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南北中：唐宋辽金为何都要设立五个“京城”？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文史宴”（ID：wenshiyan80s）

在中国历史上，有个独特的现象，就是一个王朝在首都之外，再设置几个陪都。这首先有中国领土扩张，疆域辽阔的原因，除此之外，也有城市规模与功能的聚集效应，而促使陪都出现的直接原因也不能忽略频繁的战乱。

实际上，设置五都的首创者并非唐朝。陪都制度或者说多个都城的制度，可以说起源于曹魏。

曹魏在首都洛阳外，又设有长安、谯、许昌、邺四都。《水经浊漳水注》载：

“魏因汉祚，复都洛阳，以谯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五京之遗迹，邺为王业之本基，故号五都。”

曹丕明确设立五京

曹魏设置五都，每个都城的功能非常清晰，之所以数字为五，应该与五行有关。这种设置多个都城的做法无疑成为了后世的参考范本。

唐代五京

因人而设

唐朝的五京为长安、洛阳、并州（太原）、凤翔、蜀郡（成都）。

唐代沿袭隋朝，以长安为首都，设洛阳为陪都，平衡关陇集团与山东士族，由集团本位转变为天下本位。武则天在此基础上，首次将并州（今太原）提升为北京，与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并列。武则天的出发点应该与并州是自己故乡有关，但是后来的李显、李隆基也没有撤销并州陪都的地位，就值得玩味了。

首先，历史上的中原王朝，除关中、河洛外，河东地区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战略地位很高。经过西晋刘琨的建设，到北齐时代，成为霸府的晋阳城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晋王杨广曾经做过并州总管，李唐王朝龙兴之地在太原，就是李隆基本人，也曾经做过潞州别驾（今长治）。

其次，太原经济地位上升，在唐代，太原已成为全国的铸币中心之一，所产铜镜、铁镜、硝石、瓷器、琉璃瓦、葡萄酒、汾清（也就是现在的汾酒），都是远近知名的晋阳特产，有些还成为朝廷的贡品，李世民就特别喜欢美观名贵的并州扇。  

再次，太原人才众多。在唐代，许多朝堂的辅弼重臣都出自山西，耳熟能详的狄仁杰、威震高丽的薛仁贵，对李唐有再造之功的郭子仪；不仅如此，像王维、王昌龄、白居易等山西诗人还印证了当时太原的文化也很繁荣；此外，太原一时间也是佛教的中心，几乎可与长安、洛阳争辉。

太原地位的上升，隐约让人感觉，这似乎会成为继东、西两京后的又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太原出土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就是证明。可是安史之乱打破了这一切，唐玄宗拒绝前往太原，彰显平叛决心的提议，安禄山倒是明白太原的重要性，不惜与李光弼鏖战于太原城下。此后的太原也成为了沧海桑田古战场，五代十国时期，很多强力武将都是由太原南下洛阳、开封。

五代的河东武德充沛

至于凤翔与蜀郡，皆是唐玄宗、唐肃宗避难的场所，《旧唐书·肃宗纪》说：“（至德二载，即公元757年）十二月，改蜀郡为南京，凤翔府为西京，西京（长安）改为中京。”五京中，凤翔与蜀郡的地位远不及其余三京，发展也很不平衡，日后也没有机会再次上升为都城。

宋代四京与行在

国防与法统

宋代的四京制度为东京开封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西京河南府。

宋在五代基础上，仍旧以东京开封府为首都，开封的军事优势并不突出，它成为首都，依赖的是具有便于漕运的优越条件，地处黄淮之间，控引汴河、惠民河、广济河和金水河。

清明上河图生动的反映了开封的漕运发达

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就有意扶持洛阳为西京，甚至有观点认为宋太祖一度想迁都洛阳，摆脱日益做大的晋王赵光义的势力，但这个提议很快就被搁浅。因为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中国，南方经济实力全面超过北方，此刻中国的统治者面临的不是像唐王朝一样平衡东西，而是需要兼顾南北。

直到宋仁宗年间，洛阳才成为西京。这一时期，辽国依旧伺机南下，新兴的党项政权西夏也跟宋朝时有摩擦，洛阳北依邙山、黄河，南望洛河、伊河，西据秦岭、潼关，东靠虎牢、黑石，地形利于防守，洛阳成为陪都，方便以备战时之需。

成为西京的洛阳，却意外成为了开封之外的重要城市，得益于距离开封较近和长安的没落，此时的长安已经降格为雍州，一个普通的州府。而洛阳则不然，从朱温开始，到宋朝统治者，都有意扶持洛阳。

因为距离开封近，在东京入仕的官员们，纷纷选择在洛阳安家置业。洛阳自然条件的优越，历史文化因素的积淀，让那些住在洛阳的官僚或其家属，利用唐末五代以来的土地荒芜无主等情况，尽可能地扩大对土地的占有，其办法就是兴建园林，宅园结合，形成互相攀比的风气，园林之盛由此而起。具体见诸于苏辙、范仲淹的手札，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等著作。

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则是作为大宋王朝的龙兴之地，具有象征意义，同样也以汴河北连东京开封，南接淮河，具有沟通江淮之利。北宋的国子监也设置于应天府，赵构后来即位，也是在应天府，应天府是宋朝合法性的外在表现。

影视剧中的宋高宗

值得注意的是，为应对辽国南下，宋仁宗在吕夷简的倡议下，升大名府为北京的举措。这表明，在澶渊之盟后，宋朝并非一直处于苟且议和的状态。此举固然是辽国南下，吕夷简强硬姿态下的应急手段，但也可以看出，提升大名府的地位，不仅可以防守，也便于进攻辽国，大名府东临齐鲁，南接中原，北望幽燕，府城在当时京杭大运河的西岸，为南北水陆交通要冲。

我们不能揣测宋仁宗是否和宋太祖、宋太宗一样想收复幽云十六州，但至少可以看出，宋仁宗君臣“弹性防御”的军事思想，假设与辽国战争爆发，毫无疑问宋朝是处于防御的一方，但选择大名府作为前线指挥中心，可以利用战场空间和时间因素，快速机动地指挥部队和集中兵力，大胆穿插迂回，攻击敌人翼侧和后方。

事实上，辽国在看到宋朝提升大名府的地位后，也非常识趣地退兵，而吕夷简借此机会大力营建大名府，为今人留下了一处旅游观光的遗址。

宋代在四京之外，尚有一个特殊的临安府，南宋君臣定都临安，但一直在临安前面冠以“行在”。

在建康与临安之间，南宋君臣曾经历过十分纠结的拉锯战。

其中，积极主张抗金的张浚认为，定都大计，以为东南形势，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怀愤惕，至如钱塘，僻在一隅，易于安肆，不足以号召北方。

但楼炤在高宗还在建康时说：“今日大计，当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已之计。力可以保淮南则以淮南为屏蔽，权都建康渐图恢复。力未可以保淮南，则因长江为险阻，权都吴（今苏州）、会（今绍兴），以养国力。”

后来，宋高宗确实有巡幸金陵（建康）的想法，洪皓上书言：“内患甫平，外敌方炽，若轻至建康，恐金人乘虚侵轶。宜先遣近臣往经营，俟告辨，回未晚。”时朝议已定，不从既而悔之。“（张浚）尝奏乞幸建康，而赵鼎与折彦质请回跸临安。”

后来，南宋发生了震惊朝廷的“淮西兵变”。张浚的北伐计划本就没有得到四大将的全力支持，当时四大将之间互有矛盾，对北伐形势的判断也不尽相同，除了韩世忠表示配合外，岳飞明确反对，认为此时时机不成熟，而刘光世与张俊则消极抵制。张浚与赵鼎的居中协调也没有奏效，于是张浚打算罢免刘光世来杀鸡儆猴。结果刘光世的部下郦琼不自安，率领全军渡过淮河，数万名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士投降了刘豫，这给南宋的两淮防线造成了巨大打击。

南宋都城临安城平面图

由此，建康路线宣告破产。宰相赵鼎提醒高宗，这样一来举国上下会认为我们不想恢复中原了。高宗则表示，张浚的数年经营没有为宋朝赢得任何领土，反而劳民伤财。而临安占据了最为富庶的江南，恢复迅速，与建康一样，临安同样有长江天堑做保护，且有京杭大运河源头这种不可取代的漕运优势。从此，高宗放弃了积极抗金的策略，起用秦桧专意和议，同时也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

辽代五京

各族的自治中心

与北宋对峙的辽国，也设置了五京制度。存在争议的是，五京制度究竟有无成为一级的行政区划，辽国“因俗而治”的方针，也使得五京制度的机构设置比较复杂而不统一，甚至有说法，辽国的确存在五个重要的统治中心，但五京的观点其实是宋代史学家比照自身给出的笼统说法。

辽五京 ，是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宁城县西南大明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南）、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的总称。

上京是契丹最早建立的京城。辽太祖建国之后，受汉人影响，于神册三年创立皇都。在营建皇都的过程中，燕地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正是在燕人的协助之下，辽朝才将作为国家象征的都城建立起来。（康鹏《中国社会科学报》）

耶律德光即位后，先废东丹国（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国，以长子耶律倍统治渤海国故地，称东丹），又得幽云十六州，所以他先将皇都改名为上京，设临潢府；升幽州为南京幽都府，原渤海国东平郡升为东京辽阳府，三京同时成立。

东京是渤海国即粟末靺鞨人的自治中心。东京设立后，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它的地方长官具备独立的外交权，与王氏高丽，甚至是日本都有过交往，醍醐天皇就曾有“本为渤海”的疑问，从使者口中，才知道渤海早为契丹所灭。但东京的地方长官之所以有这种权力，也和在契丹眼中，高丽、日本都是藩属国，与宋朝才是平等交往的国家这样一种观念有关，至少在契丹眼中，自身不是蛮夷，至少是华夏外围。设置东京，也有统治女真的现实需要，虽然它并没能阻止女真的崛起。

渤海国是辽国的文化来源

南京与东京同时设立，也同样基于军事考量，东京需要面对在宋辽之间摇摆的高丽以及女真的威胁，南京则要直接面对中原王朝的压力。中原王朝的体量优势是华夏边缘的政权不可比拟的，所以南京即使在澶渊之盟的宋辽和平期，也承担着军事职能。

如辽圣宗八年，“燕京留守萧孝穆乞于拒马河接宋境处置戍长巡察，诏从之。”南京的地方长官，也以南京兵马都总管（后期称南京兵马大元帅）为首，个别甚至加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虚衔，在辽圣宗以前，几乎所有契丹储君在登基践祚之前，都有过天下兵马大元帅的任职；圣宗以后，兼南北院枢密使加天下兵马大元帅，是钦定的储君无疑，如耶律洪基、耶律延禧；但若没有南北院枢密使，只加兵马大元帅，则是可能对皇位造成威胁的亲王，如耶律重元（《天龙八部》中的那位皇太叔）。

南京这一特殊的体制，也许是契丹努力汉化而又与旧时游牧习性矛盾的结果，从辽国皇帝来说，毫无疑问是想同中原王朝一样，万世一系，但传统的世选制的影响依旧存在，折中的结果就是将储君或者亲王安置到南京。储君可以从南京学习汉人先进的统治经验，而其余亲王如果到南京，统治的都是汉人，又未必会支持他夺嫡。

今天的北京是辽国的南京

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还可以从中京的设置窥得端倪。中京地区本是奚族的聚居地，奚族在辽国境内保持着较高的独立性。这在游牧民族的历史上是常态，但在辽圣宗期间，奚王献地于朝廷，始有中京。此后，中京所辖区域开始向中原形态的州、县转变。在了解了中原制度的辽圣宗看来，在自己的所辖范围内，是无论如何不能允许一个半独立的政权存在的。

中京引发的争论是，究竟是不是辽国中后期的首都，因为辽国虽然努力汉化，却保留着游牧的习惯，辽国的中枢机构是随着皇帝四季迁移的四时捺钵制，可导致出现中京其实是辽国中后期首都的观点原因何在？

我推测，中京在后期也承担了外交职能，由于主要面对大宋，所以显得格外特别。曾经出使辽国的大宋沂国公王曾等人，在从中原到达辽国皇帝的行在之前，总要经过中京，也留下了很多的文献，导致人们认为辽国已经有了固定的都城。

虽然中京未必是都城，却不能抹杀它的地位与作用，从辽国的版图看，中京是一座交通枢纽，与霸州、雄州的榷场接近，辽圣宗又大规模迁徙燕云的汉人至此，此处的农耕业特别发达，呈现出多样化的活力，加上中京的营建参照了宋东京汴梁城，即使从单纯的城市建筑角度看，也非常考究。此外，辽圣宗几次征伐高丽，是在中京转运物资，调集部队。

可见东京虽然比中京距离高丽近，但中京方便辽国快速应对四方的变化，不仅对高丽、女真，对宋朝、西夏也很方便，后来的高丽使者也出现在中京，表明随着中京地位的上升，东京的外交职能也渐渐转移到了中京。

西京的建立，军事职能甚至比南京更为明显。一开始，由于有北汉的存在，所以燕云十六州的云州等数州并不与宋朝接壤，燕云的山西部分也归南京，但这种状况在宋太宗灭亡北汉后，变得不再适宜。辽景宗攻宋失利于满城，在这个敏感时刻，耶律勃古哲向临朝称制的萧太后请求“兼领山西路诸军事”，燕云地区开始变为南京、山西两个独立区域。

在西京建立之前，山西诸州作为独立的财赋重地已经开始愈发重要，一来也与边境榷场有关，二来与宋朝富庶的河东地区接壤，解州（运城）的盐池供应了辽国的食盐需求。

宋仁宗庆历元年，宋军于好水川败于西夏，辽兴宗趁机勒索宋朝，索取关南十县地，宋朝派遣富弼议和，增加了岁币。可是仅仅在第二年，辽兴宗就征伐西夏，李元昊一面主动向宋朝议和，一方面积极备战，大败辽兴宗。

辽兴宗此前对宋朝有碰瓷行为，在大败于西夏后，使得他很是忧虑，一旦面对西夏与宋朝的两面攻伐，对辽国是不利的。西京就在这种背景下，呼之欲出了。

西京与西夏的版图并无事实上的接壤，成立后还是主要面对宋朝，曾经出使辽国的包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他讲道：“自创云州作西京以来，不辍添置营寨，招集兵马，兵粮积聚不少，但以西讨为名，其意殊不可测，”并且提到他的忧虑，从云州到代州一片坦途，如果辽国从西京南下，河东恐怕都有丢失的危险，日后宋辽两国对山南、代北的争夺也佐证了这一点。

前文提到的吕夷简将大名府升为宋朝的北京，也是对辽国设立西京的回应，减缓西京对北宋的军事压力。

鉴于辽国的特殊体制，五京都有消费性城市、贸易性都市的特点，但突出的依旧是军事职能，随着宋辽关系的缓和，宋代君臣开始着力于攻伐西夏，五京的军事职能开始让步于经济职能，成为了辽国的财政基础。

金代五京

失败的统治

金国的五京制度，多为承辽代制度，中间也有变迁，一般公认的说法是起初是上京、东京、西京、南京、北京，海陵王迁都后是中都、东京、西京、南京、北京。也就是说，金国曾建有六都，为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镇），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

上京是金国龙兴之地，金灭北宋后，将繁华的开封城洗劫一空，各种珍宝古玩都被带到了上京，金熙宗即位后，开始了汉化的进程，上京也有了一批仿造中原建筑的官邸、园林。

可是，上京遭受过一次破坏，海陵王完颜亮在迁都燕京的同时，又摧毁了上京。后来的金世宗虽然又通过优待宗室，加强兵备的措施使得上京又恢复了陪都的地位，但上京的作用已经仅仅局限于祭祀等提高民族认同的象征意义上了，当然，上京此刻依旧是东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金上京遗址

东京辽阳府，承辽制而建，此地在被契丹统治前是渤海国，渤海族民与女真血统接近，女真皇帝以及宗室往往与渤海族的高层联姻，以达到寻求民族盟友的效果，同时，东京依旧承担着镇抚高丽的责任，这一点与辽国无二。

北京大定府，在辽中京的基础上建立，也是女真统治者在辽国统治基础深厚，契丹族聚居的地方设置的。契丹族善骑射不在女真之下，也是金国除女真之外的重要兵源，但是海陵王急功近利的风格，不仅令女真不满意，也激反了契丹，契丹的这次大规模暴动，使得金国统治者，又不太完全放心，所以北京的作用是安抚，监控契丹。

金宋战争缓和后，蒙古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不断对金国北部的边防造成压力，金宣宗时期，在北京设置行元帅府，金蒙战争的不断白热化，契丹反叛时有发生，导致在北京，金国一直驻有重兵。

西京大同府，同样是承辽国西京建立。此刻的西京地位已经超过了原来的燕京，因为金宋边境南移到淮河一线，燕京由边境城市变为腹地城市，而大同则不然，金宋开战的初期，元帅府就曾经设置在大同。

南宋宰相张浚为了分担淮河一线宋军的压力，从四川、陕西方向对金国展开了主动进攻，这部分是北宋军队中比较精锐的西军，也引起了金国方面的高度重视，虽然最终击败了宋军，但后来的吴玠、吴璘始终在这一方向对金的西北边防保持着压力。

而且当时的耶律大石虽然远走中亚，也时刻想复兴辽国，西京大同在各个战线上方便筹措兵力与物资。即使金国的中后期，西京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因为它西南与西夏接壤，北面是蒙古诸部，东面即是海陵王迁都后的中都（燕京），可以说西京是处于汉人与胡人居住区的结合部，具有很大的统治意义。

南京开封府是唯一一个设置在原宋人居住区的京府。但无论是伪齐政权，还是汴京行台，军事统治色彩非常浓厚。这是因为，金宋战争缓和后，南宋君臣矢志恢复的决心并没有改变，金国也是一旦抓住机会就想南下，此刻的开封反而由北宋时期的大都会变成了一个军事职能为主的城市，由于在蒙金战争爆发后，面对铁木真的咄咄逼人，金宣宗迁都南京，开封成为了金国的末代都城。

中都大兴府，承辽南京制所建。金国初年，首都在上京，燕京的军事职能也较为突出，在灭掉北宋后，海陵王迁都燕京，改名中都。迁都的作用很明显，因为在金国的统治境内，燕京比较在中部，交通便利，这对于急切汉化，加强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的海陵王来说无疑是最佳选择。

金中都时期在北京西山兴建大量寺院，大觉寺即当年的清水院

其实海陵王除了性格暴虐外，还算有作为的君主。假设金国首都依旧在遥远的上京，那么燕云地区便会容易催生出强大的军事贵族，海陵王迁都燕京后，首先就是废除了元帅府和行台尚书省，代之以中央机构，消除了地方分治的残余。海陵王此举，也代表着女真贵族走出旧制，高速汉化的新时期。

海陵王最后下场凄惨，可是日后的金国帝王却没有选择将都城迁回上京，即使是在后期，也是选往更南方的开封。经过金国几代帝王的经营，燕京城文物典章制度焕然一新，为日后的元、明、清定都北京打下了基础。

唐宋辽金的五京制度，出发点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分担人口压力，活跃区域经济，从内因与外因来看，都是为了更好得维护自身的统治。

五京中，都有每个王朝的龙兴之地，其余的多为军事、外交职能，便于优先接待外国使臣，也可能作为侦探情报的前哨，多个都城，也有利于战略纵深，但城市的聚合效应以及功能衍生是不可逆转的，五京或多或少都成为了贸易与经济的中心，这对于后来的行政调整与层级划分也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