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世行驻华代表: 中国是如何冲破经济思想牢笼的_风闻

林重庚(口述) / 原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

苏国利、吴素萍(整理)

［导读］菲律宾华裔林重庚先生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的首任首席代表，他通过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历史过程并分享了其中的经验。在他看来，40年前中国对全球经济和外国思想制度的开放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它扭转了几个世纪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吸收国外新的经济理论和经验，在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和“试错”的方法，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模式。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领导者能够如此成功地把国外新的经济思想转换为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政策。如今，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也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思想的重要元素，而在未来的深化改革中，依然还有很多国际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学习和汲取。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前言

1980年初，林基鑫率领的调研团向中央提交了《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法席位程序和安排的报告》。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随即邀请世界银行集团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行长访华，磋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世行席位的相关事宜。麦克纳马拉率领的世行代表团于1980年4月抵京。麦克纳马拉行长后来回忆访华情况时说，邓小平会见时向他明确表示，中国下决心要实现现代化、发展经济。有世行的帮助，中国实现这些目标会更快、更有效率；没有世行的帮助，也照样要做，只是花的时间可能会长些。在双方积极配合下，谈判很顺利。一个月后，世行董事会批准中国恢复世行席位。

麦克纳马拉行长离开中国不久，我即被任命为负责中国业务的首席经济学家，分管中国经济调研及政策对话工作。1985年，我被派往北京，建立世行驻中国代表处并任首席代表。这一任命直至1990年。我便身临其境，不仅可以就势观察中国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过程，而且一定程度上亲历其中。以我当时的工作身份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一个主要领域自然是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由于参与这个过程的许多前辈已经故去，反映这一方面的资料并不多，我希望通过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大家分享当年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演化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我将按主题回顾：首先是如何理解和运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思想。随后是如何引进现代主流经济学思想。我只讲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如何接触外国经济思想，以及如何与外国经济学家和改革实践者接触。

********▍********一、认识到引进新思想的重要性

重要成就通常始于思想创新。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正走出几十年游离于世界之外的知识封闭状态。尽管许多中国经济学家非常努力、富有勇气，也很有能力，但没有几个领域像经济学界那样严重地与外界隔绝。

中国领导人早就认识到学习外国思想及先进经验的重要性。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的“第十大关系”中就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然而，事与愿违。在随后20年间，传统的苏维埃中央计划体制原封不动地被照搬到与苏联情况千差万别的中国。学习西方经济思想和经验几乎被看成是一种政治错误。

中国下决心启动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是：70年代后期，中国高层领导发现，世界其他国家经济进步是那么迅猛，相比之下，中国是那么落后。1978年，前后共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其中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到过8个国家。他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70年代末，邓小平的讲话主题再次重现了学习外国经济和技术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要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在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们确定改革目标和改革步骤的过程中，引进外国思想和学习外国经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引介苏东改革理论和经验

从思想理论到中央计划体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与中国比较相近，而且中国的经济工作者们自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便已对苏东国家的改革方案有所了解。事实上，中国改革先驱孙冶方和顾准的改革思想与东欧早期的改革思想几乎一致。所以，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很自然地始于学习苏东改革理论。学习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别是该院的经济研究所牵头，所里的主要经济理论工作者都曾在苏联留学。

1979年到80年代初，中国与苏东国家经济交流活动频繁。中国方面的出访包括：孙冶方1978年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刘国光、柳随年1982年访问苏联，廖季立1983年访问匈牙利。苏东方面的来访包括：1979年，南斯拉夫经济学家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h）访华；1981年，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 Sik）分别应邀到中国社科院讲学，吸引了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众多经济工作者到场，会场座无虚席，他们还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廖季立和马洪等座谈，并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那时，中国已经恢复世行席位。吴敬琏和刘国光来找我，提议请世行出面邀请一些既懂改革理论又有实际改革经验的东欧经济学家来华，组织一次学习苏东经济改革经验的会议。我当即应允协助。这就是1982年7月在浙江莫干山一个避暑山庄里召开的“莫干山会议”。东欧专家组由布鲁斯带队，包括波兰国家物价委员会前主任斯特鲁明斯基（Julius Struminsky），捷克斯洛伐克前副总理奥塔·锡克的工作搭档考斯塔（Jiri Kosta），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肯德（Peter Kende），苏东经济改革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格兰尼克（David Granick）等。

很难评价与这些苏东改革经济学家的交流，对中国领导人及经济工作者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其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更加难以估量。根据我个人当时的体会，回想中国经济工作者的状况，并观察后来中国的情况，我认为这种交流对以下三方面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首先，东欧经济学家不像中国经济学家那样脱离国外经济理论，因此他们可以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概念和技术分析中国的经济情况，将对经济问题的解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更重要的是，东欧改革经济学家指出，中央计划体制紊乱的内在根源是体制问题。中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工作者原以为很多经济上的问题是政策失误，然而究其根源，这些问题其实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根本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加以解决。

其次，详尽了解东欧改革经验后，中国经济工作者加剧了对在中国使用东欧经济改革模式的悲观心理。虽然可以洞察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但无论是布鲁斯的“有管理的市场模式”，还是锡克的“新经济机制”，都暴露出重大瑕疵。“莫干山会议”讨论了苏东改革的新办法，中国的改革前辈敏锐地质疑了借用高科技，特别是靠计算机来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可行性。薛暮桥、廖季立及中国领导人尤其质疑锡克等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关于价格改革“先调后放”的提议，特别是根据计算机精确算出的数据调整价格的方法。即便用计算机处理众多部门的投入产出数据，也绝不可能同时算出数以万计的价格！

再次，东欧专家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之后，都认为东欧改革经验不大适合中国，中国需要另谋改革出路。这一点同样可以从“莫干山会议”得到证明。会上讨论了中国改革应采用“一揽子”方法还是分步进行，所有与会东欧专家都强烈建议“一揽子”方法。然而，他们在会后到中国几个城市考察，考察途中便改变了想法。中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贫困现象严重，综合改革所需要的人才和资金匮乏，物资储备薄弱……总之，中国总体上经济落后，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犯错误的余地，所以专家们最终转而建议采用谨慎的渐进改革方法。他们认为，中国改革要有总体规划和明确的改革目标，然后分步进行。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来自东欧、世行以及中方与会专家达成了共识。 

当时，中国农村改革已取得成功，推动了整体经济增长。没有一个苏东国家有这样的改革经历，中国的改革前景令东欧来访专家受到鼓舞。事实上，中国经济理论及改革发展情况已渐渐脱离了东欧改革模式，东欧经济改革理论明显不适用于中国，中国与苏东在改革理论和实践上的分歧日渐增多。1989年3月，国际经济学会在莫斯科召开“计划经济中的市场力量”圆桌会议，会上，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经济学家董辅礽代表中国发言，题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市场发展》，详尽介绍了中国改革的情况。他分析道，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具体问题，如双轨制，又如通过非国有部门的增长而不是国有部门私有化来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情况，等等。

我以世行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身份参会，明显觉察到，除了已取得成功的中国农村改革外，苏东及西欧专家对中国改革的前景明显有所质疑。他们认定中国改革会日渐消退，最后将如苏东一样，以失败告终。两种思路从根本上支配着苏东经济学家：一是在中央计划体制的框架下，改革应依靠高技术来提高计划的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市场的作用；二是在西方专家的怂恿下，后来逐渐成为主流的一种思路——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以完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而代之，即实行全盘私有化，并以激进的政治改革与之相伴，甚至将这种激进的政治改革放在优先位置。众所周知，在随后20年里，苏东国家采取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既不是原来的路径，也不同于中国的选择。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后果，这一点有目共睹。

********▍********三、世行报告引入现代主流经济学

除了学习苏东改革思想，中国还从世行的两份经济考察报告中认识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第一次经济考察是因为中国向世行申请贷款，第二次考察则是应中国领导人要求而进行。正当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明显发觉苏东改革思想和经验的局限性时，现代经济学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中前所未有的应用，对中国融入主流经济学思想理论和迈向市场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0年5月，中国恢复世行席位。同年7月，世行派高级代表团来华，磋商启动中国业务事宜。作为代表团成员，我的任务是组建工作小组，来华进行经济考察，向世行董事会提交一份考察报告，这是启动贷款项目的第一步。我们组建了一支由世行最好的经济学家和行业专家组成的30人考察团，按行业分组，包括经济组、农业组、能源组、工业和交通组。考察时间是1980年10月至12月，每个小组轮流赴中国各地一个月；考察地点选择了甘肃、湖北、江苏、北京和上海。

为增强这些官员对世行考察团的信任，我们商定，由中方指派一个工作组，跟我们并肩工作，一起参加所有会议，凡是收集到的信息和数据，双方各持一份，报告的每一稿也都请他们过目。同时，我们请中方工作组提出他们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并加入报告中。这一模式显然很成功，在随后几十年里，世行延续了这种做法，所有的经济考察团都有类似的工作组。

与世行首次考察团一起工作的中方工作组成员包括财政部的星光、朱福林，国家计委的郑立以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赵人伟。此外，各相关行业部委也派人与考察团行业小组一同工作。跟考察团工业组并肩工作的其中一位主要的中方人员来自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后来去了政府部门，这个人就是朱镕基。

世行的这份考察报告，在“概要和结论”部分就考察目的写道：“近年来，中国境内境外都在争论两个相关的问题：自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为中国人民服务方面做得如何？同时，非政府因素、政府制定的政策以及政府自身的经济管理体制都分别发挥了什么作用？结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这份中国经济考察报告将初步尝试讨论这些问题，同时探讨这些问题对未来政策的影响力。”1981年3月，考察报告初稿递交给中国政府征求意见。报告包括主报告和多个附件，涉及统计制度、基本数据统计表、农业、工业、能源、交通、对外贸易、金融、人口、卫生和营养以及教育等多个行业。6月，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的正式报告提交给世行董事会。根据这份报告，世行随即批准了中国政府首笔软贷款——大学发展项目，同时确定了中国申请世行软贷款的条件。报告满足了世行中国业务的需要。

世行第二份考察报告是应中国领导人的特别要求而准备的。1983年5月26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赵紫阳分别接见由克劳森行长率领的世行访华团，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邓小平向代表团讲述了他对中国发展前景的想法及国家的长远目标。他说，中国刚刚决定启动一个发展规划，要在1980年至2000年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赵紫阳说，他看了世行第一次中国经济考察报告，很有意思，很有用。他们请世行再组织一次经济考察，针对中国未来20年面临的主要发展问题，特别要根据国际经验，为达到中国上述发展目标提供一些可选择的建议，并对这一目标做可行性研究。

遵照中国领导人的提议，世行第二次经济考察于1984年正式启动。由经济学家及各行业专家组成的这支庞大的考察队伍，先后两次来到中国，共花了九周时间进行考察，地点方面同样选择了甘肃、湖北、江苏、北京和上海。1985年2月，带有六个附件（教育、农业、能源、经济模型与预测、国际视角的经济结构及交通）的主报告草稿被提交给中国政府征求意见。

1985年5月，题为《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选择》的经济考察报告提交给世行董事会。报告尝试根据多部门模型预测可能的经济增长路径，对未来经济快速增长及2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可行性表示认可。报告同时指出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途径，尤其强调指出：以服务业和更有效地利用能源两方面为基础的途径，与主要依靠快速工业化为基础的途径相比，增长速度虽然相同，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达到更好的平衡。报告还详尽分析了农业、能源、技术、交通、工业分布、内外贸易、人口、教育、就业及社会等问题，包括收入差异、社会保障、住房以及社会服务等问题。

上述两份报告除了满足世行和中国政府的工作需要外，也破天荒地创造了由一个国际经济学家团队透彻分析中国经济情况的先例。这标志着中国在经济思想对外开放和吸取国际发展经验方面有了突破。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其一，两份考察报告证明了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科学客观地进行经济分析的可能性。报告中的分析均基于合乎逻辑的理论、统计数据及国际经验教训，目的不是限定或改变中国的发展目标——例如关于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当时国内外许多人士认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而是单纯地对如何更快、更有效地用较低代价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目标提出建议。

其二，与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在华讲学及出版论著相比，这两份报告更多地引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其中既有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又有计量经济学、经济模型这样复杂的分析工具。通过两份经济考察报告，这些工具的使用得到广泛传播，让中国经济工作者坚信现代主流经济学适用于中国。1985年考察报告里提出的建议，则对中国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发挥了作用。

********▍********四、“巴山轮会议”引介宏观调控

到80年代中期，通过自身的改革经验和对东欧国家改革失败教训的了解，中国领导人及矢志改革的经济工作者开始认识到，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必须突破苏东框架，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前进。众所周知，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方向，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87年，这一说法被进一步表述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最终表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思想已经清晰地显现出市场经济的轮廓。1985年9月召开的“巴山轮会议”上的讨论就突显了这一特点。

此次会议的召开源于中国领导人的建议。1985年初，体改委领导建议世行组织一次国际研讨会，讨论一下这些题目：（1）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2）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3）关于整合计划与市场的国际经验。我们商定，与会国际专家需要有以上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中方与会人员则应包括政府各部委参与制定政策的经济工作者和研究机构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会议不能只请国际专家做演讲，而是要为中外与会者提供一个深入交流的平台。

今天，大家公认“巴山轮会议”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转折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很多中方与会者撰写了文章，谈论自己的感受和召开这次会议的意义。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此补充几点：

第一，会议的组织，包括游轮会场的选择，都是遵照国家体改委领导指示进行的。会上安排了全体会议、小组讨论，也有一对一的会谈，无论哪种形式，都能进行到夜里。在世行工作多年，我的亲身体会是，讨论政策问题最奏效的方式是由需求驱动，进而专为满足主办国的需求而策划讨论活动。在我看来，“巴山轮会议”是由需求驱动的杰出案例。

第二，尽管在1984年已经决意突破中央计划体制的限制，但中国领导人对市场经济及其运作方式缺乏了解，他们尤其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盲目竞争和非指导性增长充满顾虑，并且不可避免地想到经济迅速增长期之后的大萧条。“巴山轮会议”上的讨论清楚地表明，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已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自由放任政策发展到了80年代的总需求管理及宏观经济的积极应对政策。很多讨论围绕着通过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等工具管理总需求，以间接方式管理市场经济等议题进行。

第三，国家体改委领导提议召开这次会议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1984年下半年到1985年上半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过热。如果中央大幅推进改革，很可能造成地方政府争相增加投资项目，企业设法提高工资和奖金，结果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因此，宏观经济形势管理成为“巴山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具体包括诊断经济过热、使用财政和货币工具应对问题等。托宾、凯恩克劳斯和埃明格尔三位专家来自三个不同国家，尽管对宏观经济管理的见解不同，各自代表着经济理论的不同派别，但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应该采取坚决措施应对经济过热问题。从这三位具有丰富宏观管理经验的经济学家到熟悉发展中国家经验的世行经济学家（伍德和我本人），再到东欧经济学家布鲁斯与科尔奈，在分析中国这个问题的缘由和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方面，都持有同样的观点。这显然表明现代经济学有一个核心特点，那就是它并非个人的或政治的解释。

第四，“巴山轮会议”还有一份意外收获，这份收获很少有人谈起，但在我看来，它对后续的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理论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在“巴山轮会议”上，与会国际专家有机会与中国青年经济工作者交流，聆听他们对中国改革问题发表见解。凯恩克劳斯爵士对此尤为用心，他认为，这些年轻人在中国未来经济改革中将大有作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需要懂得现代经济学的年轻一代。回国后，他向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提议，在该中心专门为中国设立“经济培训项目”，培训青年经济学家。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需求，他们共同设计了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为特点的现代宏观经济管理课程。1986年至1994年，每年有五名至七名具备经济学专业背景和综合潜质并已参与改革实践的年轻人，由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推荐，经世行中国代表处官员面试，在世行、联合国开发署、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的联合资助下，到牛津大学学习现代经济学课程，其中包括到英国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或投资银行实习，为期一年。几名学员随后继续留在牛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该项目共为中国培训了约50名学员，他们绝大多数学成回国，投身于中国经济改革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巴山轮会议”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对于韩国这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实施经济计划的讨论就不太深入。所以，两年之后，世行再次应国家体改委提议，组织了一次题为“计划与市场”的研讨会。会议地点选在曼谷，目的是方便从韩国邀请高级代表团参会，时间是1987年6月。韩国代表团团长是前副总理兼韩国发展研究院（主管韩国战略规划事务）院长金满堤（Kim Mhhn-Je）。有意思的是，这次会议竟让印度代表团受益匪浅。印度代表团团长是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时任印度计委常务副主任（主任由总理兼任），副团长是阿卢瓦利亚（Montek Singh Ahluwalia），当时的总理经济顾问。在会上，这两位印度资深经济学家被中国矢志从根本上推行经济改革的决心所打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启动改革计划，总策划人就是改任财政部部长的曼莫汉·辛格，阿卢瓦利亚是他的副手。曼莫汉·辛格后被称为“印度改革之父”，并于2004年至2014年任印度总理。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会议一直是中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工作者学习国际改革和发展经验的主要途径，会议主题则从宏观的战略改革问题逐渐转移到更加具体的职能部门问题上，例如世行与国家体改委于1986年联合召开的“金融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和1987年的“国有企业管理和组织国际研讨会”等。

从90年代到现在，中外经济工作者、实践者的交流和对话越来越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活动都是由中国国内机构与不同的外国机构、以不同的层次及多种多样的形式组织的。

********▍********结语

当前，中国经济学无疑早已结束游离于世界之外的状态，理论和实践上都步入了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行列。这应该被看作是中国在经历曲折之后恢复正常状态。

这里有必要区分改革和开放。经济改革并不是一种新的提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就已经逐渐显现，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都做了种种努力，试图克服这种弊端。与此相对照，40年前中国对全球经济和外国思想制度的开放却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它扭转了几个世纪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

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一个开放和具有技术创新活力的国家。唐宋时期，在6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在艺术、文学、科学和经济技术等领域都是最具创造力的。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也是世界上最富有文化和技术能力的社会，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可是，14世纪之后，中国没能通过自身的技术变革和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有效利用来保持经济增长。实际上，在20世纪后期之前的500多年里，中国拒绝并抵制外国的思想和制度，自明朝后期以来，变成了一个以内向型为主导的经济体。1800年前后，欧洲大部分国家在技术上超越中国。在接下来的150年里，这种差距日渐扩大。1850年前后，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大约处在势均力敌的发展阶段，但100年以后，日本已经把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20世纪中期，中国和印度（另一个历史上发达而现代经济落后的国家）位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列。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当时，既没有任何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也没有转型的宏伟蓝图作为引导。因此，这样一种改革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有试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都遭受了经济重创，大部分东欧和中亚国家经历的经济衰退甚至比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更严重和持久。中国是唯一一个在改革过程中能够取得持续和快速增长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

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展现了过人的勇气和远见，他们吸收国外新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根据中国国情将之转化并应用于实践。在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他们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和“试错”的方法，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了他们的远见卓识。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领导者能够如此成功和明智地把国外新的经济思想转换为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政策。

在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外新的经济思想、发展理念、国际经验和教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为了全面建成经济更加发展、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乘势而上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正在继续深化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依然有很多国际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学习和汲取。同样，也有许多国家能从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中学到经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思想的重要元素。

在这40年里，我以国际组织官员和经济学者的角色，经历和观察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过程，较为完整地参与了这一过程中的思想开放，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段经历，也将成为我人生中难忘的记忆，我感到无比荣幸。从个人角度来说，作为一名海外华人参与和体验这一过程，我觉得意义尤为不同。

本文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04期，原标题为“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