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格局大洗牌，“逃回北上广”宣告终结_风闻

小编导语：一二线城市的服务消费观念、薪酬/物价水平、政府服务和生活服务水平都在或多或少因为互联网的作用在渐渐抹平，这悄悄的影响着消费时代里每一个人的选择。

◎作者丨高文轩

新一轮的城市竞争正在兴起。不过，在这波大洗牌中，北、上、广、深、港并不占有绝对优势。往日呼风唤雨的一线，通通都没有守住，被二线虎口夺食。

数据显示，在人才净流入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二线、准一线占了9个席位。有越来越多的人“逃离北上广”，流到了杭州、长沙、成都、武汉、西安等“网红”城市。

虽然人才迁徙原本没有什么稀奇，但有一个地方令人非常在意，就是现在已几乎听不到“逃回北上广”的声音了——

2011年10月，“逃回北上广”的搜索指数高达1200，此后经历多波小高峰。进入2017年后，这股调调彻底颓势，一路下滑，长期低于平均值，并于今年8月份触及历史最低点8。过去几波声势浩大的“逃离潮”，往往没隔多久就宣告失败，大家又灰溜溜跑回一线。从2018年开始，个体的居住选择已不再以一线城市论了，国人心中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为什么大家现在都甘心留在二线，不再逃回北上广？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消费时代，消费，以及与消费相关的城市生活服务、基于消费、服务之上的观念、意识，是观察城市吸引力的最佳视角。

过去几年，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观察国家统计局数据可以发现，过去三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未低于58.2%，更是在今年上半年达到78.5%。就像双11，每年最盛大的“买买买”，背后的不只是消费，还关系到生活服务品质提升，产业升级，就业……某种程度上，它更真实的反映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潜力，已经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11月12日凌晨，第10个天猫双11落下帷幕，数据出来后，各城市消费力强弱一目了然。上海蝉联冠军，杭州消费力迈入一线城市水平。

2018年人均天猫双11消费额城市排名

2017年城市人均GDP排名

综合各城市GDP与人均收入数据可以发现，2017年GDP前十名的城市与今年天猫双11成交额（GMV）前十名城市高度重合，也有“异常”数字：GDP排名第6的天津并未进入GMV前十，反倒是GDP排名第11的南京进入GMV前十。

杭州、成都、武汉、南京，它们双11的GMV排名都强过GDP排名，合肥、郑州双11消费力增长同比去年更是超过35%。在过去一年，这几个城市也恰好是人们讨论最多“要不要去”的城市。

在这些人们想去的城市，到底哪些特点成了它们反超北上广的底气，曾经巨大悬殊的生活，正在被怎样抹平？

01

第一个正在抹平的落差，是薪酬/物价水平。

近年来，一批“网红”城市强势崛起，撼动了原有的城市格局。

杭州不按常理出牌, 当别的地方发展重化工、制造业时，杭州重点发展科技和金融，实现弯道超车，连G20峰会都选定这里……

贵阳抱上中央扶贫的大腿，国家倾斜搞大基建、大投资，跳过自身的经济周期提前进入下一轮。

伴随着全国经济版图的重组，跨国公司、金融寡头、实业巨头持续下沉、布局到大后方。

可能总部所在地还在一线，研发部门、市场部门、生产部门早已外迁，而且随着业务板块的扩张，各种类型的子公司层出不穷，天女散花。

这种裂变的发生，使得二线城市有薪酬竞争力的岗位越来越多，华为数据中心落户贵阳，富士康落户郑州，戴尔落户成都，很多中基层的年薪直接秒杀一线。

虽然从平均薪酬来看，北上深牢牢占据全国前三的位置，但二线城市也大有赶超之势，“准一线”城市呼之欲出。杭州的8585元已经超过老牌一线广州的8019元，宁波、东莞、南京等也在后头紧咬着不放。

而且考虑到物价、房价的水平，生活在二线的性价比非常高。每个月7500块，在上海是脱了后腿，混在二线巴适得很。

人才净流入前十的城市，除深圳外，房价收入比都比较靠后

长沙就是一个典型样本。近十年来，它成功榜上了中国“基建狂魔”的历史进程，顺利分享到几轮“大放水”的红利。在别的城市热衷于炒房时，这里的人吃着玉米棒子漫步在湘江边。

永恒的房价洼地，相对不错的薪酬，使得长沙过去两年的人才净流入率排名全国第二。

放十年前，可能城市对人最重要的“拉力”，就是薪酬收入。谁给的工资高，我就到哪里去。

今天这句话只能对一半。除了薪酬，还要看性价比的问题，也就是实际的消费力。在这方面，二线具有很大的优势。

02

第二个正在抹平的落差，是消费力水平。

从今年双11的人均消费额、2017年人均GDP数据能看出部分二线城市各自十分有趣的特点。

上海、北京的双11总成交额遥遥领先，到了百亿俱乐部，但人均成交额却低于杭州，深圳2017年人均GDP全国第一，但双11人均成交额仅排第4。

如果从更广的维度去看，将城市全年社会零售额与GDP比较，即把消费力和生产力或者创富能力做比较，也能发现类似结论：

深圳、苏州的该项比例偏低，而杭州、南京、武汉、成都则较为均衡。在这些城市，老百姓“敢挣也敢花”，实际的消费力水平不输于甚至超过老牌的一线城市。

放宽到更宽的时间维度看，二线城市的消费力崛起也是早在他们成为“网红”之前。

以成都、长沙为例。2009年第一个天猫双11时，成都的消费力勉强挤进前十，到2012年时成为当年黑马，位列第四。而长沙则是从2009年的20名开外，到2017年的第12名。

03

有了钱（消费力），用钱来干嘛？以消费力抹平为基础的，是生活服务的抹平。

放以前，只要你生活在“大城市”，即便是下等人也可以有上等人的享受。一旦生活在“小城市”，哪怕你是上等人也只能过下等人的生活。尽管生活压力相对小，但是有钱了又能去哪里消费呢？

这是因为，传统零售模式下的生活服务有明显的地域分割——

计划经济时代，行政力量收割农村和小城镇，将最好的东西都丢在了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等大城市。典型者如友谊商店体系。

市场经济时代，城市的经济越发达，就会集聚越强大的消费能力，越庞大的人口规模，从而构筑出更高层次的零售生态圈。典型者如LV店。

城市等级的高低，就像一道鲜明的分界线一样，隔开了各类生活服务要素。后来，电商出现了，淘宝出现了。它是历史上是第一个抹平一二线城市界限的互联网工具。

长沙的辣妹子打开淘宝，北京的稻香村，广州的陶然居，一线城市独有的味蕾享受即刻抵达，只要我愿意，我天天都可以是帝都人、妖都人。

一线有的，二线也有。一线没有的，二线也能有。像那些世界奢侈品牌刚上市的产品，一线的实体店还没到货，我就已经通过天猫国际、小红书等等邮寄到家了。

从2003年淘宝诞生到近几年整个电商行业的充分发展，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在“商品”层面逐渐抹平。接下来，是更能直接影响人幸福感的“生活服务”。

便利与便利之上的品质感决定着日常生活的幸福感。首先，类似高德地图、饿了么、滴滴、共享单车、优酷、淘票票等等……解决的是衣食住用行、吃喝玩乐的便利度问题。从过去几年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2013年至今，这些互联网生态所勾连起来的服务，深刻改变了每个人的城市生活。

而解决“便利”之后的下一阶段必然是追求“品质”。这也是以往一线城市最令人难以割舍的地方，但二线城市正在逐渐快速追赶甚至抹平。

以今年最火的，代表一线城市生活水准的盒马鲜生为例。尽管阿里巴巴将盒马鲜生全国第一店选在了上海，但随后二线城市的跟进速度远快于以往的其他零售业态。今年4月底，西安的第一家盒马鲜生开业，这距离上海盒马鲜生的正式面世，间隔不过一年多。目前西安有4家盒马，数量与一线城市广州齐平。

再以“逛商场”、“买奢侈品”为例。以往最能激发年轻女孩对一线城市向往的场景，如今在二线城市并不少见。以合肥为例，合肥银泰的奢侈品数量不输一线城市的高端商场。2017年618大促销期间的销售额比2016年有7倍增长。今年618大促销，合肥银泰前14天接待顾客1800万人次，相当于杭州市总人口的两倍。

从一餐一饭到高消费，传统零售时代，一二线居民的衣食住行里都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景。现在手机里的各类应用全国都一样，达官贵人也没有专享的入口，互联网带来的快速平等逐渐渗透到生活的更多领域，就算你把肉体安放在二线，也能享受到理想生活。

不过，只是“买买买”吗？其实消费背后是生活品质，也是就业。今年最突出的网红城市西安，除了“抖音之城”的耳目一新，就是西安对人才的如饥似渴。就在今年4月底西安开出第一家盒马鲜生之前，盒马的一位员工要落户西安，从资料提交、审核、邮寄，仅用了13个小时。当互联网带来的新服务产业能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人才对二线城市的选择才能真正心口合一。

04

第四个正在抹平的落差，也是非常影响生活幸福感的落差，是政务服务水平。

人一生中不可避免的两件事，是死亡和税收。每个人都要跟政府打交道，政务服务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为“市民”的生活质量。

互联网出现之前，很多人不愿意离开一线，就是因为大城市已处于后工业文明，小城市仿佛还在农业文明，两种文明的差异会给人带来无孔不入的落差感——

一线的社会关系更“蜂巢状”，关联和互动虽然频繁，但是彼此独立，契约精神更多一些；

二线及以下的社会关系更“树根状”，属于熟人社会，关系网盘根错节，丛林精神更多一些。

一些小城市的基层执行者，常常利用信息不对称，吃卡拿要，逼得那些“逃离北上广”的人，又逃了回去。

消费升级容易，降级难啊。一旦习惯了大城市的办事效率，就很难再去忍受小地方的臭脸。

这几年，国家持续简政放权，并利用互联网技术革新自我。什么水电煤缴费、五险一金办理、交通违章处理、医院挂号，刷刷手机就好了。一二线之间的的政务服务水平，慢慢齐平了。

支付宝办事十周年数据显示，成都、杭州、合肥、南京、武汉、西安与北上广深一起入选了首批“十大不跑腿城市”，超过7成的主要业务可以在线办理。2008年，上海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在网上交电费，从此开启全国的市政服务的便民时代。十年来尤其是2014年以来，二线、准一线城市的政府服务进步很快，杭州、郑州、武汉、衢州等城市甚至还创下了几个全国第一。

根据标准研究院等机构的评估，就实体政务大厅而言，深圳、成都、广州、上海、杭州依次办得最好。但在网络政务大厅方面，反而是贵阳、宁波、昆明、重庆几个二线城市得分最高。

让人少跑腿、好办事非常重要，因为对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还有比拿着热脸去贴冷屁股更难堪的事吗？

就这点来说，二线的触网行动救了它们自己，它们利用互联网成功“弯道超车”。

05

在中国，城市鄙视链一直存在。而鄙视链的重新洗牌并不只取决于薪酬物价、消费力和生活服务的拉平。在这些基础之上，观念意识的改变是人们“要去哪里”最初的冲动，也是“要留在那里”最后的堡垒。

北京人看南方人都是平民，广州人看北方人都是穷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多少年轻人挤破脑袋，就为了拿到这里一张薄薄的户口本。

过去，站在中国金字塔尖的一线城市，就像日夜不停的抽水机，虹吸了千万小镇青年的魂与魄，把他们迷的不要不要的。

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生活在一线大城市，确实要比二线舒服很多。你只有生活在一线，才能享受到那个年代最便捷、最时髦、最有趣的生活。

像80年初，老广就是全国最洋气的一个群体。这里的广州友谊商店作出了石破天惊的举动，其敞开神秘大门，让社会大众自由出入。

原本这里特供味很浓，只开放给外宾、华侨或者是权贵亲属，门卫会阻挡一切“中国面孔”。

现在，老广们直接晋升到了上等人，他们拉着手推车漫步超市，对着人头马、万宝路、雀巢咖啡等洋货评头论足，挑好了，就自己推到收银台由电脑计价结算，根本不用在柜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

天津人、南京人没这待遇，偏远小县城就更不用说了。出了广州，所有普通人都没见过这些稀罕货。

放几年前也是一样的，你在上海打出租车，两分钟就能叫到，还不需要为打不打表磨破嘴皮子。在山东某市，人家的出租车夏天还舍不得开冷气呢，不想坐？可以啊，路边等公交去吧，没半个钟休想来一趟。

一个做上帝，一个做孙子。这就是不同城市的生活差别。如今，大家都愿意到二线生活，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一二线城市之间巨大的物质生活落差感，以及与此相关的的意识观念的落差感，已经慢慢消解掉了。

这个过程，涉及到社会、政府、企业三个维度。而目前呈现出来的状态，又不断刺激这三个角色去改变。

06

薪酬物价、消费力、生活服务、政府服务……从2018年开始，个体的居住选择不再唯一线城市论。

说起来，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谢互联网。

去年常住人口增幅最多的城市，不是深广，而是西安

什么GDP，什么人均存款，这些硬性指标通通都可以靠边站了。不管是“吸人”，还是“留人”，一线不再笑傲整个江湖。

工业时代，只有达到一定体量的经济规模，城市生活才能便捷高效。数字时代，游戏规则已经变了，互联网连接起所有的人和物，用大数据的方式重新做了配置，使得链条变短，层级扁平，平等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和突破。

以前是人围着城转，现在是城围着人转。

伴随着这种趋势，未来中国的城市格局也将迎来新一轮的大洗牌。尤其是在北京赶人、上海减肥、广州后退的大背景下，西安、杭州、成都、长沙等城市将引领二线阵营逆势而上。

一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王朝也曾出现过相似一幕。

隋唐时期，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号称四大都市，商品经济尤为发达。遇上赶集日，达官贵人坐在茶楼上，吃着最精美的点心，看着最刺激的杂技表演,好不惬意。中原地带的风流人士，无不向往这江南之地。它们的崛起，强烈冲击着当时的一线城市长安、洛阳。

隋唐盛世，长安并非唯一选择。今日中国，也是一样。从2018年开始，“逃回北上广”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