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哲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带有浓郁的宗教神学味道_风闻

谈论俄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点，事先要说明的是，这只是就总体倾向上大致而言，并非是说每一位俄国哲学家相比与任何一位西方哲学家都有这样的特点，或许在俄国和西方都能找到反例。但许多研究者仍然认同这一总体倾向，关键问题在于，通过这一思想对比有助于对一般哲学问题本身和俄罗斯思想文化的深入理解。

简而言之，俄罗斯哲学的两个特点是：宗教性与本体主义；人中心论与个人自由问题。前一个特点与俄罗斯哲学的文化根基有关；后一个特点与俄罗斯哲学的思考对象（或提出问题的方式）有关。

1**、宗教性与本体主义**

俄罗斯哲学具有宗教性的特点，这是俄罗斯和西方许多研究者的共识。弗兰克在津科夫斯基的《俄国哲学史》（第一卷）书评中指出，这部著作的总意图和基本思想是为了表明，俄罗斯思想的真正基础和无形的创造力量，是东正教会的信仰。俄罗斯精神在脱离了自己的真正（宗教）存在、进入（世俗）历史阶段以后，反复折腾，徒劳地在世俗思想形式中寻求对那些来自他的东正教潜意识的纯粹宗教问题的解决。从这一观点看，全部俄罗斯思想，甚至在那些作为非信徒的纯粹道德家和政论家身上（直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皮萨列夫），都暗含着宗教探索的动因[1]。

加拿大马克马斯特大学教授路易斯·舍因出版过两部俄国哲学史著作，《俄国哲学思想读本》(1968)和《俄国哲学思想读本·逻辑与美学》[2](1973)。他在后一部著作中表达了如下观点：“如果我们要谈论俄国哲学…我们就应当关注19世纪下半期，关注尤尔凯维奇、齐切林、索洛维约夫、卡林斯基、洛帕京、特鲁别茨科伊兄弟、洛斯基、弗兰克等人，他们直接研究哲学问题”（第二部，13页）；“俄国哲学的主题是上帝的超越性与内在性，宇宙的有机统一性，这些思想是大多数俄国体系的基本思想”（同上，14页）。

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的是，宗教性或宗教根基对哲学来说意味着什么？这里说的宗教性，显然是指基督宗教（不是伊斯兰教或佛教），确切地说是东正教（不是天主教或基督新教）。那么，东正教作为哲学思维的根基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东正教的核心教义与哲学思维在俄国哲学家那里具有内在联系。东正教的核心教义是什么？不是自然理性与超验启示的关系问题或意志自由问题（天主教神学所关注的），也不是罪人的因信称义问题（新教所关注的），而是人的神化（theosis, обожение）问题，人的灵修实践（礼拜，忏悔，祈祷，净化）问题，人性的改造问题。这些东正教的教义转化为哲学思考，也就是神性的内化和人性的超拔，亦即怎样在人性之中开启和展现确定不移的神性。这使得俄国哲学家不善于进行哲学概念的辨析，如禀赋与性好（康德）、自由与绝对观念（黑格尔），或许是因为他们担心这些概念会淹没人的神性维度。

施佩特在《俄国哲学概论》（1922年）中指出，俄国哲学思维中缺乏独创的纯粹哲学概念和主题，但具有其自己的民族特色，这一特色不是表现在问题的解决中，甚至不表现在问题的提出中，更不表现在方法中，而是主要表现在环绕于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四周的心理氛围中。这个心理氛围是什么？是活的生命体验，其深处是神人性的宗教经验。

如果把从心理氛围，到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看在是哲学思维能力提高的进程。那么，俄罗斯哲学思维的这一特点仿佛是它朴素、低级、不成熟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生动的心理氛围又为哲学思考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俄罗斯哲学的“本体主义”，其含义是指一种思想方针、思维定势。大多数俄罗斯哲学家在一般哲学思考旨趣和具体哲学论题中，不习惯于或不满足于将某种哲学学说或理论仅仅建立在纯粹认识、纯粹思维基础上，而总是寻求和力图达到认识和思维背后的存在本身或真实存在。

津科夫斯基在《俄国哲学史》中说：“俄罗斯哲学在解决认识论问题时十分偏好本体主义，也就是倾向于认为，认识不是人的第一的和决定性的要素”[3]。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安·莫兹在关于马斯林主编《俄罗斯哲学百科词典》的书评中写道：“做俄国哲学家——意味着思考生命，思考处于历史之流中的集体生活，或朝向对存在的认知的个人生命。哲学在俄国克服了自己的界限”[4]。

这种思维定势是与俄罗斯文化传统中的宗教精神密切相关的。这个“本体”的实质是俄罗斯哲学家在东正教精神氛围中对人的生命所依赖的终极存在及其真实性的直觉-信仰。

俄国哲学的宗教性根基与本体主义特点，也决定了它的另外一个思想特点，即人中心论与个人自由问题。

2**、人中心论与个人自由问题**

津科夫斯基在《俄国哲学史》中把俄国哲学的特点概括为“人中心论”，指出俄国哲学最为关注的是关于人的题目，关于人的命运与道路、历史的意义与目的的题目。他还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特点的三种表现：1）唯道德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把道德目标摆在首要位置；2）俄罗斯思想全都带有历史哲学倾向，关注历史的意义以及历史的终结问题；3）俄国哲学家们寻求的正是整体性，正是现实的一切方面和人的精神的一切活动的综合统一。舍因在前述著作中也指出俄国哲学的特点是“人中心论的”哲学，其中包括三个基本论题：1）人的本质；2）自由的本质；3）人对社会的道德责任。由此可以解释俄国哲学偏向于研究伦理学和历史哲学问题，哲学思想与文学、艺术有紧密联系。

世界哲学史上对人的问题的关注有多个方面，多个角度。我认为，俄国哲学对人的问题的关注有一个共同的焦点，这就是个人的自由、价值与意义。津科夫斯基所说的俄国哲学“人中心论”的几个表现，都体现了俄国哲学家对个人自由与价值的关注。俄国哲学的唯道德主义、历史哲学倾向、整体性思维，都围绕着同一个核心问题：个人的自由、价值与意义。对个人在社会和历史中的自由与价值的维护，是俄国哲学在世界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思想贡献。所谓“维护”不是主动建立，而是面对某种威胁而展开的批判与反抗。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反抗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对个人自由的消解，反抗社会对个人自由的淹没，反抗道德律对个人自由的压抑。

赫尔岑在对历史意义的思考和实证主义进步论的批判中认为，应当透过人的现实存在和个体生命的观点来评价历史的意义。从这一评价标准来看，历史并无目的，历史亦无进步；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当下，是人的现实生命。

在别尔嘉耶夫的人格主义中，人格问题不是社会学问题。关于人的社会学说只知道表层的、客体化的人。真正的关于人格之人的学说，只有靠存在哲学才能建立，而不能靠社会哲学。从存在哲学观点看，社会是人格的一部分，是人格的社会方面，而不是人格是社会的一部分。

舍斯托夫在对尼采的解释中揭示了，在善的背后，往往包含着行善者的内心痛苦。他赞同尼采出于对每个人的权利、自由与快乐，出于更高的善、更高的良心而反抗旧的“善”和表面的“良心”。“当一个人面临不可避免的毁灭威胁的时候，当他面前出现深渊的时候，当最后的希望远去的时候，从他身上就会突然卸下他对他人、人类、未来、文明和进步等等的一切沉重义务，替代这一切而出现的，是一个关于微不足道的自己个人的问题。全部悲剧人物都是‘利己主义者’。他们中的每个人都由于自己的不幸而追究整个世界的责任”（《悲剧哲学》第29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

个人自由问题在西方哲学家那里常常处于理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背景下，而在俄国哲学家那里，个人自由问题则经常处于与法律、道德、情感和良知的纠葛中。在社会生活的人际关系中，法律和道德律一方面是对个人自由的保护，但另一方面也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的最大自由在于向法律和道德律底线的无限接近。但底线在哪里，能否越过，这个判断是在人的非理性的情感和良知中进行的，往往使人陷入矛盾和纠结。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是俄国哲学家讨论的问题。当一个人的自然愿望和情感试图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时候，也就是争取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的时候，他在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那里似乎找不到支持，只能得到普遍必然性或道德法则的严格禁令。

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在别尔嘉耶夫的人格主义那里，在舍斯托夫的悲剧哲学那里，则能找到某种共鸣和安慰。当然这不是说俄国哲学家支持个人违背法律和道德，而是说，他们对普遍理性和道德律提出质疑，是试图为个人生命开辟更大的自由空间，同样具有哲学意义。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俄国哲学家对个人自由问题的思考，主要是从人的神性理念出发进行的思考，而不是在人与人的法律关系语境下的思考，因此这种对个人自由的维护主要具有道德意义，而与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不具有直接关系。

[1] «The New Review» в 1949 г. в книге XXII. С. 294-298.

[2] Shein L.J. Readings in Russian Philosophical Thought. The Hague. P. 1968. ; Logic and Aesthetics. The Hague; P., 1973.

[3]В. В.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1) , Париж,1948,С.17.

[4]М.А. Маслин: «Разноликость и единство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C.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