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新中国的前三十年_风闻

        许多人仍然抱着旧的王朝更迭的习惯性思维看待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他们不知道其中的古今之变。

       在近代以前，一个新王朝建立，就意味着天下一统，天下太平，没有内外强有力的经济和军事威胁，可以放马南山，专注于农耕，休养生息。而近代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都已沦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秩序中，接受它的剥削和压迫。而新中国的建立则意味着要从全球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秩序中挣脱出来。因此新中国的建立，不可能像古代王朝那样，一建立就意味着万事大吉，相反马上就面临着这个全球秩序的围剿、扼杀。前三十年实际上为了打破围剿，获得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环境而奋斗，仍然处于准战时状态，加上大量的国防开支，根本没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其次，与古代不同的是，无论是为了安全的需要，还是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需要，新中国也已经不可能如古代那样简单的专心于农耕，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它不能不从农业中提取剩余，压缩消费，积累资金，耐心的花费漫长的时间建立不能吃用，不能立即见效回报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体系和军工体系。这一切，再加上百年的凋敝及掠夺破坏，底子薄，使得新中国的初期要比古代王朝的初期困难得多。因为在长期的战乱之后，还要紧接着面临为了安全和工业化的强行军，近三十年的时间，没有修养生息的机会，人民处于极端疲惫的状态，由此就产生崩溃的错觉。

     工业就其本性和农业相比，是反自然的，它的建立和自我循环不是依赖于工业投资者、生产者自身的自然需求，而是极端的需要外部的需求来刺激和维持。而在一个分散扁平的个体小农经济中，再加之交通的不便，视野的局限，人的自然欲望及需求是低层次的，很难产生对工业品的大量需求。不要忘记，鸦片战争的起因就是，英国机器制的棉纺产品，在流行人工制的土布的中国内陆是毫无市场，所以才用鸦片贸易来平衡。其次工业本身从投资建设到获得回报，是一个漫长的周期，中间面临诸多不可控的风险压力、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以及管理上的难度（工业的管理也是一项需要长期底蕴积累的技能，而在小农经济中是没有这种管理技能的积累的)。因此，在启动工业之初，工业品的价格也必然昂贵。加之交通的不便，农民即便有需求，个体小农也欠缺进入工业品交换体系的资格，充当工业的刺激因素。要么个体小农更青睐用农产品交换进口廉价工业品，从而排挤国货。实际上英国的工业生发，是起始于高回报的奢侈品国际贸易。所有这一切，使得工业的建立与人的自然经济理性相悖，其实“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符和人的自然经济理性。

    有人责怪新中国初期为什么不首先发展轻工业，其实轻工业也一样面临“造不如买”的问题。而且，轻工业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还有必须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到国际市场交换，一样要接受西方国家的盘剥，还有交通运输费用的开支，包括以上所有这一切计算在内，轻工业就一定能比重工业有效的实现盈余积累并自我循环吗？更不要说，在帝国主义的封锁敌视下，一旦禁运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轻工业的基础是脆弱的。中兴不就是因为芯片的禁运，而处境尴尬吗？因此靠人的自然需求和自然理性推动，建立不了工业，哪怕轻工业。工业的启动需要国家这个外部力量的推动，和不计成败不计盈利的保护，这一切因缺乏人的内在自然动力，与人的自然理性相抵触，在加之工业所要求的严格组织纪律性，都在在使人痛苦。最初还有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强烈理想主义的支持，但时间长久，难免精疲力尽，这又使人产生崩溃的错觉。

    还有人责怪城乡二元体系的存在。其实城乡二元分割是工业产生的秘密。工业具有和农业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习惯，还需要稳定的，按部就班的外部环境和有条不紊的组织性。它需要与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区隔开来，精心培育。西方的中世纪与中国不同，是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城乡二元对立体系。城市是贵族控制的广大庄园的飞地，是自成一体的独立王国。城乡不能融通，土地不能自由流通买卖，资产阶级的前身不可能像中国，如徽商那样可以自由买田买地。城乡的居民分处不同的法权体系，不能随意进入和退出。因此彼此之间，不能自由迁徙，像中国古代一样可以城乡自由出入。市民阶层只能以城市为基地谋生，资金只能投入工商业的自我循环中，别无退路。而城乡的区隔、准入的限制，又保护了脆弱的循环，以及市民特殊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培养。没有城乡区隔，农业的自然理性就会消融脆弱的，要求严格的工业理性。

    农业耕作的效果部分取决于人的勤劳，极大程度还要受到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所施加的侵害、限制和困难的影响。耕作之前，首先要改良土地的自然条件，能最大限度抵御和克服自然条件造成的危害和困难，而改良首先需要巨额的资金和劳动力，还有时间的投入，还有劳动力的组织成本。正式的改良资金自然来自于国家投入，而资金来源，在新中国的初期，只能来源于农业剩余。但新中国的困难之处在于，农业剩余还要为工业资本积累及工业人口的维持还有国防建设服务。而新中国对于广阔国土的自然条件是做了整体改良的，而不限于几个大型水利设施。建议有兴趣的人估算一下前28年投入义务劳动的人力成本，还要算一下如果在私有制小农经济下，能把这些劳动力组织起来可能有的组织成本。另外还要考虑水利建设的基金与全社会总收入的比例。考虑到这些因素，就不能无视人民公社的意义。 人民公社体制的优越性在于以最小花费，最小组织成本，最大人力动员，展开大规模的包括水利设施在内的国土自然条件的改良，这是私有制下的脆弱的个体小农力所难及的。这些投入的劳动力以及组织成本，以市场经济的方式计算价格会是多少，是个有意义的问题。 同时人民公社还广泛培育了有组织的集体和管理经验，准备了有纪律，能接受严格的工厂制度的工人 。而像古代、或者拉美印度的自由流民则不是合格的工业化社会的劳动力。今天欧美的移民不经训练，能成为合格勤勉的劳动者吗？乡镇企业能在中国产生不是没有缘由的。

    但工业一经建立，就会创造一种新型的劳动力，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客观环境，会反过来改造人的自然需求，从而才真正为自己创造出存在的理由，创造出市场，创造出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动力。这个时候，城市的公有制重工业也可以为乡镇轻工业提供廉价的机器设备、技术和技术人员，提供需求刺激和基础设施。如果能理解以上所说的，就能理解前三十年以国家主导，以公有制，通过高积累建立看起来低效，质量也不高的重工业体系的重要性。实际上，1978年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也标志着新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奋斗，终于有条件可以实行“无为政治”，胜利的进入修养生息阶段。因此这个时候，必然也必须发展轻工业，减少国家干预，积累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