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世纪：年少被卖青楼，中年家暴离婚，晚年秦城监狱_风闻

夏之时（1887-1950）是个爷们，

24岁赶上辛亥革命，身为新军排长，

他率领230多人的起义队伍，

出生入死，对西南的独立贡献不菲。

在重庆，他成为蜀军政府副都督，

这是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但夏之时也是个直男癌，

他没有说“女性的堕落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

心底却十分认同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

对女性的三从四德推崇备至。

他的前妻、本文的主人公董竹君（1900-1997），

最终用一场逃离，成就了一个世纪女性传奇，

也对他的男权主义，啪啪打脸。

而所有的一切，

要从董竹君与夏之时的邂逅谈起，

从另一场决定他们亲密关系的逃离谈起。

▲夏之时、董竹君合影

两人相识，起于上海一家“长三堂子”（青楼）。

董竹君是堂子里的清倌人，卖唱不卖身，

夏之时是时常光顾的“夏爷”，

此时，他追随孙中山“二次革命”，

流连青楼是革命者的标配。

日久生情，情愫暗生，

夏之时迷恋董竹君冰雪聪慧，

并非一般青楼女子可比；

董竹君欣赏他有激情，有改变社会的魄力，

并深知自己需要找到他这样的靠山，

才能跳出火坑。

董竹君出生在贫寒之家，

父亲是黄包车夫，母亲打零工，做粗活，

尽管这样，父母还是让她上了私塾。

直到父亲重病，家计无法维持，

13岁的她，作价三百大洋，

被卖入了长三堂子。

夏之时希望为董竹君赎身，

然而，年仅14岁的董竹君拒绝了，

她提出要自己逃出来。

她这样向恋人陈述她的理由：

“我又不是一件东西，

再说以后我和你做了夫妻，

你一旦不高兴的时候，也许会说：

‘你有什么稀奇呀！你是我花钱买来的！’

那是我受不了的……”

果然，她靠自己的力量逃离青楼，

出逃时，她舍去一切绫罗绸缎，

又把首饰通通取下，作揖道别。

此后，终其一生都不爱金玉珠宝。

结婚前，她提出三点要求：

一、不做小老婆；

二、要求夏之时送她去日本求学；

三、将来从日本读书回来，两人要组织一个好好的家庭。

夏之时的原配此时病故，

董竹君这才与夏结婚。

婚后，他们一同去了日本。

董竹君在东京女高师学习，

期间，生下了大女儿夏国琼。

夏之时爱她，但爱得十分大男子主义，

把她当成私有财产一般的爱。

董竹君喜欢音乐，

傍晚在寓所听到一阵尺八声，

吹奏的是爱尔兰民歌《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听得入神，她会临窗遥望。

起初，夏之时跟着聆听赞赏，

但很快就不高兴了，把话说得很难听，

怀疑年轻的妻子爱上吹尺八的男子。

1916年，夏之时奉命回国参加护国战争。

走前，这位辛亥革命元勋，

最不放心的是年仅16岁的妻子。

他急电在上海读书的弟弟来东京，

理由是“陪嫂子读书”，

实际上是进行人身监视。

最后，夏之时交给董竹君一把手枪，

一脸严肃地告诉她：

“如果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就用它自裁！”

董竹君晚年在自传中回忆这段经历：

“我从窗前回过身来，正对着穿衣镜，

镜中一位少女婷婷玉立，双目炯炯。

雪白、细嫩、红润的皮肤多么美呀！

但你的神情又多么烦闷不悦呀！

你的丈夫并非是理想中的那个多情温柔的英雄，

而是一位严厉的师长。

‘君须怜我，我怜君！’”

▲董竹君

一年后，夏之时的父亲病危，

董竹君只得放弃赴法国深造的计划，

从日本回到四川合江——丈夫的老家，

开始旧式大家族的日常生活。

这期间，夏之时仕途失意，

加上四川时局混乱，民不聊生，

他决然退出了军政界，做起寓公，

至死未再就任一官半职。

但夏之时把这种失意情绪带到家里，

赌博、酗酒、抽鸦片，

还时常用封建思想约束董竹君，

不许她抛头露面，

只容她安安静静做个都督夫人。

偏偏董竹君从来不是笼子里的金丝雀，

她未曾想过要做丈夫的宠物。

于是，在夏之时眼中，

董竹君至少背负两宗罪：

一是作为女人，却有太多的商业天分。

董竹君自小对贫穷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如今即便生活安逸了，

她对经济独立仍有强烈的诉求，

推而广之，她对女性和穷人天生有亲近感。

她创办了女子织袜厂和黄包车公司，

还私下资助进步人士，

这些都让夏之时极其不满。

二是作为妻子，她的育儿观与丈夫大相径庭。

夏之时要她生儿子，生儿子，生儿子，

而她连生了四个女儿，

最后才终于生了个儿子。

夏之时对四个女儿不管不顾，

甚至不愿意让她们去上学，

董竹君坚持要让女儿们受到良好教育。

夏之时对她叫嚷：

“丈夫要你做什么，你就该做什么。”

董竹君并不服从，屡屡自问：

“我是妻子，还是牛马？”

两个人，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

一个与时俱进，吸纳新思想，

永不停步；

另一个踏进封建的泥坑，越陷越深，

直至成为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

有一次，两人因为小事吵起来，

夏之时对着董竹君前胸狠狠踢了一脚，

还不解恨，又跑进厨房，

拿起菜刀，准备砍人。

这一刻，董竹君愈加坚信，

当年那个意气风发、解救自己于火坑的英雄，

已经“死”了。

她提出离婚，夏之时不肯。

▲董竹君

1929年，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

开始了与夏之时的分居生活。

在上海，母女五人，几度落魄不已。

后来，董竹君回忆说：

“现实的生活和处境就如一把把的尖刀，

一条条的皮鞭，整天整夜、每时每刻，

都向我的心肺、皮肉，

每条神经钻刺着、抽打着。

一家老老少少却张着口，

等着吃饭，穿衣，上学。

现实啊！迫得我走投无路，

重重的生活压力使我喘不过气来。”

她最常去的地方是典当行，

当金当银，

都不曾流泪，

等到连大女儿的大提琴都要当掉的时候，

她忍不住一阵阵的心痛。

这个未曾向命运妥协的女人，

远没有自己想象中那般坦荡从容。

而她也不曾料到，

自己会再次成为贫穷的囚徒。

她东拼西凑，与人合股办纱管厂，

生意好不容易有了起色，

却遭遇“一二八事变”，

厂房被日机炮弹击中，成了废墟。

正当她为恢复生产，多方奔走之时，

又因家中搜出抗日传单而被捕，

出狱后，纱管厂只得宣布倒闭。

她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

都因为不忍抛下四个女儿而放弃。

就这样熬过了五年。

夏之时出现了，一见面就问：

“几年不见，事业有什么成就？”

没有安慰，只有冷嘲热讽。

董竹君感觉自尊受到极大的侮辱，

这次坚持要离婚，她说：

“当我为你而痛苦的时候，

总是想到当初人家鄙视我时你支持了我……

你认为的‘爱’，我再也接受不了。

情意不投，对事物的见解不同，

没有共同语言，

大家再生活在一起又有什么意思？

徒添痛苦罢了。

我已立定今后一生为国为民，

尤其为穷苦人民谋出路做些事情，

为四个孩子谋前途、幸福，

这就是今后我要走的道路！”

他们的婚姻，维持了20年，

还是走向了终点。

据说，他们1934年离婚的时候，

董竹君向夏之时提了两个条件：

第一，不要断绝孩子们的抚养费；

第二，如果我死了，请供四个孩子到大学毕业。

夏之时含泪应允，

但一转脸就不认账。

一个男人的蜕变，可以到这种程度。

董竹君无语。

▲董竹君在锦江川菜馆前留影

人们说，董竹君这个女人，

命很硬。

她这一辈子，时常被厄运之魔笼罩，

也时常被幸运之神眷顾。

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

她又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

一个是四川人李嵩高，

说在报上看到董竹君脱离大富之家的事迹，

很受感动，

愿意借2000元，给她经商。

董竹君接受了这笔雪中送炭的投资，

决定开一家川菜馆。

“锦江小餐”在法租界华格臬路开业了，

董竹君为上海人重新定义了川菜。

无论是环境装修、餐厅服务，还是菜色烹饪，

她都一改川菜馆脏、乱、辣的问题，

一开张就迎来开门红，口碑传了出去。

最忙的时候，她亲自下厨，

曾三天三夜不下灶台。

她的另一个贵人是杜月笙。

董竹君后来说：

“我在经营的过程中，

一直是未把锦江作为仅仅是赚钱的企业，

而是把它当为高尚有意义的文化事业来努力的。”

她对餐厅的定位，

果然得到政商、黑白两道的认同，

有头脸的人物，最喜欢追求“文化品位”。

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就是餐厅的常客。

据说有一次用餐，等的时间太久了，

不耐烦的他要求董竹君扩充店铺，

并帮她处理了房东、法工部的关系。

这样，锦江小餐扩充为“锦江川菜馆”，

跃居能容纳300人左右的大餐厅。

1936年，她又增开了“锦江茶室”，

成为各界名流聚会、进步人士商讨国事最常去的场所。

作为一个连续创业者，

董竹君终于品尝到了成功的滋味。

当时的上海滩，

锦江的名气如日中天，

董竹君则是人人称羡的商业大亨。

有了资本，她可以实施更大的抱负，

与友人创办女性进步杂志，

承接印刷厂，印发爱国宣传材料，

掩护中共地下党员……

做出了许多血性男儿才能做出的事情。

贫穷曾像刀子一样，

在她在心中划下深深的印痕。

在她人生成功的时候，

她真心希望天下的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这是她支持革命的心理基础。

她曾申请加入共产党，

当时上海党支部的负责人告诉她，

革命需要经费，

你留在党外经商比较合适。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很快沦陷，

日本人看中锦江的招牌，

邀请董竹君到虹口开设分店。

董竹君以找不到高级厨师为由，

周旋、拖延、推掉。

抗命的结果是危险随时袭来，

董竹君只好将锦江托人打理，

自己远走菲律宾避祸——

她的长女夏国琼正在那里。

直到抗战胜利前夕，

险些在途中丢掉性命的董竹君，

终于重回上海。

她的锦江两店，所托非人，

此时亏空严重，

经过多方奔走和整顿，

才逐渐恢复元气，重回巅峰。

▲周恩来与董竹君握手

转眼到了1950年，

上海市政府为了方便接待中央首长、国际友人，

需要一个安全的高级食宿场所，

希望驰名中外的锦江能够承担此事。

董竹君迅速将两店合并，

迁移到华懋大厦，改名“锦江饭店”，

变成上海第一家国宾馆。

随后，她毅然将饭店捐献给了国家，

自己仅成为饭店的一个“高级打工仔”。

那是她含辛茹苦经营了16年的产业，

当时价值15万美元，折合黄金3000两，

但她全部股份捐出去，

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此时，离公私合营浪潮还有好几年时间。

同一年，在全国性的镇反运动中，

她的前夫夏之时，

被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的罪名，

枪杀于四川合江老家。

37年后，才获得平反昭雪。

离婚后，董竹君和夏之时都未曾忘记对方。

夏之时一度要雇人把董竹君抛进西湖，

但他一直在等她回心转意，

直到离婚6年后，确认她不会回到自己身边，

才与一名中学老师走到一起。

1948年，夏、董离婚已经十多年，

夏之时听说上海要发生战争，

写信劝董竹君回四川躲避兵灾，

并说房间已经替她安排好了。

董竹君没有接受他的好意，

让他们唯一的儿子回信，

要夏之时明哲保身。

实际上，离婚后，

董竹君一直把他们的结婚照放在卧室床头，

余生也未再改嫁。

她没有在孩子们面前说过夏之时的坏话，

只是说他的脾气非常暴躁。

▲董竹君与子女合影

十年动乱中，董竹君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但也没能逃过最后的厄运。

她被投入监狱，

罪名是**“特务、汉奸、两面派、国际间谍”**。

她的家被查抄，

组织勒令她交代罪行，

一度被打得昏死过去，进了太平间。

她先是被关押到秦城监狱，

后又转到功德林监狱，

整整被关押了5年。

到1972年10月，才获准监外就医出狱。

1979年3月，她获正式平反。

晚年的董竹君，一切看淡。

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范用这样形容过她的人生：

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

黄包车夫的女儿，青楼卖唱女，

处在不平凡的时代，

成了都督夫人、红色资本家、不签字的共产党员、秦城囚徒。

她曾低于尘埃，亦曾创造历史。

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

岁月从来不放过她，

她也不曾轻饶过岁月。

而她自己则说过一句话：

人这一生，随心所欲做不到，

随遇而安不能做不到。

在将近80岁高龄之时，

她开始酝酿写作回忆录。

这件事，不亚于重新承受一生的困苦折磨。

几位亲友听说后，连连劝告她：

你董竹君已经是赫赫有名的中国近代工商业先驱人物了，

何必在书中再暴露自己的贫贱出身和苦难经历呢？

但董竹君不为所动，坚定地说：

“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

亦不因被冷落而怀疑信念，

更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她拖着病痛折磨的身躯，

费了8年时间，硬是一字一句地写出了

40多万字的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

一世多艰，而初心不改，

无论身处浊世盛世，

她始终活成了不屈而干净的灵魂。

1997年12月，这位世纪老人在北京病逝。

她生前曾让小女儿给指挥家卞祖善打电话，

托其寻找《夏天最后一朵玫瑰》录音带，

想在自己的葬礼上播放。

她想用这首少女时代痴迷过的爱尔兰民歌，

隐喻自己是夏之时的夫人，

她与夏之时经历过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

最终以这种方式化解——

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开放，

所有她可爱的伴侣都已凋谢死亡。

再也没有鲜花陪伴在她的身边，

映照她鲜红的脸庞和她一起叹息悲伤。

​

参考文献：

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

范用《送董竹君远行》

张佩佩《试论民国时期女子实业的创办及成功原因》

杨建华《四川保路运动中的新军之杰夏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