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谈损人不利己_风闻

我在过去几年已经反复论证过，现代人类社会充满了非理性的因素，放任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自然会导致非理性的多数压倒理性的少数。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在无监管的大众媒体上也会同样体现出来（参见前文《大众媒体的内建矛盾》），所以指望靠舆论来纠偏是缘木求鱼。

我以前还提过，政治的目的在于公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政治里面的所谓理性，就是任何能够帮助公众达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心态、知识和思考能力，这要求每一个理性的成员都能原则上了解公众利益背后极端复杂的方程式，包括所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并且在牵扯到自身得失的议题上，依旧保持客观的态度。换句话说，他不只是位贤人，而且已经到达了圣人的门槛。指望多数民众有这样的素质，当然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奠基于如此不切实际的假设的政治制度，自然禁不起长期实践的检验。

我在前文《放任经济学的逻辑谬误》里，详细讨论了一个公众利益最大化的简单特例。但是即使在那个已经极度简化的例子里，只凭个人的理性+道德还是无法达到全局的最优解。然而一个系统（System）越复杂，求最优解就越困难，所以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绝对是远超一般人的理解能力。可是不论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要与先进的科技、复杂的社会、市场化的经济相匹配，仍然必须容许每个公民相当程度的发言和为自己做决定的自由和机会，这就对公民的素质划上一条底线。换句话说，一般公民或许无法对寻求和执行政治上的最优解有贡献，但是至少他们不应该成为阻碍。

上述的公民素质底线，最最最最基本的，是不要损人不利己。

损人不利己，乍听之下好像很容易避免，可是在现实里却俯拾皆是，这是因为它并不等同于存心害人来自嗨；这里的重点在于“存心”那两个字。例如林义雄的坚持反核，其结果是台湾在未来一代人的时间里，因为缺电会损失至少千亿美元级的经济产值，相当于2万人必须因此烧炭自杀（假设负面后果由这2万人集中承受，参见前文《政府的第一要务》）。实际上林不可能因为经济发展迟滞而获利，而且缺电之后，紧急上马的发电产能反而有更严重的空气污染，他的肺也必须一起承受。显然他并不是存心要如此；他的害人以自嗨只能是基于无知。 （我并不是说每个核电计划都必须无条件通过，而是应该客观理性地分析评估；反射性的自动反对却必然是错的。）

除了无知之外，另一个常见的心理因素是无感，就是根本不在乎损人不利己的纯粹负面后果。这一般是源自一个普世的心理趋势：党同伐异。我在前文《人类的起源》里解释过，人类演化的过程，绝大部分围绕着不同帮伙（Band）之间的杀戮和竞争，所以心理上寻找认同和敌对，是演化的自然结果。如果读者不认为自己有这个心理趋势，可以自问一下，是否有特别喜欢、支持的球队或明星，是否对他们的竞争对手有敌意，以及这种党同伐异的认同是否有任何理性的事实和逻辑基础。

成为球队或明星的粉丝，虽然没有任何理性的实际意义，但至少是一个相对无害的疏导。毕竟现代工业社会，人口密集，关系错综复杂，陌生人之间必须天天打交道、和平共处，和人类演化过程中遇到帮伙之外的人就必须小心提防、随时准备动手的那种环境，已经天差地远；这种原始的冲动不但无益，而且会有很大的害处。但是一般人一旦提到政治议题，依旧会被这个冲动所控制，不知不觉地划下分界线，然后进一步定义自己这一边是好的、正义的，另外那一边自然是坏人、邪恶的。一旦定义（也就是没有事实、逻辑基础的结论）了好坏，那么虽然明知是损人不利己，也可以理所当然地、堂而皇之地做。

上述的现象，不只是随处可见，而且已经成为现代民粹政治的主要动力。在李登辉挑拨之后，台湾政坛的核心议题只有统独，而统独的根本，就在于党同伐异。欧美也是一样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分裂界线，或许是宗教，或许是种族，或许是语言，借口更是花样百出，什么犯罪倾向、勤劳懒惰、爱国爱乡、历史正义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党同伐异的遮羞布。就连现在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虽然其本质是霸权的争夺，但是美国霸权的红利是由1%独占的（参见前文《从Manafort案谈起》），然而美国的99%民众无分政党左右，依然普遍支持损人不利己的对华斗争，其心理基础也是党同伐异。

我和儿子聊起这事，说从Trump的民调始终还有40%左右的铁板后盾，可以简单估计出美国右翼的损人不利己者至少有多少。既然左翼的非理性程度基本相当，那么我们可以大致估算美国人中的损人不利己者占总人口不少于80%。我儿子说或许如此吧，但是这个比率在中国不会更高吗？我也回答说或许如此吧，但是中国的损人不利己者不能选出Trump这样的领导来决定国家政策。

这个国家体制的对比，上个月的《The Economists》（《经济学人》）有一篇文章（参见《China is misreading Western populism》，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18/10/ 20/china-is-misreading-western-populism）也讨论到了。当然，《The Economists》是典型的先预设立场、然后党同伐异的西方媒体，所以逻辑一讲就歪了。它的重点说一个好的政府应该是“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而西方政府自然是民有和民治的，中国却只有民享。

《The Economists》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西方政府是“民有”的，而中国不是；这显然是因为理性的解释不存在。 “People”很明显地指的是全民，所以像是英国这样的阶级社会，和美国的财阀独霸，都不能算是“Of the people”；只有真正以全民平等为执政目的、以扶贫解困为第一要务的政府，才是“民有”。

至于中西之间“民治”和“民享”的对比，就比较靠谱了；但是那篇文章仍然说西方政府因为是“By the people”，所以自然有Legitimacy（合法性），中国反之。我觉得这个论述十分可笑，正是一个前面提到的，全凭定义，所以没有事实和逻辑基础也直接达到的结论。既然一般公民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强行让他们决定国家机器的操控细节，除了疯狂之外，有什么“合法性”可言？医院并不由病人治理，航空班机也不是由全部乘客来共同操作，难道国家级的政治运作比它们还要简单许多吗？医院的目的，显然是要帮助病人康复，航空班机则是要将乘客安全运送，国家的政治是为了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在以上所有的例子里，成败的标杆都是众人是否享受到了应有的服务。换句话说，“民享”才是政府好坏的正确衡量标准；炒作“民治”这种“程序正义”的议题，只能是忽悠愚民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