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诞生牛顿、爱因斯坦式的伟大科学家？_风闻

问题如下：

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式的伟大科学家？

回答如下：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拆成两个，而不是一个答案。

其中一个问题是，近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古代产生？

另一个问题是，上述的科学家，实际上是科学史，甚至是人类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这里除了古代的土壤，又涉及到中国近现代接受了西方文明之后，为什么仍旧没有产生如此伟大的科学家？

前者，其实爱因斯坦已经在1953年给斯威策的信件中给出了答案。

斯威策(J.S. Switzer)是一位美国陆军上校，退休后到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其间他选修了汉学家Arthur F.Wright的阅读课(Reading Course)，探讨“中国有没有科学的问题 (the question of science or no science in China)”。为此，斯威策私下将课上讨论的主要问题寄给了爱因斯坦，并得到了回复。

爱因斯坦的回信原文如下：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during the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o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o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翻译过来就是：

西方科学发展是建立在两个重大成就的基础之上的：

希腊哲学家们（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系统实验找到因果关系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不必对中国哲人没能走出这些步骤大为惊讶。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人做出了那些科学发现。

就此，我们可以看到爱因斯坦作为顶级科学家对于中国没有产生科学土壤的理解，就是**“科学”的出现本身就是“偶然的”、“令人惊讶”的**，推而广之，除去西方文明之外，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毛利人都没有“发明”科学，中国只是这些没有经历“基因突变”的文明中的一个罢了。

我们真正应该关心和讨论的是，在公元16世纪诸多传教士已经将上述内容带入中国，并有一部分中国士大夫深入翻译和学习之后，为什么这些文明成果并没有继续发育？

这也是第二个问题的根源所在。

现实问题是，当人类文明的指针拨到了近现代，原本孤立的、分散的、原始的基于个体的体悟而进行数量叠加的技术、经济乃至于文明，都面临着成系统的、分工明确的西方文明的挑战。

前者，实际上是“反专业化”的，乐于以一种田园诗式的浪漫来对任何实际问题进行个体感悟和情感平移，**并美其名曰“文化”和“悟性”****，自始至终充斥着一种“整体论”的逻辑，**比如看到华盛顿之后，评价以尧舜禅让之风，进而解释为中华古已有之。

了解了望远镜的原理，则从《墨子》中提取“小孔成像”，进而自诩为祖宗早已见识。

类似的“兼收并蓄”和“不求甚解”在近现代中国精英中比比皆是，而明清文明序列的中国，社会舆论和政治权力的掌握者，一直是这些偏重于政治上进的精英，如梁启超，虽然有学问引介的殊功，却也不免削足适履的私心，种种理论的引进，往往会经过这些精英的裁剪。

可以说，自中国的国门开启初始，这种开眼看世界就是小孔成像的失真形象，真正的改观，来自于清末新政的完全变更新学学制，等于是从根基上塑造新的学子。

事实上，我们会看到，民国时代（1912年—1949年）自然科学界成材的人物，往往就是这个变革之后的产物，尽管他们大放异彩，已经是在国民政府时代（1927年—1949年），甚至是新中国了，但是他们的根子恰恰是清末新政之后的新学教育体系。

而这一群“大师”，恰恰赶上了一个学术“全球化”的尾巴，世界还没有迈入冷战的语境，让他们的个人努力可以与世界科学发展的步伐亦步亦趋，从而有所建树，事实上，在国外的研究环境下，取得世界级成就的人也并不少。

但是，由于其数量级基础的“微小”，哪怕按照同比例，甚至放大比例，也无法出现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物，要知道，普鲁士进行义务教育是从十八世纪末开始的，而大德意志地区（含奥地利、捷克）的大学，培养出的科学人才是中国新学培养出的同等人才的千倍、万倍。

再往后，到了基本不可说的时代，其问题从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就能看得出来，重应用科学而忽略基础科学，这一点，是与苏联的影响分不开的，但是，苏联拥有非常深厚的“基础科学”群众基础，哪怕是解体之后，其数学、物理学的研究水平仍在世界科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中国的纯照搬，恰恰忽略了底子上的区别。

更有意思的是，建国之后，哪怕是知识分子地位提升之后，对于其定位，仍旧是“实用性”的**，因为只有“实用”的东西才能指挥、才能使用**，在这个逻辑基础上，科学家本身的人格、人性在广泛的体制层面也是不完整的，因为就不需要你完整的自我意识表达，你只是大体系中的一颗螺丝钉罢了，螺丝钉可以尽职尽责，可以恪尽职守、呕心沥血，可谁听说过螺丝钉能够创造什么新事物出来吗？

说得直白一些，你撒下去的是大豆的种子，回头问为什么不产水稻，要么是蠢，要么就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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