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论中日之战（一）——大乱五十年_风闻

自从唐朝白江口之战以后，中国就和日本结下了不解的渊源，详细说起来的话，估计足够史学家们写一本书的，但是如果说简单的话，那用“弱而卑伏，强必寇盗”这八个字来总结，基本上也能概括得了整个中日历史关系的变化。

从日本角度来讲，没有梦想的人，和咸鱼还有什么区别？凭什么你中国就能够占着万里沃土吃香喝辣，我日本就只能住着弹丸之地咽菜吞糠？打得过就提刀杀你全家，打不过就提臀献上菊花——礼义廉耻？那东西是能当饭吃还是能当钱花？但是从中国这边来说，自己辛辛苦苦积家攒业，是酒不好喝还是肉不好吃，凭什么让你想吃就吃想拿就拿？

就像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的矛盾只能以食草动物的死亡作为终结一样，中国和日本的矛盾要想完全消除，只有两个办法，要么中国人集体自杀， 要么中国人集体搬家。

但是很显然，这两个选项中国人都不打算选。

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当本质利益发生冲突时，矛盾通常在所难免且不可调和。

而当矛盾不可调和时，战争就成了首要的选择。

万历朝鲜之战，打得日寇三百年未敢染指中原，而中日甲午战争，却让中国陷入了近五十年的山河破碎血河升腾。

一胜一负，境遇云泥之别；一强一弱，结局生死两处。

那场溃败的惨烈后果，已经化作了一个个血色的数字，镌刻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至今难忘。

在进入近代史之后，自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到1945年胜利，这五十年内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被日本按在地上摩擦，甚至于到了1944年还出现了如豫湘桂战役这般的大溃败——如果说把鸦片战争的失利看做中国被列强鱼肉的开端的话，那么北洋水师的覆灭就是打开了日本侵略的钥匙。但当我们用北洋海军的覆灭来证明日本的不可战胜或者不可小觑的时候，却常常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当年的中国，是一个文化统一但行政分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当时的日本，已经进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

而封建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巨大差距，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中国自从开战伊始，就已经站在了失败一方。

不可否认，北洋水师在当年的东亚地区，绝对可以称得上实力超绝，中国军民在觉醒民族意识后的抵抗意志，也不可谓不强烈，但问题在于，那支舰队背后站着的，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个行将就木的封建朝廷，而中国军民身后站着的，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四个疯狂敛财的买办家族。

而封建朝廷和买办家族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统治者的利益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并不一致。

因为，他们不需要对国家负责，只需要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对于他们来说，山河破碎也好，国土沦丧也罢，只要不影响到他们获得利益的途径和自己的统治权力，那攘外和国家利益就会永远排在安内和统治者利益的后面甚至对立面。

所以我们会看到，历史上当甲午之战爆发后，不忙着强化海军，却忙着挪用海军军费修园子的慈禧，以及抗日战争爆发后，剿共和排异己比打日寇更上心的常凯申。

为什么会这样？

对慈禧来说，甲午败了，她还是大清皇太后，所以她可以肆无忌惮地贪墨海军军费，对于常凯申来说，抗日败了，他还能当民国总统，所以他可以心安理得地排除异己绞杀红军。

没有国家级别的系统调度，以一城 一地，一军一将力敌一国的抵抗，注定沦落为无序和本能的释放，而当抵抗沦落为无序和本能时，失败也就已经为抵抗者准备好了停尸房——作战时不能同仇敌忾，支援时不能万众一心，当年的失败，与其说是败在日寇太强，倒不如说是败在自身太散上。

故此，大乱五十年，中国输得不冤，却又输得冤枉——不冤，是因为农业国与工业国的生产力差距；冤枉，是因为中国付出了数千万军民性命和五十年的时间才将日寇驱逐出境，而在战胜日本仅仅五年之后，中国在几乎同样的条件下出兵朝鲜，却只用了三年就怼翻了联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