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杭州治理狗患引发的争议，讨论基层治理思维的变革方向_风闻

过去几天，杭州治理狗患的行为，引发了互联网上很多争论。关于正方反方的观点，相信大家也已经看了很多了，这里就不再去引用了，我简单说一下自己关于这件事的一些思考吧。

现在政府管理部门陷入了一个“两面不讨好”的境地。每当某个“恶狗咬人”的新闻出来的时候，大家往往会指责为什么政府部门不去治理；反之，当政府部门开始治理流浪狗的时候，很多真真假假的“当街杀狗”的视频就会出现在网上，同样给政府部门很大的压力。

现在已经快2019年了，中国的情况和过去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舆论和民意这块。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中国社会舆论的思维正逐渐向西方社会那种“圣母化”思潮移动（这里的“圣母”是中性描述，不含褒义或者贬义。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考我之前写的文章：中国社会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不少“圣母”和“白左”）。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当街扑杀流浪狗很正常，是普遍的操作。但放到现在，再这样做，网络上就会出现很多的反对声音。

中国社会和二三十年前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1）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过去忙于辛辛苦苦生活，满脑子都是很现实地怎么过日子。大街上杀个狗和我有什么关系，杀了就杀了呗。而人吃饱喝足之后，就会有更高的情感需求，其中有的人就看不过去了：你不能这样当街杀，你得安乐死才行，或者安乐死我都不乐意，你得养起来才行。

（2）移动互联网传播视频图像的快捷便利，使得信息对大脑的冲击力和刺激程度大大加强，这会让相当比例的人在信息面前变得更加感性。过去没有网络，可能大家听到的就是“某地处理了10只流浪狗”，但是现在，你可能看到的是数段哀嚎的视频，是很多张被打死的狗躺在血泊中的图片。这个冲击力要大大强于“某地今日处理了10条流浪狗”这种剥离了现场感的“纯信息”。

人都有感性的一面和理性的一面，图片和视频这种东西，会大大刺激人的感官。比如有的人，如果只看“某地今日处理了10条流浪狗”，他可能不会有什么太明显地感受；但是你让他看上一段杀狗的视频，他可能就受不了了，就会转变成治理狗患的反对者。

上面这些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政府的角度而言，无论这样的变化是有利还是不利，都得去面对、正视和研究，并据此对过去的一些做法做出修改，以减少治理的阻力。

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局限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对城市养狗问题是比较宽松的，导致很多养狗人不拿法规当回事：出门不牵绳、狗粪不处理、肆意纵狗，动不动就是“我家的狗不咬人”、养烦了就扔掉任其变成流浪狗……等等。

既然在我国社会舆论中，狗的地位这么高，一动就“万人请辞抗议杭州打狗”，那么怎么办呢，你把狗看得这么宝贝，好好好，那不当街打狗了，就当街严格要求你吧……

通过对养狗人的严格管理，间接消灭狗患。

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在狗办证的时候，对狗植入芯片，芯片信息可以通过手持设备读取出来，比如这条狗什么时候办的证，什么时候打的什么疫苗，主人是谁。这样，狗就和养狗人一一对应起来，以后再有流浪狗，抓到之后，看看狗主人是谁，直接找到当事人对其罚款，同时计入信用档案，限制乘坐高铁、限制贷款等等。

这样，爱狗人士也会赞同的吧，他们这样热爱小动物，肯定是不忍心狗狗被遗弃的。

植入芯片、巡逻城市里的流浪狗、购买读取设备，这么一算，花钱的地方好像还挺多，办狗证的钱不知道够不够用，因此罚款应该高一点，比如，遗弃宠物狗的，首次罚款10000元起步，多次的翻倍。

流浪狗成群结队

另外，过去的狗主人敢说“我的狗不咬人”，是觉得即使咬了人，顶多也就赔点钱。现在不打狗了，狗主人就得负起责任来。比如，狗如果把几个小孩咬成了重伤，那么狗主人应该代替狗去坐牢，这样才能让他们长长记性，才能记得时刻把狗绳攥在手里，才能记得给狗戴上“口罩”。

法律上有一条“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过失以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不特定的多数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行为。刑法规定，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如果养狗人的狗、或者养狗人曾经养过但现在流浪的狗，造成了“不特定的多数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建议同样按照该款罪行处理。

如果养狗人的狗没有办理证件，没植入芯片，那就等同于流浪狗处理。对狗主人罚款10000元起步。如果没有栓绳、没有戴口罩，都可以罚款，比如一次3000元。

现代有了大数据和信用系统，不怕他不交钱，和银行系统关联起来，不交可以直接从银行卡里扣。或者不交钱之前禁止坐高铁、飞机、禁止交易股票证券。

有人说，为啥罚款这么多？别忘了，上面这些工作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谁给你整天开着车到处巡逻查狗？没钱人家能干吗？为了提高查狗的热情，罚款可以明确给执法人员分成，比如在路边看见一个人遛狗没栓绳，带着执法记录仪直接过去，把他没栓绳的画面全都录下来，罚款3000，其中1000可以入账后作为执法人员的奖金。这样大家就动力十足了，就不再懒政了，就眼睛发绿天天上街找流浪狗了，反正这笔钱也不是政府出，政府少花钱，执法人员干事动力足，养狗行为也得到了规范，这是三赢啊。

这下，从当街打狗改成当街罚人，就皆大欢喜了不是？

有人说，那产生纠纷怎么办呢？不是有执法记录仪吗？录下来之后，传到专门的网站上（比如和腾讯视频或者优酷、抖音合作，专门开辟一个专区），任何人都可以看，谁有意见，谁不服，视频在网站上调出来，大家都看的清清楚楚。既有利于执法者自证清白，也不会冤枉守法的养狗者。

政府里的很多官员，现在在民意面前为什么非常被动，固然有本身水平或者做法的问题，但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养成的“息事宁人”的思维，导致有人一闹就害怕，以至于逐渐变得“按闹分配”，这样的结果就是，老老实实的、不善闹的守法公民，就没有声音，利益也得不到保障。

按照上面这样严惩违法养狗人的做法执行，一开始肯定有大量的养狗人被处罚，他们肯定会在网上喊冤，会喊“横征暴敛”、“与民争利”，政府如果要面对他们就很辛苦，这个时候，公开透明，用一波民意来应对另一波民意，才是最好的做法。我把视频全都公开展示出来，每一笔罚款都有依据，你在网上敢闹？大家看着你不牵绳视频，根本不用政府回应，民意就把你骂死了。现在政府自己面对爱狗人士的指责很被动，到时候在网站上展示大量对遗弃宠物狗违法人的处罚视频，连爱狗人士们自己届时也不得不赞扬这种打击遗弃的行为（否则就违背了之前的人设），这就化被动为主动了。

有一部分官员，思维还是僵化，本来为百姓办的一个好事，结果硬是给搞成了“政府-民众”二者之间的对立。其实你治理狗患，不是出于政府自己的利益，而是这本身就是一部分群众的呼声啊，本身就是为民的好事（是高官更容易被路上的流浪狗咬，还是普通百姓更容易被路上的流浪狗咬？），结果到头来把火力全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了，冤不冤？政府应该学会研究民意，用一部分民意去应对另一部分民意，而不是自己去应对另一部分民意（这样就成了“官民对立”了，很糟糕），明明你其实能得到很多民意支持的事，为什么不敢把民意摆出来？哪怕你在网上公开发表一个关于治理狗患的投票，相信肯定能收到一大批支持，你有了民意，腰杆子自然也会壮起来不是吗？你怕什么啊？有些人挟民意闹，你就不会挟另一波民意闹回去？

归根到底，还是官僚主义严重，我们有些政府部门长期以来习惯于高高在上搞“管理”，已经不太会和人民群众打交道了，和人民群众说不上话，也不知道该怎么沟通更有效。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是“水乳交融”，现在就是“油水分层”了，以至于好事经常都做不好。网络时代会逼着政府部门去改变，只不过这样的改变过程对于部分官员而言肯定会比较痛苦。

现在和几十年前不一样了，现代中国社会，利益已经高度分化，群众之间经常有利益不一致的地方。如果每次“民意A”和“民意B”的民意对抗，最终都在僵化的操作下变成“民意A”与政府直接的对抗 + “民意B”与政府之间的对抗，那政府你自己觉得累不累？是不是应该想点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