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的吃人借口：从新生活运动说起_风闻

“又是新生活运动，闻重庆市警察强迫民众清洁，民众问垃圾倒哪里去？警察答以‘倒在委座看不见的地方’”[1]。

这是陈诚日记1944年2月18日中的一段话。陈诚日记向来无趣乏味，充满了冗长的工作报告和矫情的自我反思，所以当我读到这句近乎俏皮话似的记录时，情不自禁地想象起这位“革命清教徒”在写下这句话时，脸上是怎样哭笑不得的表情。

可是这句俏皮话中的玄机却有不少，陈诚说“又是”，显然暗示所谓“新生活运动”已推行过多次，这一国民党政权领导下的“社会教育”运动，自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发凡》之演说以来，就被三心二意地推行着。据说蒋之所以突发奇想，是因为巡视时看见一个吸烟的小孩而感到国民生活状态之不堪，固有奋发改进之动机。无论是否确有其事，这一社会运动确实旨在借国家机器之力，“矫正”公民之生活方式。

那么要如何改良千千万万中国人代代沿袭的生活习惯呢？军人出身的蒋当然希望这一场旨在革新民族身心的运动能够如同暴风雨一般涤荡社会的污垢，即是使用暴力也在所不惜。就以劝诫吸烟一事来说，军警就成为国家意志，或者说蒋本人意志的执行者，介入到公民生活之中。在江西是如此，陈诚所说的重庆亦如是，军警介入民众生活的大义名分即是一种国家至上的逻辑：如果一个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斗争，那么个人的享受性消费（例如吸烟）就是不道德的，这种逻辑暗示着人们应该抑制自己的消费冲动并将其投入对于国家（特别是国防）的努力之中[2]。在一个国家主义至上的年代里，这是很自然的想法。

可是讽刺的事情出现了，军警是国家垄断的暴力机器执行者，要运转这一系统，钱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正是烟草税组成了国府收入的重要一环。所以财政机关首先跳出来反对这个运动。[3]军警对个人私生活的介入同样引起了公权力的界限之争。汪精卫主张不应利用这种侵夺个人权利的运动，将蒋介石个人的权威加诸整个社会[4]。

当然这些反对意见并不能阻止蒋的道德主义，可是实际情况是，即是没有上述的反对意见，国民政府也缺乏将道德主义落在实处的资源和动力。大人物生活无忧，足以为自己的革命清教理想买单，但是一般民众只能苦恼于如何处理不让丢弃的垃圾。对此，作为国家权力化身的军警也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只能给出“丢到委座看不到的地方”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说法，这也预示着新生活运动的结局。

国家负担指导民众道德的义务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对于人民进行道德教化始终是儒家仁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不能说儒家的道德训令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总体而言，按照詹明信的说法，还是属于对若干典籍的“超符码化”[5]，通俗来说，就是对一些被视为圣典的经籍（比如“十三经”，还有《圣经》、《古兰经》、《梨俱吠陀》等等），不断地赋予新的诠释，这是中国文人从汉代一直到晚清都一以贯之的志业。不仅是文人，这种道德主义的扩散化在晚明尤为显著，无论是“功过格”还是“人谱”，“省过会”[6]都显示出道德主义在同一源流指导下的多元实践。

这一趋势在晚清受到了挑战。西欧自信于已完成了用“实证主义”和理性为基督教道德“祛魅”的任务。尽管所谓的理性精神究竟和现代化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有两说，但是帝国主义武力优势带来的“制度自信”让文明开化的传教士对自己代表理性，代表现代，以及代表新的道德，来到非西方社会布施文明恩典，感到无比的自信。而民国时代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也乐于接受，并希望能以身作则。

可是尚未解决的问题是，究竟哪些道德是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呢？是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吗？以例如勤奋，卫生和秩序来说，井上胜生在评论日本的“开化”时就辛辣地指出“与欧美相比，社会所必须的勤勉、规律和卫生，在江户民众社会里，或许形态相异，但实际上是以成熟的形态存在着”[7]。而事实上肮脏和无序，在泰晤士河的恶臭事件和曼彻斯特的贫民区中同样并不鲜见。那么如果不需要根除这些被现代性所摒弃的特质也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话，那借由讲求改良社会习俗，追求洁净、秩序为目的的“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就是相当可疑的了。

进一步说，这或许是历史的自我复制，即借由“强大国家”这一图腾而再一次的“超符码化”。就像宋儒对经典的注疏洋洋洒洒而不太切题，用公民道德去诉求国家强大也是预设了公民道德和国家进步之间或许根本就不存在的直接联系。而这一假设关系如果被认可，那么国家介入个人私领域的行动就有了借口：“我干涉你吸烟（或者是生育、发表意见、阅读某些书籍）是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多么伟大的虚饰之词，在这样的借口之下，一个耽美文的作者被判十年徒刑，也就“名正言顺”了。好一幅杀人不脏手的白手套！

[1]国史馆，《陈诚先生日记（一）》，台北：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页502。

[2]刘文楠，《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页125。

[3]刘文楠，《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页140-143。

[4]刘文楠，《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页134-135。

[5]詹明信，《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台北：合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页27-28。

[6]王汎森，《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台北：联经，2014，页240；332-338。

[7]井上胜生，《日本近现代史1：幕末与维新》，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页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