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杀害父母的愿望 | 弑父：一个被逃避不谈的话题_风闻

KY作者/ 夏超

编辑/ KY主创们

你有没有曾在发现父母衰老的一刻，感到一种难言的内疚感？仿佛这种衰老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而不仅是由于时间的无情。你可能和父母关系也并不好，但当你意识到父母已经老去、甚至在与父母的争吵中“获胜”时，心里也隐隐有内疚感。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心理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关。俄狄浦斯情结，是心理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来自于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俄狄浦斯，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娶了自己的母亲。所以，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有**“弑父”与“乱伦”两部分，今天我们主要要聊一聊“弑父”（弑亲）的话题**。

为什么心理学家会认为人的成长必须“杀死”自己的父母？这种隐秘的心理如何长久地影响着我们？它又给我们在处理与父母的关系这件事上带来了怎样的启示？来看今天的文章。

听到“俄狄浦斯情结”（又俗称“恋母情结”）、“弑父”，有些人或许觉得很遥远，但实际上这背后的心理机制可能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现，比如一个人写毕业论文时不断拖延就可能与“弑父”有关（！）。

精神分析学家Hans

Loewald曾有过这样一位来访者，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学生，成绩也很优秀，但是他在写论文上遇到了麻烦。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拖延，并强烈需要自己的指导老师给出建议和帮助。然而，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能力完全能独立完成剩下的论文。所以，他为自己的拖延行为和求助心理而深深自责。

经过进一步谈话，Hans

Loewald发现，原来这位学生与他的父亲在同一个专业领域，而他的父亲在一年前去世了，正是论文进展到一半的时候，也是从父亲去世后他逐渐开始了拖延。在咨询过程中，学生反复提到一件事，就是自己的独立，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不断强调正常完成论文正是自己的责任，但是他就是无法完成。

Hans Loewald感觉，这位学生对“责任”的强调语气，似乎针对的不是完成论文，更像是谈论一次犯罪行为。或者说，完成论文像一件他想要不断拖延、推迟和避免的一桩罪行。父亲的死并不是他造成的，但他与父亲的关系无疑是引发问题的关键因素。

这位学生与父亲的关系是复杂的。父亲关爱他，但对他又非常严厉，尤其是因为两人在同一个专业领域，父亲给予他帮助时也常常批评他。所以**，他尊敬父亲，却也有过杀害父亲的幻想，他有超越父亲的雄心，但又对此感到内疚和恐惧。**

在这样的父子关系下，独自完成论文，对这位学生来说，不仅是完成学业，还是他走向独立自主的标志，还是他超越父亲的时刻。在此之后，他就要为自己的人生和学业负责了，父亲似乎就无法像过去那样在自己面前高高在上了，父亲高大权威的形象会随之消失，而这似乎正是自己亲手造成的。父亲之前的离世，加剧了潜意识层面的这种“弑父”的恐惧和内疚，使得他不愿面对自己的论文。

就像上面的案例，我们想谈论的“弑父”是心理层面的，并不是现实中杀害自己父母的真实行为。

弑父，包含在一个含义更广的词里：“弑亲”（Parricide），是指一个人杀害自己的父母、近亲、长辈、统治者。一个人背叛了某个有父母式权威的团体也可被视为弑亲。

弑亲令人难以接受，主要是因为孩子与父母（亲人）之间那道紧密的感情连接被侵犯、被破坏了。原初的亲子关系在各种文化中都被视为神圣的、伟大的，父母将孩子带到世上，辛苦地养育，耐心地保护，这些事实和付出构成了“父母身份”（parenthood），也是其“权威”（authority）的重要来源。所以，天下父母在试图主宰孩子时都会说，“是我把你辛辛苦苦把你养到这么大”。

然而，**心理上的弑亲又恰恰是由于父母权威的存在。**在父权社会中，弑父是弑亲行为的典型，因为父亲常常被视为家庭的最重要的供养者和保护者，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拥有更多决策权，他可以为孩子决定人生方向，可以为孩子确定婚嫁，是整个家庭权威的拥有者和掌控者。

个人的成长，往往被视为从依赖走向独立的过程。成长似乎就必然面临着一个困境：**我们如何从当初保护我们的父母手中，获取掌控自己人生的权威？**因此，弑亲的本质就是冲破和获取父母权威，并将这种权威转化为对个人生活的责任与对自我人生的控制。

明白这个道理或许不难，而在现实中，这个过程却总是复杂的。

很多父母或许知道，他们养育孩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能独当一面，为了孩子的独立，父母需要在恰当的时候放弃自己的权威，甚至主动促进自己的“被杀害”，但是他们又害怕经验不足的孩子误入迷途，不知道如何确定孩子是否拥有了独立的能力，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上可以让孩子自我负责。

而对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他们越来越渴望自由，渴望能更多地由自己来决定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们又要面对父母对这些事的干涉**，在冲突激烈的时候，要面对自己对“弑亲”的隐秘渴望，还有面对这种犯罪式心理所引发的内疚和痛苦。**

我们与父母的现实关系，会内化为我们的精神结构，很大程度上影响自我与超我的关系。也就是说，你内心的道德标准如何要求你自己，你如何判断自己的价值，这些事都和父母是如何对待你有关的。

比如，一个完全服从父母权威的人，往往有着苛刻的超我与虚弱的自我，虽然他较少与父母发生冲突，但是他很可能缺乏足够的自我认同，常常以外部的标准衡量自己，很少相信自己的潜能和力量，会为了满足某些人的要求而忽略、贬低自己的真实想法和需求。可以说，未被处理妥当的亲子关系，会以不同的方式复现在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

为了自我的独立，一个人必须面对“弑亲”。在弑亲的过程中，有一种心理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开头所提到的，弑亲引发的内疚。

内疚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感觉，常常伴随对惩罚的渴望。一个内疚的人想通过承受惩罚来逃避和消除内疚感，但是惩罚带来的往往只是短暂的缓解作用，很难正常消除内疚，所以在惩罚的效果消散之后，内疚的人将渴望新的惩罚，甚至更重的惩罚。

在这个意义上，内疚并非一个根本性的心理问题，而是一个人内部混乱的征兆。**如果这种内疚无法得到处理，一个人可能会形成某种受虐倾向。**即便他成功“杀害”了父母，不再受制于他们，可以自我负责，但他可能“故意”会做出错事，渴望父母对自己苛责、训斥；如果父母难以提供这样的惩罚，他会从某些外部事物或现实中寻找父母的象征物，比如统治者、命运等，进一步寻求惩罚，来缓解自己的内疚感。

弗洛伊德就曾分析了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这种心理模式，他对沙皇的态度、对赌博的痴迷，都是寻求惩罚来应对弑父内疚的表现。

在Hans Loewald看来，弑亲确实存在着一种更好的结局。在我们夺取父母的力量，接管父母对我们的责任时，我们就是在放弃将他们作为我们力比多的客体，舍弃过去紧密的联系。在这个矛盾的过程中，父母也承受着同样迟疑，他们想要拒绝又想要促进。

**在这两个矛盾过程的叠加中，最好的结局将是双方的平等，作为独立个体之间的平等状态，而留下的将不会是冷漠和分离，而是温情、信任和尊重。**为了达到这最好状态，我们还要更细致地、更深刻地理解所要面对的处境。

当谈论自我责任与父母权威时，我们并不是在将这两者视为彻底矛盾的、只能二选一的。一个人开始独立自主，不是为了走向绝对自由，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承认自己的存在，认定自己的冲动、渴望和需求，这些是他自身生就的、或是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自主产生的。并不必须接受父母的命令。

同样，在与父母权威的对峙与获取中，我们想要的不是将父母彻底逐出自己的生活领域，而是为了明确在与他们的互动中，我们需要考虑的将会更多，双方的渴望和需求都在其中，而在双方的商讨后，经由我们自己做出最后的决定。

那么，如何面对弑亲而来的内疚？用Hans Loewald来说：“承受内疚的重负才可能掌控内疚，并不是用轻率的压抑和惩罚来应对，唯有****通过在矛盾的冲突中寻求和解。”

我们需要认识到，即便“弑亲”在社会文化和内心现实中被视为罪行，但独立自主同样是被普遍认定的一种美德。这不仅是一个道德悖论，更是每个渴望独立的人所必要面对的“宿命”。Hans Loewald对此精彩地论述：

“自我负责是一种罪，但它不只是在解放个性的过程中令人内疚；自我负责同时是这种罪行的补偿性救赎。没有弑亲的内疚行为，就没有独立的自我。”

这样，我们就更能理解开头所提到的，在看到父母老了的瞬间我们所感到的那种内疚感了。其实，这往往也是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需要为自己、为家庭负担更多责任的瞬间。

最好结局的达成也离不开另一方。成熟的父母需要意识到，“被弑”是自己的命运，无论对孩子的关爱多么强烈，必须将让成长中的孩子努力辨识自己的需求，培养对自我的责任感。

父母在将自己的权威逐渐让渡出去之后，最需要感受到的不是自己的“无用”，而是与自己的孩子平等站在一起的轻松和欣慰，不必再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而强装出某些姿态，终于能够尝试以更自然的状态与孩子相处——你们的之间的关系终于回归成了一个人类与另一个人类之间的关系。

而面对不成熟的父母，我们需要多一些耐心，多一些坦诚，将自己渴望获得独立的想法传达给他们，并在一些自己比较有把握的事情上将独立的渴望实践出来，获得更多积极的反馈，让父母看到自己的付出和能力。

你们必定会经历极端的矛盾。有些矛盾在现在的你看来，是毁灭性的、不可承受的。你觉得你的父母绝没有能力接受这样的矛盾。但你必须知道，有时候，必须走过这样一段动荡激烈的道路，你才能在这个家庭中成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与你的父母平等共处。

到了那一天，甚至还会有更美好的事情可以发生：你发现你终于有能力影响这个家庭的状况了。当你发现父母老去、交出权杖的时候，你心中对他们的怨念就也已经消失殆尽。你发现，你也许还没有原谅他们，却已经开始重塑你们之间一种新的、和平的、最终会走向温情的关系。

路漫漫修远，我愿与你一路同行。

以上。

References:

Loewald, H. W. (1979). The waning of the Oedipus complex.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27(4), 751-775.

Freud, S. (1961). Dostoevsky and parricide.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XI (1927-1931):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and Other Works (pp. 173-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