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真的如大家描述和想象的那么好吗？——转自知乎_风闻

超级长文，慎点，先声明这是转载微博上唐律疏议的文章

当然，且听我一项项给你说来~实际中的民国到底是怎样的呢？  

 言论自由，文化繁荣    重视教育，大师辈出    位列四强，广受尊重    主权完整，对外不屈    农民富足，社会和谐    工业发达，技术进步    民知廉耻，无忧无患    政府爱民，百姓安居    军官爱兵，将士英勇    清正廉明，法治康盛---------------------------------------

1、言论自由，文化繁荣   

以下文字摘自[美]易劳逸 著，高华 等译：《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2月版    33页    “由于国民党执意在人民的抱怨不满中掌握政权，政治镇压便成了南京统治必不可少的特点。暗杀、夜间搜捕及死刑是那时司空见惯的事。1933年2月，23位被称是共产党员的囚犯被戴上手铐脚镣，拉出去枪决了，其中有几人可能尚未断气就被埋掉。刘温生是一位报社编辑，1932年年中被捕，随后被判死刑。政治犯的名册堆积如山。”    35页    “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在1933年6月18突然中止。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同盟的秘书杨栓带着14岁的儿子乘车离开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办公室。他刚进汽车，四、五个理伏着的特务一齐射出了子弹。杨铨试图去保护自己的儿子，中弹身亡。汽车司机受重伤，杨铨的儿子腿被子弹击穿。据揭露，因为杨铨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收集关于丁玲失除的情报，他被内定为行刺目标。”    36页    “中学和大学是重点打击对象。政府从193l-1932年满洲危机中领略到了学生运动的潜力，并深信共产党分子是学运的煽动者和组织者，决定把学生引上轨道。政府的密探混入学生团体，学生受到突袭搜查、突然失踪及集体拘禁等恐怖的威胁。没人能淮确地说出到底有多少学生在1930年代被捕，但数字肯定会是上千，也可能是几千。”    37页    “检查制度开始于1927年的清洗，那时国民党集团所追求的不仅是根除共产主义组织，而且还要“从根源上限制罪恶的共产主义思想”，检查官的手不仅伸向共产主义作品，而且伸向所有与南京当权者背道而驰，或表示不满的出版物。”    38页    “到1930年9月，一部综合性的**《新闻法》**顽布了。它是一个包括44项条款的细致文件，然而它的一些最严厉的条款却又含糊不清，检查官对条款几乎有无限的解释权。如第19条，禁止攻击国民党和它的主义，损害国家利益，危窖公共和平及秩序，或是破坏良好的道德。    依仗新闻法授予的权力，检查官员对国家的出版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顿。1929一1936年间，458种自由主义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给它们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诽谤官方，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学”。查禁单上的外国作者包括：约翰•D•帕斯欧斯、西奥多•德莱塞、伯特兰•罗索、戈凯和厄普顿•辛克莱。1936年，国民党中央出版署列出了已被查禁的676种社会科学出版物。那十年间，总计约有1800种书籍或杂志被查禁。”    39页    “从法律上讲，一个政府不能没有舆论豹监督，来揭露它的腐败和弊政。蒋介石要求舆论界这么傲。中国的舆论界也试图充当公众利益监护人的角色，然而，所留下的只是不断失败的纪录。只举一例，《商报》曾指责一个法宫在审理案件时接受贿路，报纸的编辑便被送上法庭，受到“妨害公务”的指控。”    40页    “外国记者也要受到检查官的干涉。他们说，中国的新闻检查要远比日本严厉得多。据《基督教科学能育报》记者H

.J,蒂姆伯利（Timperley）统计，1932一36年间，日本有关机构对美国新闻单位所发重要消息的删除，不足500字。相反，中国检查官在1933年春天到初夏的短时间内删除同一美国单位发出消息的字数，是日本几年间所删的4倍。蒂姆伯利说，如果哪位外国记者能有三分之一的作品从检查官手下通过，他会感到幸运。中国检查官最令人不快与丧气的手法，是将记者的文章重写，通常是将主要观点完全篡改了，而记者本人直到几周之后——文章已公开发表了一段时间，才得知这些改动。”    40-41页    “我同一位在耶鲁大学受过教育的经济学教授马寅初谈过话。抗战以前，这个独裁者曾把马教授请到他的官邸，请其私下指教经济问题，就象他请传教士教他神学或者请普鲁士人教他步兵战术那样。马寅初认为，他同蒋介石关系密切。但是抗战期间，当他在大学讲课时，他开始指责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这时蒋再次请马寅初吃饭，讨论经济问题。饭后，在马寅初乘坐这位独裁者的轿车回家时，坐在前排座位的两个带枪的人对他说，他已经被捕了。为此，他有两年时间未能与家人相聚。”--------------------------------------------------------------

2、重视教育，大师辈出   

“即如讲教育，匪区（即共产党的根据地）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教育！最有纪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们现在各地方的情形却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学校就完全停下来了，土匪（即共产党）他们什么经费可以少，教育经费一定要筹到，我们却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经费来做旁的用。”    ——蒋介石:《以自强的精神剿必亡的赤匪》(1933年5月15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1卷130页    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页，表3及下方文字。193页注释说表3该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文件。    “经常被引用的卜凯在30年代初期对中国农村的调查，很可能提供更可靠的估计，但他的调查不是专门集中研究贫穷和落后的边区。他的数据来自对22个省中308个县进行的抽样调查，说明在7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具有能够读懂一封简单信件的文化水平。”    ——同上书，195页    “美国模式主要通过美国的教会学校和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热情被介绍到中国的中学和大学：“结果是提倡较高标准的、远远超过贫困国家的条件的学校，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却被忽视了。学校内缺乏社会理想，是一种不直接与周圈的生活以及通常获得国家新生的必要条件相联系的抽象教育。这就使中国的人民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前者是文盲，不了解国家的需要，而后者在奢侈的学校受教育，对群众的要求漠不关心。””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9页    “报告还批评了整个教育体系有意识地为上层社会服务的倾向。例如，公立的幼儿园常设在与富裕家庭比邻而居之区。入学必经的考试有意选择那些已证明智力与体力均属上乘的儿童，这些孩子大多出生于富裕之家，因而排除了最需要入学的儿童。入学者的学费都是一样的，根本不注意支付能力。公立小学的招生办法也一样，因此穷人家的孩子照样被拒之门外。与此同时，学校未被充分利用，而入学学生的家长在必要时本来是可以为孩子请家庭教师的。优先录取富裕的、有势力家庭的孩子的模式又出现在中学和大学中。公立的奖学金主要用于资助出国留学，而不是系统地根据需要奖给。报告为纠正教育制度中的这种现象，提出了各种建议，其巾包括所有的公立幼儿园和公立小学免除入学考试和学费。”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9页    “与忽视科学和技术相比，“法律、政治和文学的学科过度膨胀”。在校的攻读正式学位的学生有59%以上学习法律、政治或文科，6%学习教育学。学习自然科学的不到1O%，学工程的为11.5%，只有3%学习农业。报告实际上没有认识到披着现代外衣重新出现的古代传统，于是遗憾地指出，“大多数中国大学生的抱负是在中央或地方当官，如果不能当官，就当一名教师。””    ——同上书，200页    （注：以上出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内容均为描述中华民国时期的教育情形，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其中最后两段是转引1932年国联对当时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份报告。）    “我过了一年才发现，“国民”政府中英语讲得十分流利的任何中国高级官员同他自己的人民是完全隔绝的，而且对本国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城市一无所知，要向他们了解中国国内的事态完全是徒劳的。就是这样一批人，在日常生活、思考问题、互相交谈等各方面都使用英语——除蒋介石以外，人人都是如此。”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11页--------------------------------------------------------------

3、位列四强，广受尊重   

“不要以为他们把我们当作四强之一，就自己以为是了不得。须知他们实际上不仅不把我们当一个军人，而且简直不把我们当一个人！这种心理，这种耻辱，不知道你们都已痛切感觉了没有？”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5页    1944年8月23日邱吉尔给外相艾登电报中说：“称中国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乃是一个绝对的笑话。”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217页    “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还决心不顾英国和苏联的反对，让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第六版，第608页   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即在194l年5月，我们就自动提出，一旦和平了，我们便立即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43年1月11日，根据平等原则签订了一项新的中美条约。但不到五个月又签订了另一协定，使在华美军（到1945年达60000人）可以不受中国刑法的约束。美军基地、补给和运输部门、无线电通讯网、航空系统和陆军邮局不久就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工作，其规模之大和独断横行的程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即使在不平等条约时代也从未见过。战争结束时，上海马路上有好几个月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这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中国刚获得的主权也使人产生怀疑。”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第13章 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

4、主权完整，对外不屈   

“一名《新生周刊》的撰稿人指出，日本天皇没有实权，真正的统治者是军部和资本家。这篇看似无足轻重的小文章，却引起了南京政府的巨大震动，由于它曾经检查官过目，受到冒犯的日本人因此指责南京当局与讥讽日本帝国尊严的作者是同谋。此插曲轰动一时，南京当局解雇了七名检查官。判处《新生周刊》的编辑14个月的徒刑，并不许上诉，事情才算乎息。”    ——[美]易劳逸 著，高华 等译：《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2月版，39,40页    “后来，刘良模给我讲了一件事，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发生卢沟桥事变几天前，”他说，“……我叫每一个学生唱一支他喜爱的歌曲……一个从东北流浪而来的学生站起来。他唱了两首歌：一首是充满悲伤情绪的《在松花江上》，歌中以丧失国土的满怀悲愤，描写了东北富饶壮丽的山川、原野和森林；第二首是流浪的东北人爱唱但被当局禁止的、慷慨激昂的战斗歌曲《打回老家去》。”    ——[美]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32页    “1937年9月18日……首都强有力的电台第一次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    如前所述，几个月以前我在天津第一次听到它，那时它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禁唱的。”    ——[美]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38页   1943年1月11日，根据平等原则签订了一项新的中美条约。但不到五个月又签订了另一协定，使在华美军（到1945年达60000人）可以不受中国刑法的约束。美军基地、补给和运输部门、无线电通讯网、航空系统和陆军邮局不久就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工作，其规模之大和独断横行的程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即使在不平等条约时代也从未见过。战争结束时，上海马路上有好几个月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这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中国刚获得的主权也使人产生怀疑。”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第13章 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

5、农民富足，社会和谐   

西洋和中国许多研究者，是通过古典文化来观察中国的。他们通过这样的媒介物来观察，把中国当作是“古雅”的，而且发现年深月久的苍翠的锈痕，悠悠然笼罩在中国的乡村和人民之上。田野中圣经时代的韵律，使中国的生活仿佛是一首牧歌，以神所指定的旋律，从这一季荡漾到那一季，从播种时荡漾到收获时，从出生荡漾到死亡。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外国销行而写的关于他们国家和人民的作品，总是强调这潇洒之美，以及古哲学的明白纯洁。这种图画是虚假而有毒的。……当农民起来，在乡下激起变乱的时侯，对那些变乱的野蛮性最先吃惊的人，就是把农民的生活幻想成十分可爱的人们。”    ——[美]白修德 等：《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35页。   在国民党的这部史书中，为描述民国时农村的凄惨，甚至直接使用了“土豪劣绅”的叫法来陈述农民所遭受的苦难来源。    “部分官吏窳腐贪污，土豪劣绅巧取豪夺，往往使民间疾苦投诉无门，实为助长共匪凶焰之主因。”    ——[台]王多年：《国民革命战史：反共戡乱》，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国71年版，第1卷140页。    “中华民国自建国以后，历经十八年战乱，全国方告统一。当时全国各地，天灾人祸频仍，尤以遭军阀割据数经战乱，导致民穷财尽，益以地方政治腐败，财政紊乱，教育落后，又有地方土豪巧取豪夺，几至民不聊生，此种情形，在各省政令所不及之偏远地区，地形隔绝之高山地区，更为严重，共匪乃得利用此等状况，肆其欺骗宣传之能事，并依暴力、恐怖、胁迫人民参加匪军。”    ——[台]王多年：《国民革命战史：反共戡乱》，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国71年版，第5卷，第197页。  “蒋是一个掌握实权的中国气息十分浓厚的中国人。我最初对他很敬仰，继而对他产生过同情，最后把他看得一文不值。”（[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第11页）韩丁在其早年对中国共产党亦持有保留态度。在其《翻身》一书中，不仅记录了土改前地主压迫农民的情形，也毫无顾忌地如实记录了土改时流氓无产者的残暴以及翻身农民的过火行为，并无为共产党做尊者讳的迹象。    如果说白修德和韩丁可以算为有所“左倾”之人的话，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则完全不同了。此人虽也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却不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他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戒心，尤其提防知识分子。和韩丁一样，贝尔登也会说一些中文。他作为职业记者，活动的区域很广，包括国统区与解放区。他这种超然的态度和机遇给我们带来的两种统治下的对比更为客观，也因此而更为震撼。    下面就看看他们的书里是怎么描绘民国时的农村的。    “农村中的压迫大不相同。中国地主把佃租提高到无可再高的程度。好一点的田地，他们收取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在某些地区，如重庆，他们收取百分之八十之多。在地权十分集中的县份里，大地主好象中古欧洲的贵族一样，自己有武装的家臣，有无情的收租管事，有农奴——即佃农。    小自耕农常常并不比佃农好过日子。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抽税，并且常常是在抽着。他必须负担政府的勒索，各种本地官吏的零星窃盗，以及驻在他的县里的军官们的需求，路过他的地方的小兵们，都觉得可以随便问他要猪要肉要吃的。    有时农民需要贷款，而贷款在中国，可以把名义上拥有土地的农民降而为替债主耕种的雇农。一笔借款——买种子，买耕具或家庭急用的借款——就可以使农民陷入高利贷的天罗地网之中。不管政府如何设法在乡村中打破这个制度，货款权依然在乡村小押当和重利盘剥者的手里，而重利盘剥者，通常就是大地主兼做的。利率高至年利百分之三十至六十以上。一个人、一给高利贷者掌握以后，就很少脱身的机会。小农通常吃亏之处，还有市场。他在收获季节低价出售米谷，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从市场上买回来的米，却必须出高价钱。交通是这样困难，道路是这样稀少，以致每一地区都差不多与世隔绝。并没有全国市场来规定价格，也没有铁路来使各地互通有无。     ——[美]白修德 等：《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30-32页    “以下是从同我交谈过的那些农民的亲身经历中摘录出来的几个片断：    一连三年都闹荒，全家只好出去要饭。晋城县城里简直糟透了。好些做娘的把刚生下的孩子撂进河里，大街上不少孩子四处转着找不到大人。我们被迫卖了大闺女，那年她已经十四岁了。我们寻思，饿死不如逃荒去，就把一点点家什全卖掉了。我拿起一根扁担，一头挑上铺盖卷儿，一头挑上小子，抬腿就奔了长治。小子一路上饿得连哭带喊。我们在一家大门前头歇下脚，小子哭得可怜，里边一个女人出来看了看。我们在那儿停了三夭。第四天早起，那女人说她想买这个小子。我把他安置在坑上睡熟了，到隔壁屋里领了五块银元。人家害怕小子醒来哭着找娘，就把我们撵出去了。我心里觉得苦得不行，卖掉亲生骨肉，滋味真是不好受哇。那天走在路上，我们整整哭了一天。    我险些没有饿死。那夭我躺在大路上，正好过来了一挂大车，赶车的招呼我让开道，我觉得身板虚得不能动弹，心想叫它碾过去算了，可是人家还是由边上绕过去了。    闹荒时，我们都吃树叶和酷槽。因为肚饥，身体虚得不能走路。我上山去寻树叶子，看见人们都为争树叶子厮打起来。我妹子饿死了。我嫂子熬不住饥，跑出去再没有回来。我表姐被迫当了地主的小老婆。    我和孩子们去给人象间苗，一总才挣下了半升小米，每顿饭只抓一小捧跟野莱搅在一起吃。娃们都挺成了大肚子，瘦得皮包骨头。没过多久，那个小的就起不来了。他害了红痢，睡在炕上，从屁眼里爬出了好多好多虫子，足足有一盆，赶他死后还一股劲往外拱。小闺女吃不上奶，因为我白己也没有吃的。不用说，她也死了。    人们一说到过去，就泣不成声，听他们讲述的人也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然而，当这些苦难和恐惧积累多了，人们的惑觉变得麻木了。过去的生活中充满了野蛮、残酷、恐怖，人们也不感到心惊了。虫子从奄奄一息的孩子身体里爬出来，象买卖牲畜一样地买卖妇孺，把人活活毒打而死，为着争抢树叶而互相厮打—这一切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不可想象的事物都变得平淡无奇了。”    ——[美]韩丁 著：《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46-48页   “苛捐杂税在中国并非新事，自从清朝被推翻，军阀开始用枪从农民那里征粮养兵以来，就一宜存在。不过这些残暴的军阀，在蒋介石政权面前，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蒋介石政权从中国农民那里榨取的财富，恐怕比中国悠久而曲折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多。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20-122页。   “农民急需填充饥腹，利息再高也不得不借债。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利率增长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三二年，农民借一百块钱，到年底要还一百二十五块钱。一九三六年，就要还一百四十块至一百六十块钱了。抗战期间，利率猛涨到三个月百分之百，用粮食计算。负债农民的境遇有时是骇人听闻的。作者在河南见过一位农民，他在春播前向地主借了一百斤小米，借约规定，到了秋收时节要还两百斤。他后来还不起这么多，就请求宽限，答应来年秋后还三百斤。可是因为遭灾，到期还是还不起，他只得把自己的地抵押出去，最后结果是丢了四亩地。由于这个原因，母亲和两个孩子就饿死了。为了区区一百斤粮食的债务，竟赔了四亩地和三条人命。”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81页。  穷人女儿在内地地主家当丫头，有的被商人贩卖到上海当妓女，太丑的，就送到工厂做工。她们自己毫无选择的余地，因为已经卖身给他人，只得任人摆布。”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81页。--------------------------------------------------------------

6、工业发达，技术进步   

（1937年抗战爆发时）“中国除轻兵器能自制外，所有军舰、飞机、战车、火炮等均购自国外，不能自制。”    ——蒋纬国：《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第十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67年版，241页    （抗战后期）“兵员300万也只有步枪100万支，即最基本的轻兵器弹药每月用原料300吨也全赖美援空运;制成的步枪子弹平均每兵每月分得4发，包括机枪所用在内。”    ——[美]黄仁宇：《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几点看法》，摘自《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217页    “美国之击败日本，须动员其大部舰队。轰炸其城市时出动成百上千之飞机不算，尚须制造原子弹。中国不能出产飞机一架，连空投炸弹尚须外方供给。……至于中国认为独自对日作战四年半，已对各盟国作有具体贡献，则甚少有人认真相信。”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215页--------------------------------------------------------------

7、民知廉耻，无忧无患   

蒋介石1943年对民国社会的总评价    “现在我国社会，一般人的心理苟且萎靡，所表现于行为的，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恶不分，所以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所以取予不当；本末不明，所以先后倒置。于是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有的人则繁琐浮华，贫穷的人则卑污混乱。其结果，就使得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天灾不能防备，人祸不能消弭，内忧外患〔第15页〕，纷至沓来，乃至个人社会国家与民族同受其害。”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民国32年2月2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32卷（书告类）    司徒雷登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总评价    “国民党的最初宗旨是反对封建王朝——正如太平天国革命一样，但是，尽管它具有一种民主思想和现代革命精神，最终这些思想和精神还是丧失殆尽，并进而逆转，走向传统方式。至于蒋介石本人，他无疑为人正直，富有献身精神，但其观念和手段仍是非民主的。政府也不乏正直、自由人士，但体制则滋生、培育着罪恶，并进而导致自身的毁灭。它变得如此的腐败无能，如此的不得人心，以至于那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另一场革命。”    ——司徒雷登1949年2月5日发给国务卿的报告，[美]肯尼斯·雷 约翰·布鲁尔 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78,279页-----------------------------------

8、政府爱民，百姓安居   

“据1949年上海《大公报》统计，慈善团体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尸体一百五十五具！十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具！”    ——《李敖回忆录》第三节    “兵捐就是官吏们用来掠夺人民以自肥的一种手段。他们的主要手法是在征集兵捐时层层加码。军官们派五斤面，地方官和交绅就加到八斤；派五斤草就加到十斤；派四辆车就加到十五辆；派六十个民夫就加到九十个，派一千抉钱就加到一千五百块，等等。因此，战争永远是地方官发财的捷径。    　一九四七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安阳县，我发现蒋军军官在地方豪绅配合下所征派的兵捐常常是田赋的一千倍以上。”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18节“国民党逼死人的捐税”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①    ①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140万（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的力量？》），《民主评论》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第6—7页。蒋梦麟：《新潮》，第90—91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第3页。”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    “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枝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    “战争的第四年，我们的征兵制度和村长征用骡子时差不多，都是将命令交派给职务较低的人，去欺压弱势者。”    ——[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一章“中国内陆”--------------------------------------------------------------

9、军官爱兵，将士忠勇   

“他（国民党33集团军参谋张开厦）承认，国民党拉壮丁，用绳子绑着行军”    ——[美]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第一卷，中国的战歌》，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394页    “我昨天所講的徵兵冒名頂替之事，大家都知道這是由於社會不良和役政辦理不善所致，但部隊接兵官之舞弊，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比方我們部隊駐老河口要派官長到四川去接兵，接兵官在四川並不領到足額新兵，沿途更放任新兵隨便逃跑，或遇途中士兵發生疾病，更是任意丟棄不顧；如此，即可省出火食費用，歸入他接兵官的私囊，等到行抵駐地老河口附近，為要歸隊復命起見，就拼命在其附近捉拉民眾充數，以致發生張冠李戴，冒名頂替之事亦是不少。更有新兵既係臨時強拉而來，為要防其逃走，乃用繩索串縛，視同罪囚，這種現象，到處沿途可以看到。”    ——蒋介石：《西安軍事會議講評（三）》(1942.9.10)《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9卷281,282页    “前幾天我看到紅十字會負責人送來的一個在貴州實地看到的報告，報告新兵輸送的情形，真使我們無面目作人，真覺得我們對不起民眾，對不起部下！據報告人親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餓莩，瘦弱不堪，而且到處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官長槍斃在路旁，估計起來，從福建征來的一千新兵，到貴州收不到一百人；這種情形，兵役署長知道不知道？現在軍政部在貴州沿途都設有合作站，你們所派的站長幹的什麼事？”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9页    “蒋介石曾否确实用手杖敲打兵役署长程泽润的脑袋，然后因为新兵训练营的条件非常恶劣而把他关进这个营房呢?一位部长懊丧地告诉我说，那是真的”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147页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5990475#answer-8128311

一句话点评：看完之后，作为党员的我，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