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杨“亨廷顿转换”，关于话语方式，外来词汇，话语权的建构问题_风闻

读文杨“亨廷顿转换”，关于话语方式，外来词汇，话语权的建构问题

昨天，读了《文扬：中美如何靠“亨廷顿转换”避开“修昔底德陷阱”？》https://www.guancha.cn/WenYang/2018_11_12_479246.shtml一文及后面评论，感触良多。随思随码，成此一篇：

一，

文杨文本中，提到的亨廷顿那段话，确实值得反复体味！（感谢文杨先生代为读书并截取精华免费被我学得）

那段话，在秩序与失序，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混乱之间，很实在地提示了一种内在的隐秘转换机制。比如，中国当年为什么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新秩序？而不是由老蒋的白色恐怖确立了国家秩序？人民革命由百年前期的国家失序与危亡导致无穷人民苦难而不得不兴起，又短短二十年，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混乱的旧破序中，成功脱胎，建立人民民主的崭新秩序！正是这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才救了中国，才能那么高效地迅速转换成人民民主的新秩序-----

而后在整体新中国奋斗与建设历程中，谁要意识不到这一点，有意无意地起到了破坏这种人民民主基本制度新秩序作用，谁就要犯错！文革中一度天下大乱而失秩，导致了许多错乱，是这个理，无论文革的主观理念多么有意义；改革中几经失秩波折，造成的危机与错乱，同样服从这个理，无论改革的初衷无不善良。

而更反面的案例，就是美国佬在这个世界搞的颜色革命，休克疗法，由秩序一下能成混乱，无论民主自由的理念多么动人，都无法否定活生生的人民灾难的可怕事实，搞乱了多少国家，个中意义，更是实实在在！

另外，细读文杨此文，是作为直接与美国智库沟通中产生的文本，注意，我认为，文扬先生此篇的主要任务，不仅是为了说服自已，而且也是为了说服教育对方，因此，发掘有权威感的对方的纸堆来作材料，显然有效，可取，并同时也因换一种词汇方式，进一步自我参考一下，丰富自已的有效认知，何乐而不为？

网上看了许多同学围绕此文本的评论，针对诸如“亨廷顿转换”“修昔底德陷阱”等外来词汇话语方式，或幽怨或强硬的话语表达，虽然都深怀爱国之情，但，我忽然觉得，同学们那，可不可以换一种心态来面对这个问题：不妨把灯塔下的强人，当作一个坏习惯已养成的任性异乡人，而不首先作为一个你死我活的对手，在坚守安全底线与基本原则的事实基础之上，无妨抱着耐心教育的心态，对之。如果这个可能成立，那么，你是以本乡语时时相对之有效呢，还是先尽量采用与其理解能力相当的比划方式，试着循循善诱之，尽量试着首先达成相互理解，来得有效呢？何必非要就一开口就立即争一口气的架势？

另外，关于话语方式，外来词汇，话语权的建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地球村信息即时通时光通道里，搞词汇关闭锁国，极愚蠢，高明的心法应是，不仅拥有自已的，还要掠尽对手一切可用之词而灌入我们的思想！比如民主，自由，宪政，博爱，人权等等，因此，同志们，朋友们，请设想一下，如果你去与洋人对话，你将会如何？仅对洋人搞之乎者也马列主义？？？

二

在中美话语交流之间，有朋友说，“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没有赶上美利坚时，我们的意见类似一文不值。”-----对这种纯粹肌肉决定话语效用论，本人显然无法完全认可，证据：毛时代，中美差异巨大，却无妨毛话语对整个世界的穿透感染能力，甚至辐射到他们的内部人民心理，甚至，最后，美苏两大国的巨头们不得不亲自前来沟通。说明，一种与既定国家基本精神状态全面匹配而不自相矛盾的话语方式，自有其了不起的威力。

而当这种国家精神状态与话语方式的匹配性趋于破裂之后，那么，凭你怎么花言巧语，在国际交往中，自然也不会有多大威力，至多残存一点忽悠自家老百姓的效用。因为，谁比谁的智商会更低，而会漠视你内在的种种精神物质与话语之间的矛盾与破裂构成的虚假性质，纯粹从你的话语角度思考问题？至此，话语的效能就会急剧丧失。

在话语权方面，其实，我们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着实是吃了大暗亏的。

想曾经，毛的人民民主话语方式，响彻全球，风雷激荡，在国内，因为这个核心理念的深入人心，不计具体矛盾，就国家认同层面，那是绝对“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遗憾，后来，因为缘起于全盘否定文革，就连带着消淡甚至废弃了人民民主专政的话语方式，与之原相匹配的社会主义国家精神状态，也随之渐消渐解于无形。而，崭新的自主精神状态与话语方式，又不可能那么容易产生，西方的意识形态，就此趁虚全面渗入。八十年代话语方式及精神状态，在知识界主导的全盘西化下，甚至达到一度全面冲击基本政治制度的浓度，以致于悲剧之后，邓痛苦万分总结，归根到底是“教育出了问题”。

而在悲剧之余，整个中国上层建筑，开始了漫长失神落魄、只能苦苦支撑疲于应付的被动状态，一切话语方式，只能在“不争论”之下，以“发展硬道理”为支点，向西方的经济神学话语全面让度。弄到前不久，社科院院长王光伟先生的文章中提了一下“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还被群起攻之。

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发展的理念，几乎被西方经济学话语方式全面垄断，经济成就数理巨大的另一面，是黄赌毒黑恶拐卖的泛滥成灾，错乱与矛盾累积起来的社会危机程度，以不断发生官民对抗的群体冲突事件为标记，事实上达到了难以计量的地步，以后来点赃款得烧坏点钞机为象征。

而不厚事件开头的一系列问题所暴露出来的政治危机严重性，大有一朝苏联第二之势。虽然，数理GDP，客观上提升了整体抵消崩溃的免役力，但，问题累积的严重程度，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好人不得不成贪官裸官，批量性地追求一家两国籍制，当然也不必有五年前开始的强力反腐打虎拍蝇扫黑打保护伞清两面人，及初心教育了。

记得，某个新任武警领导甚至说到，是新核心挽救了党和国家于悬崖，这决非夸张与虚言！相对地，国际公知，分析结论了多少年中国即将崩溃的判断，也实在不是一种弱智，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崩溃的种种症候，比如腐败，官民对立，社会分化程度，社会心理的撕裂程度。另外，舆论界因为恰逢网络的横空入世，国际资本基金们，更为便利地着意培植了逢中必反的大量公知队伍，严然成势，对基本制度的攻击，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心理各个层面展开（也显然存在体制内部人暗相纵容，否则，那么那么简单的如入无人之境？）。

而内在已经产生的种种腐败贪官，目光短浅的势利者，混杂诸多，更发展为种种从精神信仰高度变质的两面人，渗透入官学财经媒买办于各层次，大多巴不得从全面私有化中，获得确定的既得贪利，消解“原罪”后顾之忧。这一切，也可以从后来一度表现出来的相当普遍的消极懒政现象、发展思路转变艰难现象，旧发展模式惯性的巨大现象，新的深化改革勇于作为所遭受的巨大阻尼现象，获得间接证据。以致，新的核心领导集体，必须全面反复强调新思路，政治规矩，以及从监察到党建的全面强度重建入手，不断强化新形势、新思路、新理念、新的全局性视角，以求全社会不断加深认同与落实。

如何消除已经养成的旧习惯旧发展理念，并因此相对新形势新理念新要求而发生的广泛懒情状态，依然是当今的难题。毛主席说，路线决定以后，干部决定一切，个中道理，显而易见。还得小心，尽可能不直接碰撞前代核心理念，以免过度破损其已经成就的巨大历史威望。以致于，我们至今还会经常看到读到，一些人，依然会动不动祭出前代核心的片言只语，不问时代当年与今时实际的历史性条件差别，形势变化，刻意按自己的特定用意，来映射性对抗崭新形势条件下的理念与布局，构成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重现实阻尼！

三，

形随势变，是发展的正态；势因形滞，则是发展的负态，阻尼态。显然，一切以强调旧形合理性而阻新势的作法，无非企图按着他们内心的既得保守律，左右时势新进展的一切。而由此构成的尖锐话语冲突，也在所难免-----这也正是当下中国自身内部持久分裂化话语板块剧烈冲突的真实写照！这种冲突，背后，当然也正是理念与利益撕裂程度的必然反映。这种种冲突，也必然与中美之间的话语冲突，层层相关。

回到亨廷顿的这段话，201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东方编译所译丛”的中文译文是：“但在这样一种社会里，革命和秩序很可能混为一体。派系、集团和群众运动各自使用自己的武器，相互大张挞伐。暴力盛行，政治败坏，社会和自己过不去。到头来，物极必反，社会堕落的结果就是政治角色的奇异转换。真正无望的社会不是受革命威胁的社会，而是无法进行革命的社会。在正常的政体中，保守派致力于维护安定和秩序，激进派则以急遽的暴力变迁相威胁。但是，在一个完全处于混乱之中而必须凭借政治意志来采取积极行动方能收拾残局的社会里，保守和激进这两个概念还有什么意义？在这样一种社会里，谁堪称激进派？谁又堪称保守派？唯一真正的保守派难道不就是革命者吗？”

其中，“真正无望的社会不是受革命威胁的社会，而是无法进行革命的社会。”多么醒人之句！就我们目前的角度，换个关键词：“真正无望的社会不是受进一步改革威胁的社会，而是无法继续进行改革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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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真正全面有说服力地建立起“我们的话语方式”，既能说服自己又能说服他者，任重道远。

2018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