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美好文艺的低欲望日本，不过是中国人的意淫式想像_风闻

作者 ：刘柠，来源：大家

2018年“光棍节”，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了一场颇“反动”的出版活动。为什么说“反动”呢？因为主题与时代的氛围严重违和。我在开场白中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而且是一年之中最纵欲一天，与读者分享关于‘低欲望’的思考，我觉得空气特紧张，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

《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以下简称《低欲望社会》）是日本思想家大前研一的著作，2016年由小学馆出版后，纸贵东洋，据说仅在初版本之后刊行的文库本就行销40万册。此番由旅日华人学者姜建强先生迻译成中文，“低欲望”——这个对当下日本社会堪称最精准的概括、最高冷的标签，可望“越境”，并在现代汉语中渐次固化。语词的移植固然是好事，毕竟与英日等语言相比，现代汉语其实已难称丰富。可是，就连“低欲望”的社会现实本身，也能复制吗？这就有些费思量了。

开宗明义，“日本丸”真的已驶入“低欲望”水域了么？看上去似乎是。这当然有一系列经济学、社会学的指标支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年轻人不婚不育不置业。用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中的表述，是“多数日本年轻人的DNA发生了变异，欲望渐渐消退”。与父兄不同的是，他们已不复怀抱《坂上的云》式的理想。曾几何时，国民“结婚生子，即使超过8%、10%的利率，也照样贷款盖房买房”。现如今，即使利率只有1%上下，都无人问津，日本人成了对利率无感民族。

当然，我并不相信所谓“低欲望”的社会现实真能改变资本的性格逻辑。东京的高档餐厅、怀石割烹，银座的高级俱乐部依然靠社用族(编者注：用公款娱乐消费的人)的交际费来支撑，周五的晚上，照样是一席难求。但同时，我确实也感到了某种风尚的变化，文化也在蜕变。所谓“风尚”，从来是自上而下，主流社会中产阶层的消费观，会渗透到其它阶层，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消费文化。前些日子，听NHK新闻，说东亚国家中，对拥有1亿日元以上随时可动用资产（即可用于生活消费的资产）的人数统计，日本仍居第一。可东瀛社会的现实是，“随时可动用资产”变成了基本不动用——有钱人的财富都流向了资本市场，所谓“不是有钱人才投资，而是投资才能变成有钱人”的观念深入人心。

今天，在日人眼中，开跑车、住豪宅不仅没那么拉风，甚至带那么一点low的感觉，至少不值得炫。过去十年来，因一掷千金的豪游男越来越少，银座俱乐部里的女酒保和妈妈桑们已经习惯了在零点前打烊，然后乘末班地铁回家的低调生活。笔者认识一位在寸土寸金的新宿歌舞伎町金街上开酒吧的女掌柜，同时也是有名的舞台剧女优，曾在成龙的电影中出演过角色，每天凌晨两点打烊后，独自骑单车回位于中野的公寓，风雨无阻。在书店，偶尔翻一翻时尚文化志，早已不复是那种物质主义无处不在、呼之欲出的“高大上”存在感，而代之以清新养眼、享受孤独的都会新生活解决方案。也难怪，早在八十年代，日本高中女生就已然实现了LV包包人手一只，你让淑女太太杂志重拾类似话题，那究竟是在做“时尚”，还是在做“大妈时尚”呢？

风起于青萍之末。那么，“低欲望社会”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在笔者看来，一言以蔽之，是所谓“下流社会”的延伸和归结。

2005年，另一位社会学者三浦展出版了畅销书《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指出以“一亿总中流化”为目标的“1955年体制”即将终结，而以“阶层化、下流化”为主要特征的“2005年体制”将全面铺开，“下流社会”的说法遂不胫而走。弹指十年，社会风土大变，曾几何时被戏称为“日本株式会社”的上班族社会，竟沦落到37.3%（2017年数据）的劳动力为非正规雇佣者的境地，仅那些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买的蛰居族（Hikikomori）人口，便已逾百万，乃至学界有种日本已重新出现阶级化的意见。在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的长期萧条中，“手头紧”可以说是一种国民“通感”。大前在书中写道：“过去十多年，日本不管哪个阶层，其实际年收都减少了约100万日元。”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降级就成了自选动作。而各阶层不约而同地乘梯而下，便酿成了所谓“低欲望”的空前社会景观。如此景观之下，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草食化的年轻人和活力满满的老年人”**之无处不在，前者是在厉行节俭，后者是在开源节流，与无所事事、却绝不过度消费的年轻人同步递增的，是那些退休后的老人。于是，我们看到机场、车站、餐厅、观光景点，到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长者——所谓“白发经济”。

举个例子，战后第二个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数仅次于团块世代的团块二代（即1971年到1974年间出生者），全国共有210万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尚处于未婚的孤男寡女状态，遑论生孩子。这个阶层，在经济上虽不及团块世代优渥，但比后面的世代要强不少，按说结婚生子全无问题。

我有个朋友，是东京一所私立大学的准教授，作为团块二代，混得算是差强人意。可他一直独身，且做好了终身打光棍的打算。并不是不想结婚，而是觉得结婚“不现实”。为什么呢？因为对他来说，“结婚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这对中国人来说，颇费解，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结婚首先是一个人生观问题（如是否不婚主义），或者是一个爱情问题（有无机缘）。但这位朋友作为团块二代，对婚姻问题有很现实的既成标准——30岁时，年收多少，40岁时，要达到多少，都是实打实的硬指标。而他自己，由于读博士比较晚，博士毕业后又做了多年非常勤讲师，故被认为收入“不达标”。

还有一个令中国人难以理解问题是，在结婚问题上，决定权基本掌握在女方手中。日本女性虽然在参政权等社会参与度上评价不高，但她们在经济上却是高度独立的。而经济的独立，又反过来强化了女性意识，所以多数女性一般不会选择在经济上“不达标”的男性，也不大会为结婚而选择消费降级。

毋庸讳言，“低欲望”是由于不消费，可不消费却并非因为没钱。其实，日本藏富于民的程度是不低的，国民个人金融资产约为1700万亿日元，企业内部保留金约有380万亿日元。如此巨额财富，哪怕只释放一个百分点，也能使日本经济彻底改观，可“即便有如此雄厚的资金，但就是不想使用，这才是问题之所在”——诚哉斯言，问题不在于没钱，而在于有钱不花：国民手中的钱既不能贡献于内需，企业保有的现金储备也不能用于给员工涨薪。于是，只有在“低欲望”水域缓慢行驶之一途。因此，找出有钱不能花的原因才是问题的关键。

对社会财富的构成稍加考察，便会发现，国民财富的大半，实际上掌握在老人手中：60岁以上者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占全部的63%；年龄放宽到50岁以上的话，则占到84%。而40岁以下的若年层，则相当可怜。越是低龄者，财富占有率越低，且大量非正规雇佣者，缺乏基本生活保障，乃至沦为“穷忙族”（Working Poor），这应该也是很多年轻人不得不选择草食和蛰居的主因之一。如此，不消费问题便呈两极化发展：**老人有钱，但不花；年轻人想花，但真没钱。**因此，在相当程度上，问题可简化为：老人为什么不愿花钱？答案是明确的：须应对“老后不安”。

今天60岁以上的老人，都是从泡沫期打拼过来的企业战士。他们目睹了经济泡沫崩溃后，经济一路下行，收入锐减、个人资产缩水的残酷现实。而与此同时，退休年龄延长，社保的个人负担额度不断增加的状况，使他们不得不未雨绸缪。而最大的隐患，是国家的巨额财政赤字——目前已接近GDP的3倍，堪称世界风险最高的国债。而一旦财政崩溃，国民养老金将难以为继……此乃“老后不安”的最大要素。

那么，回到主题，“低欲望社会”到底好还是不好，究竟是不是一个问题？其实，无论在大前研一的著作中，还是在日本社会的真实语境中，“低欲望”都是一个相当严峻而紧迫的、务须加以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是“超克”的对象，而不是“审美”对象。

对此，大前提出了一整套解决方案，诸如东京都再开发、从海外大量人才引进，等等，这是后话。在中国，出于对“低欲望社会”纯语义上的“审美”想象需求，更多则出于对本土“买买买”文化的不屑和反动，便对这个异域的社会现象做了一番自说自话、为我所用式的解读，以至于包装成了在审美和道德上凌驾于“买买买”之上的禁欲、高冷的pose，看上去很美，深得文艺青年们的青睐。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低欲望”真的就那么美吗？

一个屡屡被拿来说事的例子，是东京的宅男或家庭主妇，可以完全依赖便利店和百元店（100 Yen Shop）生活，偶尔在优衣库购物，添置几件应季衣物即可。在大前的书中，也有相关描述：一些人选择穷而充实的生活，美其名曰“穷充”。在单向空间的出版会上，笔者说：便利店加百元店的生活，其实并不low。非但不low，而且很时尚，颇契合环保和健康的双重绿色标准。可问题是，这种“极简”的生活方式本身，有多大可持续呢？大前在书中援引瑞典的案例写道：

由于穷充一族大都不需要缴纳税金，因此只能净增社会负担。若国库还有储蓄，不管怎么说，或许还能维持生存，一旦国库储蓄见底，到处充斥穷充一族，也就是国家破产之日了吧。问题是，若要维持现有水准的行政服务，就必须上调能够负担税金的大企业或富裕阶层的税率，而这又会出现当年瑞典的一幕，大家都往海外逃离。这也表明，穷充也能小确幸的时期，真的非常短暂。

所以，“日本的穷充时代也是不会长久的吧。我认为，或许比瑞典、丹麦、英国更短暂，充其量在数年间就会结束”。换言之，便利店加百元店的“极简”生活，亦需要宏观经济和社会服务的加持。而上游一旦限流，水量变小，怕是连“下流化”都难保。

道理其实是明摆着的。与美国不同，日本经济的体量虽然不小，却是转型不彻底的经济体，制造业尾大不掉，如日立、东芝、三菱、丰田、NEC等企业巨人，仍是国民经济的机关车。要想维持一定的增长，首先要确保这些大公司的良性运转。而这些公司的运转，靠的是整条整条的生产线，生产线上除了标配的机械手和机器人之外，还需要大量的Manpower（包括直接劳动力和管理职）。

高端制造业如此，遑论那些苦于人手不足，捉襟见肘久矣的服务业现场，如医疗、看护、酒店、零售业等。**而今天处于“老龄少子化”怪圈中的日本，最大的问题不是别的，正是劳动力的慢性不足。**我清楚地记得，十年前，大前研一曾预测：劳动力缺口是18万人/年。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这个数据已升级为40-60万人/年，未来几年还将呈加速度发展。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问题，是日本经济最吃紧的课题。包括看上去很美很文艺的“低欲望”pose能扛多久、能否进行到底的问题在内，亦取决于劳动力不足的结构性矛盾缓解的程度，其它都是虚的。如果不能正视现实，还一味地沉湎于对“低欲望”的耽美性意淫中而不自拔的话，那只能说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注：《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日）大前研一著，姜建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9月第1版

《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日）三浦展著，陆求实、戴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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