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现有社保体系不可持续 （还讲了很多观点）_风闻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家圈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今日在财新峰会称，中国的社会保险体系呈现高度碎片化特征，是不可持续的，“每年都要靠财政补贴”。11月份财政部网站公布了2017年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显示一年各级财政补贴各类社会保险收支补贴了12000亿，而且每年的增长速度很大。他认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这12000亿的补贴还会比较快地增长。”**在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之下，无论是社会养老保险还是社会医疗保险的压力都非常大。

无法也难以通过重启大规模基建过关迈卡

目前中国在打破劳动力和土地的城乡二元体制，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相适应的制度，建立高效并风险可控的金融体系，建设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等方面。进展仍然缓慢。面对这些基础性制度性的深层次问题，楼继伟强调，无法也难以通过重启大规模基建的办法过关迈卡，必须从根子上对症下药，用改革激发内生的活力。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存在降低的空间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存在降低的空间。楼继伟举例称，北欧高福利国家对财政方面的要求比较高，财政收支在GDP的比重可能达到40%，包含社会保险。但是北欧高福利可持续，是因为他们的增值税税率达到了20%以上，但是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降下来，这样企业仍旧很有竞争力。因为增值税，其实并不是企业的负担，最终由消费者负担。

中国经济仍将维持6%以上增长

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不过是拉长L型曲线的底部，中国经济还会维持6%以上的中高速发展。因为老龄化等问题带来的拖累，为了避免可能触发的危机，我们不能坐看风云起。中国要按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路，继续高擎全球化多边组织的大旗，倡导通过对话协商整合各国利益诉求，通过携手合作，共同防范风险。更为重要的是，要继续坚定信心，苦练内功，推行基础性的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天的美国情况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前夜

当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社会陶醉于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对风险不关注。华尔街更是情绪高涨，面对已经出现的风险，政府和企业、社会都不作为，最终酿就危机。楼继伟指出，与2008年危机前的情况类似，如今的美国也是信心满满，无视可能触发的危机。不同之处在于上次的美国政府是不作为，而现在却是逆着历史潮流而动。楼继伟称，“这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景心生疑虑。”

社保改由税务征收 为降低缴费率创造条件

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案，从机构设置的角度提出了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改革的措施，比如针对城乡医保分别管理政策不一致导致的问题成立国家医保局统一管理，有利于推动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将养老保险等社保缴费改由税务机关统一征管，减少了地方自主管理的随意性，有利于提升实际缴税率，也为进一步降低社保缴费的名义费率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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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减税应减企业所得税和降低个税边际税率》

中国基金报记者  应尤佳 整理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表示，减税应该多减一点企业所得税，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他表示，刚刚公布的去年社会保险基金的决算中，各级财政对社保收支的补贴达到1.2万亿元，而且每年增长很快。社会保险体系是高度碎片化的，每年都要靠财政补贴，这个问题不解决，补贴还会较快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以下为主要观点：

当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社会陶醉于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对风险不关注。华尔街更是情绪高涨，面对已经出现的风险，政府和企业、社会都不作为，最终酿就危机。与2008年危机前的情况类似，如今的美国也是信心满满，无视可能触发的危机。不同之处在于上次的美国政府是不作为，而现在却是逆着历史潮流而动。这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景心生疑虑。

北欧国家福利较好，财政收支占GDP比重达到40%，但实现了可持续。其做法是增值税税率达到20%以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比较低，这样企业仍然很有竞争力，因为增值税其实并不是企业的负担，而是最终消费者负担，中国在两个所得税上减税的空间是有的。

地方财政扩张空间不大，债务已经非常沉重了，而地方财政收入不如过去，再次启动大规模基建，杠杆率就会越来越高，会把风险往后推，到时候再出系统性风险的麻烦就更大了。

刚刚公布的去年社会保险基金的决算中，各级财政对社保收支的补贴达到1.2万亿元，而且每年增长很快。社会保险体系是高度碎片化的，是每年都要靠财政补贴的，这个问题不解决，补贴还会比较快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在建设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进展仍然缓慢，在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无论是社会养老保险还是社会医疗保险，压力都非常大，从中期看，并不乐观。

通过一些财政工具对当前陷入风险的一些金融机构拆雷、降杠杆、去风险，财政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这要求监管方面要有市场化的思路，监管如果不适当的管制，财政的一些措施是比较难出手的。

政府不主张“国进民退”，也没有这一提法。无论是国企、民企、外企都应该自由在各自适应的范围内活动。对外贸易中，国营的占比越来越小，不到20%，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经占82%。与之相反，国有企业特别适合于在基础设施或准基础设施，或者说一些基础性的产业。这些现象是市场竞争的产物，不应该说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而应该是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让他们在竞争中去获得各自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