不单单是因为这些历史渊源。

从地理因素来看，重庆作为四川盆地的门户，扼守长江三峡，又有山脊海拔高达2000米的大巴山作为天然屏障，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云”。全面抗战之后，国军主要的防御方向在东方，可即使是装备精良的日军也难以通过重庆突入四川盆地，日本海军更无法逆流而上。

相较于成都一马平川，重庆作为一座山城，四周重峦叠嶂，立体的城市布局有利于防空，日后凭借这一优势才能抵挡住日军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并且防止大规模的空降袭击。

同时，潘洵教授认为，重庆有**“雾都”**之称，常年笼罩在重庆上空的雾气，恰好形成一个保护层，使日本空军一时无从下手，轰炸的时间因此推迟。

而重庆所在的四川盆地，连接西南、西北各省，南有云南高原，北有秦岭，背靠青藏高原，形成阶梯式的防御体系，以空间换时间，让日军不得不身陷绵长的纵深之中，如同当年蒙古军南下面对重庆山区一样感到棘手。

▲重庆的地理优势一目了然。

另外，1891年后，重庆被迫开埠，坐拥长江、嘉陵江水运之利，工商业迅速发展，打下深厚的工业基础。战争爆发后，东部沿海大量的工厂和物资需要沿水道向西转移，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正好可以容纳这些宝贵资源。

而四川盆地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沃野千里，物产丰富，重庆还可以通过交通之便，为各地补充军需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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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重庆的崛起离不开当地政府和百姓的奋发图强。

1927年，“四川王”刘湘任命其老同学潘文华为重庆商埠督办公署。两年后，潘文华又成为重庆首任市长。

潘文华到任后，发现重庆开埠四十年，城市建设还是十分落后，区区4平方公里的老城墙内，20万居民如包饺子一样挤在这里。城中没有一条交通便利的马路，只有狭窄的街道，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滑竿、轿子等旧物。

为了改善居民生活，潘文华决定建设新城区。然而通远门外的一座坟山，成为他拓城的一大阻碍。

新官上任三把火，潘文华为移风易俗，在六年间进行了浩大的迁坟工程，将山上的40多万座坟墓进行迁移，并给每一个迁坟的家庭一笔“安坟费”。

起初，老百姓听说要挖他们祖坟，气愤填膺。为此，潘文华不惜采取威慑手段，任命旅长郭勋祺为迁坟事务所所长，防止百姓聚众闹事。他问郭勋祺，怕不怕死人？郭勋祺人称“莽娃”，当即就表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带着一批兄弟为迁坟四处奔波。

迁坟工作完成后，潘文华开辟了由沿江路沿嘉陵江达牛角沱，由南纪门沿长江达菜园坝的新城区，比原来又扩大了一倍以上。

▲潘文华。

潘文华还在重庆修建了第一条公路——李子坝公路，又建了第一座自来水厂、第一个发电厂，还于1930年，筹集电话公债20万元，于当年实现全市通话。

出身行伍的潘文华并非见识浅薄的军阀，他为重庆市建设恪尽职守，为这座城市之后的历史使命打下坚实的基础。

1950年，潘文华病逝于成都，留下遗言，葬于老上司刘湘墓旁。

潘文华的老上司刘湘也是一位爱国军阀，他在防区林立、诸军混战的四川中脱颖而出，统一四川，组建省政府，且治蜀有术，川蜀一带经济发展欣欣向荣，川军闻名遐迩。

1937年，为了民族大义，刘湘主动请缨，率军出川抗战。由于积劳成疾，不幸于次年，病逝于汉口，临终留下遗言：“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八年间，逾300万四川子弟兵，转战四方，抛头颅洒热血，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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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将重庆作为陪都，也不是情急之下的决定，而是长期规划之后做的决策。

1932年，日寇步步紧逼，在上海发起“一·二八事变”。南京距离上海不到几百里，国民政府为防不测，曾在此期间移驻河南洛阳办公，并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决议。

西安、洛阳虽是千年古都，却不是作为大后方的理想目标。

西北地区经济落后，交通全部依靠陆路，运输效率低下，无法支撑未避战乱而来的庞大人口，再加之缺乏天险，无险可守，还紧邻晋绥，深受国内外势力掣肘。随后几年，国民政府逐渐放弃了以西安、洛阳为大后方的想法。

▲蒋介石在重庆。

作为战时陪都，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安全稳定，那么哪里是最安稳的地方呢？

1935年，四川省政府正式成立，带着这样的思索，蒋介石前往西南考察，在重庆设立“行辕”。在长达半年的西南之行中，蒋介石深深感受到，川蜀之地作为大后方的种种优势，决定以四川（当时重庆属四川）为抗日根据地，声称即使只有一个四川，抗战也可以继续。

1935年前，四川省内尚无一条通往外省的省际公路，为此，国民政府组织开发西南交通。有一些人对此甚为悲观，他们说：“建筑这些崇山峻岭的公路，无异建筑万里长城，不知要牺牲多少人力物力。”

然而勤劳的川蜀子弟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一艰巨工程，川黔公路、川陕公路、川湘公路和川滇公路等先后建成通车。

交通犹如人之血管，通则行动自如，阻则麻木不灵。这些工程，使各省一改往日的封闭状态，在抗战时大规模内迁、连接各省和补给前线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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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日军气焰嚣张，连战连捷，甚至曾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剑锋所指，尽是中国华北、华东的核心城市，包括中华民国首都南京。

经过多年筹备，重庆已然万事俱备。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达汉口，随即正式向世界各国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

1940年，国民政府又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确认重庆为“陪都”，并称**“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

八年间，重庆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机关、学校和企业，人口从1936年的33万人发展到1945年的125万人，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中心。云集重庆的各界名人、各国外交官多达3000余人，这里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在远东的指挥中枢。

为支援迁都，全国各界人士倾尽全力。其中，出生于重庆合川的“中国船王”卢作孚临危受命，出任交通部次长。

1937年，卢作孚旗下的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总吨位上万，是当时我国最大的航运企业。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距离武汉不过300公里的宜昌，陆续涌入西撤的人员与物资。被称为**“川鄂咽喉”**的宜昌，前有三峡阻隔，后有日军侵犯，可谓命悬一线。

达官、显贵、贫民、伤员，来自五湖四海的3万多人聚集在这座小城的每个角落，熙熙攘攘，愁容满面。

卢作孚当机立断，召开会议，提出在40天内，转移滞留于宜昌的3万多难民和近十万吨物资。

宜昌至重庆，逆流而行至少需要四天时间，且宜昌以西的三峡航道狭窄，大船无法通行。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排除万难，夜晚装卸，白天航行，开始了惊心动魄的大撤退。

为此，卢作孚临时雇佣3000多人，无数民众自愿奔赴国难。他又征用民间木船850余艘，运载轻型物资。卢作孚每天都要到码头，亲自了解船只航行情况，夜里还要检查装货状况。

卢作孚之子曾回忆道：“这时候，我父亲亲自率船，前往距敌约20多公里的平善坝，连夜装船，天一亮即运走。民生公司职工们看见他身先士卒，异常感动。大家众志成城，齐心协力，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将平善坝至三斗坪一带24800余吨兵工器材抢运到上游安全地带。”

▲宜昌三峡。

到1938年12月，长江枯水期到来，喧闹的宜昌逐渐归于沉寂，卢作孚登上最后一艘从宜昌西撤的轮船，缓缓驶向重庆。

宜昌大撤退，被卢作孚的好友晏阳初赞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卢作孚自己则表示，这次“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是上前线去了”。

**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向大后方运送100万吨货物，还挽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为了尽可能地抢运难民，卢作孚对客运舱实行“坐票制”，将二等舱的铺位全部改为坐票，由此增加了一倍以上的客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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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重庆的地理优势并未阻止日机对这里进行狂轰滥炸。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盘旋在上空的飞机轰鸣声和随时响起的防空警报声，是当时重庆居民挥之不去的梦魇。

据2005年，潘洵、彭兴华教授的统计，重庆大轰炸的死亡和受伤人数分别为2.36万人和3.78万人，总数应为6.14万人，还有房屋17608****栋被毁。

其中，最悲惨的事件是1941年6月5日发生在重庆较场口的**“大隧道惨案”**。那一天，日机一改往日于白天进行轰炸的习惯，在当晚9点对重庆开始长达5个小时的空袭。

警报声中，市民潮水般地涌向较场口的防空隧道。由于日寇轰炸不止，防空局为了安全起见，锁上了隧道的各个出口，而隧道内通风、照明情况极差，慌乱的市民拼命向出口挤去，导致相互踩踏，最终酿成部分市民窒息身亡的惨剧。

根据重庆防空司令部公布的数据，一夜间，隧道惨案死亡近千人，多为妇女、老人和儿童。这仅仅是日寇罪行的冰山一角。

抗战期间，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然而聚集于此的人民却没有屈服，仍然昂扬向上，为救亡图存摇旗呐喊，在炮火声中挺直腰杆，将重庆打造成远东各国反法西斯的精神堡垒。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走出重庆广播大厦。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一则**《还都令》**向全体大后方人民致谢：

“回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奕叶不磨灭。”

血与火的浇灌，让这座城市烙上了不朽的印记。

​参考文献：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唐润明：《衣冠西渡：抗战时期政府机构大迁移》，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苏智良：《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周勇：《重庆通史》，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

陈中东：《重庆往事》，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