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识青年留在井冈山的足迹_风闻

一、“成建制”奔赴井冈山

据档案记载：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一个方向是江西的井冈山。1968年4月，就有好几批上海的中学毕业生来到井冈山农村；7月，华东师大二附中和南洋模范中学的24名毕业生，先后从上海步行到达新干县鸡丰公社。接着，上海位育和淮海中学8人到达井冈山小通公社要求插队。

同年，11月18日，上海一千多名中学毕业生“成建制”地赴井冈山插队落户。这天，上海举行了夹道欢送仪式，我也在行列中。第二天，《解放日报》以“到革命圣地井冈山去插队落户”为题进行了报道。为什么说是“成建制”呢？因为一列火车开拔下去时，就是编成连、排、班的，一个连到峡江，500人；一个连到新干，504人(先行到达的32人亦正式编入第一批建制中)。

尽管这只是知青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其道路、前途与命运，却是全国千百万知识青年真实经历。我当时是副连长，连长是南洋模范中学的温星衍，后来他抽调到复旦去读书了。峡江和新干都属于井冈山地区，峡江在里面一点，新干是最外面的一个县，我们在一个叫鸡峰公社的地方，因为那边有一座鸡峰山。到鸡峰公社的人是最多的，500个人当中差不多一半在鸡峰，还有一批在洋湖公社，主要是一批女将，是徐汇区市四女中的。

图 | 1968年本文作者王战（后排左）与邻居鲍易明（后排右）同去井冈山插队，离家前合影，后排中为王战父亲

我们位育中学批准去55人，其中一人是在走的时候家长不放，最后投亲靠友去了。我们下去就是54个人，分在了四个生产队，建制上就是四个班，我们这个村全部是姓姚的，300多户人家，1000多人，我当了10年知青排长，后来当大队团支部书记、小学校长。为什么叫我当知青排长，这里还有高中生，比我大三四岁呢!就是要树典型嘛。

因为我的手患有结核性关节炎，手腕只能活动15度，当时作为一个事迹报道了。现在想起来真有一点后怕，在那边插秧后手就红肿了，万幸没有复发。2003年时，我从美国到香港，再到青岛，连续作演讲可能累了，骨结核复发了。瑞金医院说要把里面的软骨全部切除，再用钛合金固定住，所以我现在这个手腕是残废的。我觉得这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如果这个复发出在农村的话，就糟糕了。所以，我现在是没法用电脑的。

图 | 1968年10月，赴井冈山拿山公社插队落户打前站的上海知识青年，途径宁冈县时在宁冈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的合影

图 | 1968年11月上海知青赴井冈山插队乘专列前合影，后排左为本文作者王战

二、值得感怀的日子

我们小康片（公社下面还分片的），共有五个大队，其中三个大队最有名，一个是我们的阳团，边上的小康大队也有三四十个知青，此队有一个高中生，在那边待了20多年，先做妇联主任，后来做了地区的干部，前几年退休了才回来。边上还有一个梅峰大队，有三十多个知青。梅峰大队的知青潘维明当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此是后话。我们三队就隔了5里路，大家经常跑来跑去的。有的时候，我们杀一只猪会让他们一起过来吃，看电影也是大家一起看的。所以，我们这一片的上海知青有一两百人呢，很热闹。

记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曹香秾，她专门到我们这里来组织报告文学《井冈山下的新一代》，里面的故事都是很典型的。我大概写了两篇吧。一篇是全国的第一个农村气象哨。是我们阳团知青任远搞起来的，她的父亲就是写儿童剧《马兰花》的任德耀。当时，这个气象哨很出名，是全国知青的一个样板，印象非常深。

江西山里边的下午时常就是一阵雷阵雨，到收割的时候就很麻烦，因为打下来的稻谷刚刚摊开晒，雨来了来不及收，被雨一淋就发芽了，小区域气象预报对农业生产就很有用。

图 | 1969年，下放在江西省新干县鸡丰公社阳团大队的上海知识青年，在村里办起了全国第一个村级气象哨，每天早中晚三次向村民们播报天气预报，为农业生产提供气象服务。气象哨的上海女知青们被人们称为“黄毛丫头能管天”。（右起任远、劳持平）

图 | 阳团村气象哨负责人兼观测预报员任远在观测记录有关气象数据，为准确预报天气提供科学依据

另外一篇写了在当地当“赤脚医生”的上海知青，后来他被推荐成了上海二医的工农兵大学生，曾任二医的学生会主席，现定居在加拿大。他的丈人曾是昆山地下党的负责人，现在快100岁了。这个“赤脚医生”在农村的口碑非常好，很远的路出诊都是一叫就到，有一些事情还真有本事，比如一个人手指断了，然后帮他接活了，这个在农村是很稀奇的事情。我们这个大队出了工农兵大学生大概有30个呢!

上海复旦、交大、同济和师范大学都有，我是“留守兵团”，因为领导说你是排长不能动，你一动下面就散了，所以，副排长和班长就一批一批送走了，后来还要我扎根农村。

图 | 50年前，农村缺医少药，阳团大队上海知青赤脚医生罗达三（左），深入田间和农家，为村民们扶伤治病，被老表们称为“我们的罗大夫”

现在算起来，我们那个大队的知青出了一批人，里面有三个局级干部，一个经信委副主任。上海文化局的局长贺寿昌，他现在是画家了，最近还在开画展呢。他是先到了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学习的。还有一个局级干部是中福会的秘书长，可惜了，50多岁得癌症去世了。我们队里还出了个三项铁人的运动健将，他在农村并不怎么出挑，回来后骑自行车从西藏到新疆，很活跃的。

当时当地的农活还是比较落后的，田地很多，种上就不用管了，到时候再去割，所以产量很低，就一二百斤吧。后来我们把良种引进去了，还搞了920肥料。

整个农村仍很穷，关键是增产不增收，当时的粮食价格是国家统一定的，压得很低，低于成本，这怎么会富裕呢？我一直在想：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些副业，这样农民的生活会不会好一点啊!我们这个大队耕地是4000多亩，山地面积是1万多亩，我每年都看到林业所把很多的木头运出去。这些木头运出去派什么用场？

一个是矿山里面的坑木，一个是铁路上的枕木。我问了一下一根木料多少钱，3块钱!这3块钱是怎么分的？把木头伐下来，拖下来，堆在一起是1块钱，很多都是江苏、福建的人来伐木的，然后大队拿1块钱，还有1块就归林业所。我想只要好好设计加工肯定不止3块钱。比如电灯泡插座就是一块小木头，我们去县上问了一下，这个东西是1毛7分钱，一根木头可以做多少只？我们知青中就有小木匠，然后我们自己投钱，专门做了一个锯木机，用来把木头做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东西。

这个机器蛮重的，两三个人一起扛到火车上运回来，这可以说是第一个自制设备，想搞一个小小的企业。但是，一搞起来就黄掉了，为什么？原来有规定，林木产品是国家一类物资，除了县以上谁都不可以碰，就是说我们知青不准干这个事情。这件事给我们的打击很大，我在农村11年，想尽所有办法要让农民富起来，让这个村庄富起来，结果就是做不到。农民为什么穷?原来是穷在经济体制上。后来，我为什么一定要学经济学，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说插队这一批人在改革开放来到时，有感觉，有想法，因为与我们的经历和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在新干插队时，我们搞了全国知青的第一个乡镇企业，这是从两架照相机起家的，事实证明办得非常好。上海知青中有懂摄影的人，考虑到农民总是要到很远地方才能拍照，我们就搞了这么一个点，从拍照到修照，还弄了一台上光机。很受农民欢迎，真正是盈利的。

就此，我们也留下了不少有意思的“老照片”。

我的邻居中也有人去黑龙江的，去上海郊区，或去其他地方的。听下来最苦的地方就是江西，因为江西种两季稻，而且江西这边人少地多，又是丘陵地带。所以说这个地方每个劳动力要负责好几亩地，一人一天最多插一亩地，插完了腰都直不起来。每年7月天气最热的时候就是“双抢”，第一季收完了就一定要种下去，这是在抢季节，误一天都不行。

那时早上4点就要起来了，第一件事情是先到地里割稻，你这边割完了，那边就有一批人耙田了，下午就要种了，晚上还要去拔秧，大概要干到10点多，最好有月光，拔秧时有一点月光就可以了。这等于一天要干三个事。

距离近一点的地还好，最远的地要走7里路呢，而且是要挑着担子，翻山越岭走这7里路，一担是140斤，真是非常的累。冬季时的两个月，干的活就是去修水库，基本上都是泡在水库上面。山上修小水库，这对农村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图 | 上海知识青年是农村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奋战在双抢第一线。图为上海知青靳新华（左）、孙旋樱（中）、钱岳明（右）在抢收早稻

知青在农村也不懂得怎么持家，我们初中生就16岁，高中生是18岁，最小的15岁，是硬跟着我们来的。到生产队以后，第一批菜是农民帮我们种好了，后面的菜都要自己种了。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水，开始都不知道。

大家都出工了，家里留一个烧饭，做家务。我们看着茄子一点一点大起来，辣椒一点点长起来，黄瓜一点一点长出来了，总觉得有好菜可以吃了。那天轮到烧饭的小女孩一边烧饭一边洗衣服，顺手就把肥皂水往菜地倒，菜全部死了，结果吃了一个月的酱油拌饭。也有个别不负责任的，比如说今天轮到他烧饭了，恰巧这一天米吃光了。

按理他就要到生产队的仓库里面去拿稻谷，然后还要把它弄成米回来烧饭。谁知他两手一摊说今天没有米没有办法烧，在地里干活的人最苦了，晚上回来饿着肚子怎么办？我只得连夜跑到生产队，把保管员叫来，把仓库打开来，最后弄到晚上十点多才吃饭。

刚下农村时，城市来的知青什么都不懂，发生劳动事故和意外事故也是有的。记得我们下去的第二年，应该是1969年7月1日，这天记得特别清楚，大雨下了200多毫米，扑面而来什么都看不清楚，山洪暴发，大家奔跑5里路全部上水库。

要使水库不溃堤就是人在里面站成一排，外面打木桩。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江西的红土很滑，一碰到水以后像油腻一样，幸亏没出事。有一件很可惜的事，一个上海知青游泳非常好，地里劳动后人很热，一看水那么干净，跳下去就游，结果出事故了。一是水库里有水草，被水草缠住了很难脱身；二是下面的泥是不能踩的，一踩脚就陷进去了，再用另一个脚做支撑，那个脚陷得更深了，这和城市的游泳池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为了救火而死的。我有一次就很危险，因为那个时候失火了，大家都会往里冲的。那次，我看到一家着火了就冲进去，大概在我前面一尺左右的地方，上面的梁烧塌了砸下来。现在我手里面还有一个黑的印子，是烧过的东西留在伤口里了。如果我再朝前面一点点，烧塌的梁砸在头上就出事故了。

江西这地方是四月清明以后播种，之前有一个懒办法是在冬天时把枯草全部烧掉，不然的话有很多害虫，烧一下害虫就会减少很多。但不当心就会引起山火。有一次真是发生山火了，我们知青不知道怎么救，折了松枝就冲到山顶上往下面扑火。这个火一烧热空气就往上升，这是会拔火的，结果冲在前面的人的头发、眉毛都没了，还好是这么一阵，如果持续刮风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我还有一次爬拖拉机，差一点摔死。

这些事情都经历了，也算是在这个社会课堂里锻炼了。

总的来说，第一批去的人素质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多是自己报名去的。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有一点革命的志向，或者说有一点理想主义，想着要建设新农村，这就会动脑筋做很多的事情。刚开始大家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就是大家的东西都放在一起，工分也不是分到每个人手中，就是男女一起出工，计工分后钱就放在一起。

因为女的体力差一点，男的体力强一点，时间长了，如此搞平均分配就会有问题，搞了一年就搞不下去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知青上山下乡有“正能量”的东西，也有实际的劳动和经济的关系，不能搞乌托邦。

图 | 1968年12月，农村冬修水利，插队半个月的上海知青就参加了大队组织的修建、加固水库堤坝的强劳动。图为阳团大队上海知青排排长王战在挑土筑坝

图 | 本文作者王战在插队所在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时记录笔记

三、新干有个习家村

2007年时，我才知道当年插队的地方是习近平总书记“老家的老家”。有个习家村我们早就知道的。此村离我们约20多里路。一般知青去县城就扒拖拉机，拖拉机手看到知青在后面就开S形，而我们会预跑，看到拖拉机隔50来米时就助跑了，然后一跳就扒上去了。快到县卫生院的那个地方的对面就是习家村，它离县城大概几里路。

井冈山地区改成了吉安市，2007年吉安市党政代表团来上海交流时，新干县的县委书记当众说，当年王战就在新干插队。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听了问我：你在新干插队啊？我说：对啊!江西那个老家，习近平自己没有去过。

邓小平在世的时候，也没有去过自己的老家。只是有一次习近平上井冈山，把新干县委书记约过去问了一下新干的情况。

现在大家看《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讲的是陕西延安，这真的是有缘，他的“老家的老家”江西新干县，是上海第一批知青“成建制”插队的地方。

图 | 1998年插队落户30周年在新干县的活动结束后，部分老知青与上海东方电视台《重返插队的村庄》摄制组成员来到革命摇篮井冈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图 | 1998年插队落户三十周年之际，王战等六十余名曾在江西省新干县插队的上海知识青年重返当年的村庄，这是在新干县的合影（第四排左起第六人为王战）

四、如愿以偿回家路

粉碎“四人帮”后，形势起了变化。说起知青“大返城”还是很感慨的，毕竟上山下乡作为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一个运动结束了。当时，农村里抽调工农兵大学生、招工等已走了不少，因推荐是要讲政治的，表现好的人才可以被推荐。

这之前的一条路就是病退，有的是真有病，很多是假病退。一个插兄家中比较困难，身体却没有病，怎么办？建议他装“神经病”。一天晚上，他把林场人都叫起来，手上拿一把柴刀，叫大家把鸡全部杀了，晚上的鸡都在鸡窝里面，抓起来比较方便。杀完以后丢到一个大锅子里，说今天开“百鸡宴”，然后拿把刀逼着大家吃，结果，弄了一个“神经病”的证明回去了。但这就留了一个话柄，后来的工作都不太好找。这种东西简直都是可以写小说的。还有的人怎么办？

拖拉机后面有一个挂钩，就是在拖拉机开的时候手指伸进去，一开动就断了。江西农村多水田，季季要插秧的，他说我手指断了不能插秧了，就搞工伤病退了。还有一个是邻近大队的，因过几天就要回去了，他想到山上弄一点好的木头，带回去做家具结婚，不小心手被生锈的钉子弄破了，他只是用红药水涂涂，结果得破伤风死了。

当时剩下的只有两拨人了，一拨是在农村结婚生孩子了，我们的一个插兄，到那边第二年就结婚了，他和我差不多年纪，快有曾孙子了。还有一拨人就是有点不当行为，队里还剩下十几个人，我作为参与队里领导的也是走不了的，我也做过一些家访，这些人也是很苦，不容易的。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在一起打交道，大家的感情都不错。

图 | 1975年，本文作者（左）在井冈山茅坪与老红军邹文楷（中）合影

直至“老三届”可以考大学了，我才决定离开。当时说我是扎根农村典型，1977年就没让考,1978年到考试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公社党委同意了，只有6天时间了，我们4位知青在一起复习。我当时就是要考复旦经济系，分数下来离复旦的录取线差4分，招生组就来征求意见了，说可录取江西大学，我说什么系？说是政教系，我一听就说不去。

其他几个分别转到了井冈山师范、江西财经大学等。我说复习6天才差4分，那么我明年再考，这样第二年就如愿了。

图 | 1979年本文作者王战考入复旦大学后在邯郸路校门口留影

我是1979年3月顶替我父亲回来的，具体工作在海关招待所里面打杂，这个所长是老干部，大字不识的一个山东人。我还是想考大学，他一口山东话说小王没有问题，你每天就把这6层客房的水泡完就可以去复习了。这样，我两个小时就泡完了，然后就埋头复习，整整拼了3个月。到高考那3天，我发着高烧，每天中午一个面包一瓶盐汽水，撑了下来。

1979年不是先填志愿，是考完后再填志愿的。我一看正好复旦世界经济系第一次招生，就将经济系改成了世界经济系，我更用心的专业是世界农业，因为我不想前面11年在农村的插队经历浪费了。1983年毕业时，我想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去工作。

因为世经系是复旦的第一届，学校不放要留校，我就留到了世界经济所，做比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人生的轨迹在改革开放中转了弯，而插队经历给我的好处，就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学的东西要派什么用处。我当时的想法是：因为在农村待过，世界经济应该包括中国经济，有了世界经济的知识背景，再来研究中国经济有一个对照，应该比较好。

我在江西新干插队落户整整11年，1968年11月最早一批下去，1979年3月最晚一批回来，可以说是完整地经历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这段经历使我懂得了天高地厚，一辈子受益无穷。

图 | 2008年，插队落户40周年，上海老知青们又回到了久别的插队村庄，王战（中）与老表们拉家常，共同描绘美好的明天。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50周年。这个周年确实很重要，很有意义，我想如果能做一个课题也会有价值，或者在那个地方搞一个“知青博物馆”，当年的知青朋友手头上有不少的资料，包括下去时发的票证，还有那边的工分本，可见每天是怎么记工分的等等。1998年10月，为纪念插队落户30周年，我曾与20多名当年的知青朋友，重返了江西新干的生产队，重温当年的劳动生活。

为了那里的孩子能够健康地成长，我们还捐资5万元设立了“教育资金”。当年，我在农村时曾是村办小学的校长，六七位老师都是上海知青。建校后，学生有一百五十多名，辍学率为零。自2003年起，我每年都委托知青兄弟将收入中节余的一些钱送到村里，给老人们过年。总之，中国知青研究可以成为很重要的课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实际上，十年“文革”及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给后面的改革开放启动了一个反作用力。就此，我们的国家，我们这一代人才走上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