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匈人与亚洲的匈奴可不是一种人_风闻

讲座︱刘衍钢：欧洲的匈人与亚洲的匈奴可不是一种人

中国历史上的匈奴（Xiongnu）与欧洲历史上的匈人（Huns）之间有何关系，学界聚讼纷纭，舆论则普遍认为两者族属相同。不仅如此，还有一个荒谬的“历史事实”广为流传：匈奴被汉朝打出了东亚，他们逃往欧洲，把怒火抛向了日耳曼蛮族，然后偌大的罗马帝国，就被这些连匈奴都打不过的蛮族覆灭了。可见相比中国来说，罗马真可谓是“弱爆了”。               

​游牧与农耕民族的争斗，可没“影响整个人类文明史”              

讲座伊始，刘先生便指出国内学术界对游牧的概念存在着严重误解，这导致有关研究人员乃至通行教材在述及相关史事时常常出现混乱。              

英语里的“游牧民族”（nomadic

ethnic）一词涵义比较宽泛，起初是指活动于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中的族群，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族群则是另外一大类型，古典欧洲史料一般都不加区分地称呼他们为“斯基泰人”（Scythians）。               

“游牧与农耕民族的争斗，伴随了整个人类历史”这一说法流行已久，却完全错误，原因就在于“游牧”与“畜牧”两个概念被混为一谈。游牧，指的是某族群带着大批牲畜，“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游牧族群出现时就属于铁器文化，他们根本没有经历过青铜时代。      

公元前800年左右，农耕世界确切知道游牧民族的存在，是时人类古代文明史已经过去一半了。当游牧文化传播到农耕草原地带，就迅速取代了原有粗犷的农耕文化，因为在相同面积的草原上前者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鄂尔多斯草原即是一例。公元前2000年以前，鄂尔多斯草原上有不少农业人口定居，但随着气温降低，很快就人迹全无，直到游牧文化传入，人类才可以再次在此生存。               

学界普遍认为，一个文化中若出现了文字、城市与金属冶炼技术三者之二，即可以称之为文明；判别文明的先进程度，也主要以这几项要素的发达程度为准绳。但恰如culture（文化）与civilization（文明）的词根涵义分别为耕种与城市，反映了农耕文明的评判视角一样，以上述三个条件作为原则，也只会得出有利于农耕文明的结论。               

另外，主流观点还认为游牧文化的经济不能自理，所以游牧世界普遍要求“于南方开边市”，而且正是在与农耕世界的战争与交往中，游牧文化产生了帝国模式。虽然这种观点遭到不少学者，尤其是蒙古学者的反对，但它的确可以解释许多现象。               

刘衍钢认为，一切农耕文明史料中对于游牧文明的记载，都是以自己的视角出发的，所以游牧民族总是被描述为反复无常，不守信用——实际上，这是因为游牧族群内部往往非常松散，外部的条约体系对内部的约束力极小。不幸的是，关于游牧民族的现存史料，大多是由农耕民族记录的，这要求我们在描述、解释游牧民族的历史时，一定不可以不加辨别地拿来就用。

​匈人和匈奴没有关系               

学界对匈人的历史有多种叙述模式，但无论怎么计算，其活跃时间最长都不超过100年，更别提这会对欧洲和世界历史产生多大的影响了。               

公元370——375年匈人才出现在欧洲，但没有任何确切史料记载过他们是从何处来、又是怎么来的。当时欧洲大部分草原均为哥特人占据，哥特是农耕民族，很难在阿兰人占据的顿河以东沼泽地区生活。匈人越过顿河入海口，首先降服了阿兰人（Alans,中国史料称之为“阿兰”或“阿兰聊”），之后又与他们联合击败了哥特人。        

西哥特人因此被迫越过多瑙河，请求迁入罗马帝国境内，东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斯也希望用哥特人充实自己的军队，于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但罗马士兵虐待哥特移民的事情时有发生，加上罗马帝国在多瑙河流域兵备薄弱，数量庞大的哥特人很快发动暴乱并屡败罗马军队。瓦伦斯迫于无奈，只得率军亲征。           

   随后便爆发了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役之一——阿德里安堡会战，经此一役，罗马帝国的军事优势彻底丧失，东罗马帝国陆军几乎全军覆灭。不久之后，西罗马帝国灭亡。但这场战役的意义被过分夸大了。比如学界普遍认为它是中世纪战役的开端，并直接导致了罗马步兵方阵的衰落，但实际上，当时参战的匈人骑兵数量极少，不可能发挥决定战争胜负的作用。               

除了与罗马连绵不断的战争，匈人也攻击过波斯帝国，只是没有成功。               

匈人势力鼎盛于阿提拉王朝时期，并建立过统一国家，但这种局面仅仅维持了不到五年。阿提拉死后，他的儿子们立即瓜分了部落，匈人又回到了内斗不断的状态。      

公元454年，联合了阿兰骑兵的日耳曼人在内达奥战役中，一举将匈人赶出了多瑙河平原。日耳曼王族对匈人的态度有支持与反对两派，最后，随着亲匈派的埃德克王族被东哥特人杀害以及阿拉提幼子邓直昔克的败亡，匈人就此彻底从历史上消失了。               

匈人引发了欧洲族群多米诺骨牌式的迁徙，现代欧洲族群格局亦随之定型。虽然匈人促进了欧洲族群格局的变化，但他们只是松散的雇佣兵，很快就消失了——从一开始他们也就“不在局中”。公正地讲，阿兰人的历史影响都比匈人大得多——他们是这场民族大迁徙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居民主要就是哥特人和阿兰人的后裔。

即使与欧洲诸蛮族相比，匈人都显得极为野蛮与落后，他们受伊朗与日耳曼人的影响很深，阿提拉时代四任君主名号均为日耳曼语，武器与服饰也欧洲化得非常彻底。他们不使用帐篷，连最简陋的房屋都不会建造，这些特征跟其他游牧民族差别很大——匈奴人不但很早以前就使用帐篷了，后来还建造出了结构复杂的城镇。直至灭亡，匈人居住方面的文明程度都远逊匈奴人西迁之前的水平。              

 刘衍钢特别强调，诸多证据与学界晚近的研究都可以证明匈人不可能源出于匈奴，那个用匈奴证明大汉军力远胜罗马的故事，可不能当真。

匈牙利人和德国人是如何变成匈人后裔？       

匈人对欧洲历史的影响说不上巨大，但他们在欧洲人的观念中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其形象也产生过诸多变化。              

 长久以来，匈人都被看做是野蛮、残暴的破坏者与入侵者，他们也是欧洲先进文化的吸收者，但在某些方面，欧洲传统文化也受到匈人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阿提拉是匈人最伟大的君主，传说中，他“被他妻子亲手以刀穿刺而死”，也是在传说中，437年，匈人灭了勃艮第王国。              

 以勃艮第王国与匈人的战争为背景的“尼伯龙根”传说是欧洲民间传说中的重要类型，北欧史诗集《埃达》和《萨迦》中数量众多的诗篇都与之有关。最著名的相关作品，首推德意志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瓦格纳正是以其为基础创作了历史上最伟大歌剧之一——《尼伯龙根指环》。       

这些传说版本众多，故事情节虽有细微差别，但大同小异：一位以阿提拉为原型的凶残贪婪的蛮族统治者，因为觊觎勃艮第王国的财宝，就用卑鄙手段杀害国王，其妹妹或王后为了复仇，则潜入匈人地区并成为蛮族统治者的王后。虽然有的版本中会出现复仇失败的情节，但大多故事中，“阿提拉”都“被他妻子亲手以刀穿刺而死”。               

不仅如此，著名的史诗《贝奥伍尔夫》中英雄贝奥伍尔夫的葬礼，也是以阿提拉的葬礼为蓝本进行描绘的。               

浪漫主义运动以后，在欧洲经济最发达的西欧与北欧地区，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装扮成亚洲游牧民的形象。他们把匈人想象为一种足以对抗腐朽现代文明的神秘力量——这种思想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卢梭的激进观念与那个时代弥漫整个欧洲大陆的浪漫主义精神。相比现代文明，他们更推崇充满了野性的原始力量。               

近代以来，一直受到德意志人压迫的匈牙利人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匈人是自己的始祖，阿提拉则是开国君主，不仅如此，阿拉提的伟大先辈也为匈牙利的历史做出了伟大贡献。这样，德国人就成了自己祖先的手下败将与奴仆了。与之类似，俄罗斯人也将自己看做是斯基泰人的后裔。         但实际上，匈牙利（Hungarians）与芬兰人（Finlanders）一样，隶属芬族，他们的祖先是公元9世纪前后才进入匈牙利平原的奥诺古里人，他们自称马扎尔人（Magyarok），这更为著名。

 一战开始后，德国为了报复比利时不愿借道进攻法国，几乎将著名的“大学城”鲁汶整个焚毁。将有严密组织的屠杀作为一种报复手段的做法，使整个欧美世界都想起了恐怖的匈人。英国媒体报道此事，称之为“匈人的进军”，“对文明的背叛”。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吉卜林在其名篇《为了我们拥有的一切》中写道“大家快拿起武器，因为匈人近在门前”。德国著名剧作家格哈特·霍普特曼痛心疾首地责问同胞，“你们究竟是是歌德的后代？还是匈王阿提拉的后代”？加拿大不少竞选海报，更打出了“我们的任务是打击匈人”的标语。

​欧洲与亚洲游牧民族有重大区别               

一直以来，匈奴和匈人总被混为一谈。其实匈人与匈奴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族源不同，他们的行动模式也大相径庭。刘衍钢归纳了欧洲与亚洲游牧民族特征的主要区别。       

从太行山脉向西直到维也纳东郊的欧亚大陆，地势一马平川，除了平缓的乌拉尔山脉之外，其余几乎所有山脉均为东西走向。这片畅通的区域也因此成为古代游牧民族迁徙的走廊——实际路径长度超过一万公里。               

这些游牧民族的活动模式具有共性，他们的迁徙主要只有两种方向：其一为向水草相对丰美的游牧地区流动，这在亚欧草原上表现为由东向西迁徙；其二为向相对富裕舒适的农耕地区流动，这在亚欧草原上表现为由北向南迁徙，跟上述路线相反的迁徙极为少见。而且只要游牧民的主体迁入富饶农业区并在当地居住一段时间后，此民族就不可能重回草原恢复游牧生活。即便是面临农耕政权的强大压力，这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也只会屈服并融和于当地居民，不会离开。              

 共性之外，又有显著的区别。欧洲最重要的草原为南俄草原和多瑙河草原，这两片草原的土地肥沃程度仅次于英国和法国南部地区，可以同时发展畜牧业和农业，对游牧和农耕民族都是宝地。             

 正因此故，在这两片草原上，游牧与农耕民族一直交替占据统治地位，而且从来没有任何欧洲游牧民族有越过多瑙河建立征服王朝的政治企图。              

 但亚洲的主要草原均无法发展灌溉农业，所以历史上一直都为游牧民族控制，并且他们会周期性的由北向南建立征服王朝。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东亚大陆，伊朗和印度的情况也完全符合这一特征。       

刘衍钢最后强调，造成这种模式差异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很难在社会学的角度上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全部明晰地严格按照因果律罗列，一个历史学家首要的任务，是把历史现象如其所是地准确描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