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帝国邂逅海洋文明： 英俄关系的历史逻辑与当代意义_风闻

引论

一切都源于那次偶然的冒险。

1553年，历史还停留在那伟大的大航海时代。英国冒险家理查德·詹斯勒（Richard Chancellor）与休·威洛比（Huge Willoughby）率领的船队在不列颠扬帆起航，去探索那条传说中能够穿越北冰洋，最终到达亚洲的北方航线。然而，英国人显然严重低估了北极航行的难度，他们的船只在巴伦支海遇险，大部分船员不幸身亡。幸存者被当地人救起，辗转送到了莫斯科。令这些劫后余生的英国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在当地受到了非常热情周到的招待，甚至还得到了沙皇伊凡四世（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的接见。没过多久，他们就被送返英国，也将这个遥远国度最初的信息带回了伦敦。于是，一场原本失败的探险获得了全新的历史意义，他们虽然没有发现北极航道，但是他们却发现了俄罗斯。

这便是英俄关系的最初起点，从这一刻起，英俄两国开始了在世界舞台上长达几个世纪的命运纠葛。他们曾经成为盟友，也一度兵戎相见；在欧亚大陆间，两国曾经为了帝国的荣耀争霸不休，在欧洲平原上，两国也曾经共抗强敌，为了世界的和平奋勇作战。英伦三岛曾经是俄罗斯帝国的理想楷模，是俄国贵族和知识精英梦想的应许之地；而苏联的魅力也曾令无数英国青年神往，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一度成为无数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英俄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在这些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却深藏着涉及帝国体制与文明形态的历史逻辑，从根本上制约着英俄关系的走向。在漫长的交往历史中，英俄关系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范畴，两国的深度互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特定历史时期的国际格局和外交政策，而且深刻地塑造了英俄两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身份认知，政治制度、治理模式、甚至社会文化。可以说，英国就像一面镜子，让俄罗斯更加清晰地呈现出“自我”与“他者”的边界。对于任何试图尝试深入理解俄罗斯的历史与文化形态的研究而言，英俄关系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在过去数百年的时间里，很多国家的研究者都对英俄关系给予了高度关注，特别是英国、俄罗斯两国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最为深入，其成果在很多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相比而言，在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对于英俄关系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直接涉及英俄关系的研究成果数量比较有限，在研究深度上也稍显不足。迄今为止，缺乏对于英俄关系长时段和系统性的梳理，对于英俄关系历史演进背后的深层次要素的挖掘也仍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

有鉴于此，本文将以系统梳理英俄关系的历史进程为基础，深入挖掘掩藏在复杂现象背后的英俄关系演进的历史逻辑及其当代意义，并且展望英俄关系的未来走向。本研究尝试以长时段视角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剖析影响英俄关系变化的关键要素，希望能够对英俄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提供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为欧亚研究提供更多的视角。

狡猾的学生与自大的老师：16-18世纪的英俄关系

目前可考证的资料显示，至迟在16世纪80年代，英国与俄罗斯之间便已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早期英国社会各界对于俄罗斯的了解也多来源于英国驻俄外交官员。然而，在16-17世纪，在欧洲国家眼中，俄罗斯仅仅是一个僻处欧洲东部边缘的小国，在英国对外战略的排序中还在瑞典等欧洲强国之下，尚不足以对欧洲局势构成影响。因此，直到17世纪末，英俄之间才出现第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活动。

1697年3月，由沙皇彼得一世（Петр IАлексеевич）亲自组织的俄国“大使团”从莫斯科出发，前往欧洲进行访问。对于该使团的主要目的，官方说法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并扩大反对土耳其的同盟，但实际上，彼得是要去亲自考察“他本人及其祖辈都未曾见过的欧洲政治生活，并且……按照欧洲国家的模式建立俄国政治军事制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彼得一世以随团军士的身份随同使团出访。于是，俄国沙皇第一次访英就以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实现了。

1698年初，彼得抵达伦敦，并在英国停留了4个多月。在此期间，彼得广泛走访了英国各地，“观看了军火厂和海军演习场……旁听了议会辩论，研究英国的政治制度；并到一些手工工场、学校、博物馆参观，访问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化人士”，在英国期间，他还离开伦敦访问了朴茨茅斯等重要港口，对于英国造船业显示了浓厚的兴趣。

这次短暂的英国之行对于俄罗斯历史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英国所代表的欧洲社会的强大与繁荣，给彼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坚定了他在俄罗斯国内推动改革的决心。一方面，从1699开始，彼得以欧洲制度为蓝本，对于俄罗斯的军事、政治、宗教和社会经济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使俄罗斯帝国迅速走上了现代国家的道路，并且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另一方面，在访英之后，彼得改变了斯拉夫民族僻居内陆的传统，开始努力追逐海洋，“把莫斯科公国从一个单纯内陆国家变成濒海帝国……从而构成现代俄国外交的生命源泉”。

可以说，彼得对英国的访问是俄罗斯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西方影响了彼得，沙皇影响了俄罗斯，而俄国的现代化和复兴又极大地影响了欧洲”。诚如彼得一世在出访期间给友人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我是一名学生，正在为自己寻求老师”。英国就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不经意间扮演起了引导俄国走向现代化的老师的角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模仿对象。为了加强与欧洲国家的交往，彼得仿照欧洲国家的模式创立了现代俄罗斯的外交体制，并且大量任命欧洲国家的外交官主管俄国外交事务。

平心而论，俄罗斯是个出色而狡猾的学生，但这一时期的英国却显然是一个略显自大的老师。

出于对英国和海洋文明的学习和模仿，彼得对于拥有海洋和港口有着异乎寻常的渴望。为了获得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1700年，彼得对瑞典宣战，从而拉开了长达21年的北方战争（Great Northern War）的序幕。在这场决定未来欧洲东部战略版图的斗争中，英国的态度却很令人玩味。

事实上，英国应该算是瑞典的盟友，就在1700年，英国与瑞典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在瑞典击败丹麦，迫使其签署《特拉温达尔条约》并退出北方同盟时，英国还担任了条约的保证人。然而，随着战争的深入，英国对于北方战争的关注越来越少，即便是在明显瑞典可能在战争中遭遇失败的情况下，也并没有引起英国的重视。在波尔塔瓦战役之后，俄罗斯已经牢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并于1712年迁都圣彼得堡，展现出对于波罗的海控制权的志在必得。

到了1719年，面对瑞典即将全面失败的结果，英国政府才不得不有所动作，与瑞典缔结同盟条约，并且派出军舰进入波罗的海，但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军事措施来推动战局的转变。这种虚张声势的态度反而给了彼得更大的信心。1720年，俄军跨越波罗的海攻入瑞典本土，最终于1721年达成《尼什塔特和约》，北方战争以俄罗斯的全面胜利而告终。瑞典失去了自己在欧洲大陆的所有领土和特权，也永远失去了大国地位。而俄罗斯帝国“像一只新下水的船只，在斧子的敲击和大炮的轰隆声中，驶向欧洲列强的大家庭。”

作为欧洲海上霸主的英国，为什么要在北方战争期间默许俄国取代瑞典成为东欧的主导国家？这个问题从18世纪以来一直备受争议。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首先，英国希望染指波罗的海的意图是明显的，正是北方战争的结果，改变了瑞典在三十年战争之后独占波罗的海的局面。但英国选择俄罗斯的根本原因远不止于此，英国的外交精英绝对不会看不出俄罗斯更大的战略野心，但是英国的金融资本对于俄罗斯这个巨大的市场垂涎三尺，特别是在荷兰资本开始进入俄罗斯之后，英国更加希望加快进入俄罗斯的脚步，于是，已经开始衰落的瑞典帝国就成了英俄关系的祭品。

在马克思看来，在整个十八世纪，英国外交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对俄国采取拉拢的政策，反对其他欧陆大国，这为俄国提供了参与欧洲事务的机会。“十八世纪下半期，俄英两国的贸易额不断增加。俄国向英国出口的铁从占75%增加到80%，大麻从40%增加到58%，亚麻从12.5%增加到60%以上。英国造船工业需要的铁、木材、大麻、帆布，主要仰赖俄国的出口。俄国同英国的贸易始终保持顺差。”

这种默许俄罗斯帝国扩张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联合王国内心深处的傲慢自大，他们并不认为俄罗斯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会对他们的霸权构成威胁，甚至也不认为其能够成为欧洲的一流强国。他们坚信英国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控制俄罗斯的影响，因此，无论是七年战争，还是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Алексеевна）在东欧和黑海沿岸的持续扩张，英国都表示接受。“在那个世纪（18世纪）的末尾，……英国外交界公开信奉的正统的信条已经是：‘把大不列颠和俄罗斯帝国联在一起的纽带是自然形成的，是破坏不了的’。”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都会嘲笑人类那不自量力的傲慢。18世纪末，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欧洲的局势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英俄关系的运行也逐渐开始脱离英国单边主导的轨道。

海陆帝国的争霸与结盟：1800-1917年的英俄关系

对于英俄传统友好关系的第一次挑衅可以部分归结于保罗一世（Павел I Петрович）那略显任性的逆反心理。由于和母亲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关系不佳，保罗对于俄罗斯之前所执行的政策都存有明显的芥蒂。虽然1798年12月俄国同英国在圣彼得堡缔结了新的同盟条约，并加入了第二次反法同盟，但很快就因为马耳他岛的归属以及同奥地利的矛盾激化而退出了对法作战。1800年12月，俄罗斯同瑞典、丹麦、普鲁士签订了武装中立条约，共同反对英国的海上霸权，英俄关系第一次出现了实质性的危机。在保罗看来，“奥地利、英国和普鲁士体系的扩张……比法兰西的革命原则更加危及普遍的利益”。所以保罗决定与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和解，联法反英。为此，保罗向拿破仑提议，俄法联军从陆上穿越突厥斯坦地区远征印度。尽管这个计划由于过于异想天开而没有被拿破仑所接受，但保罗仍然于1801年坚持派军队前往印度。幸运的是，这场明显没有胜算的军事冒险最终因为保罗的突然死亡而终止。1801年3月23日晚，亲英派军人发动政变，杀死了保罗一世，即位的亚历山大一世及时召回了即将陷入绝境的远征军。

作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最宠爱的孙子，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Павлович）就任沙皇以后，很快回到了祖母的外交路线上。1801年6月，英俄在圣彼得堡签署了《英俄海上协定》，缓和了一度紧张的英俄关系。虽然亚历山大最初也希望维护在保罗时代建立起来的与法国的友好关系，并在1801年10月在巴黎签订了《俄法和约》，但两国关系还是因为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势力快速扩张而很快走向破裂。1805年，英俄在圣彼得堡再次签订同盟条约，俄罗斯加入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组织的第三次反法同盟，并主导对法作战。

然而，经过民族主义思想洗礼的法军的力量已经凌驾于所有欧陆国家之上。拿破仑凭借自己的军事天才，先后粉碎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反法同盟，并进抵俄国边境。1807年，俄法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亚历山大以出卖普鲁士的方式获得了宽松的停战条件，但代价是与英国断交，并加入大陆封锁体系。《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对于连战连败的俄罗斯帝国来说，算是一次成功的外交行动，俄罗斯获得了在东方的行动自由，至少可以部分补偿其在中欧地区所失去的势力。“它靠牺牲自己昨天的同盟者而获得了新的领土，并同拿破仑结成了同盟来瓜分世界。”但这对于英俄传统友好关系来说，则是第二次的背弃。

然而，这一时期同英国断交并且加入大陆封锁体系的代价，对于俄罗斯经济来说是难以承受的。经过近百年的贸易往来，英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工业品的主要来源国，而俄主要向英国输出木材和农产品，“俄国只有通过海上贸易，把自己的原料产品输往当时的主要市场——英国，才能获得金钱；而俄国已经是太欧洲化的国家，没有钱是不行的。贸易封锁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经济比外交和沙皇加在一起还要更强；同英国的贸易又悄悄地恢复了；提尔西特和约的条款被破坏了，于是爆发了1812年的战争。”1812年，拿破仑的庞大军团跨过俄国边境，进攻俄罗斯本土，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场战争成为拿破仑帝国的转折点，俄罗斯的庞大领土和严冬，拖垮了战无不胜的拿破仑军团。法军的惨败使整个欧洲局势迅速逆转，英俄重新联合，重建反法同盟，俄军西进势不可挡。1814年，当亚历山大一世以反法联军总司令的身份进入巴黎时，他做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终其一生也未能完成的夙愿，俄罗斯帝国第一次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

当俄罗斯帝国达到国际地位的历史顶点时，英俄关系就变得十分微妙。在这一时刻，俄罗斯的综合国力仍远远落后于英国和西欧大部分国家，在工业产品和金钱方面仍要依赖英国，也缺乏强大的海上力量。但正是这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拥有了最强大的陆军，整个欧洲乃至世界都没有人能够同他们在陆上抗衡。如果说英国作为海洋帝国的荣耀来自于他们以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和自由贸易体系，可以凭借强大的海军建立殖民地网络，并且通过贸易获得大量货币收益，那么，作为大陆帝国的典型代表，俄罗斯帝国的力量植根于那巨大且不断扩张的领土，以及那一支略显野蛮却无比忠诚于沙皇的庞大陆军。

诚如恩格斯所言，“这个国家（俄罗斯）的本土只有自己的西部边界面向欧洲，因此只有这一面可以受到攻击；国内没有一旦攻下来就可以迫使它媾和的中心；这个国家道途梗阻，幅员广阔，补给来源缺乏，因而它几乎是根本无法征服的——这里为任何善于利用它的人提供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坚强的阵地，他可以从这里不受惩罚地在欧洲搞各种能把任何一个别的政府拖入无休止的战争的勾当。”19世纪中叶的英国和俄罗斯将“帝国”这一古老政治形态的扩张范围推上了新的历史高度，海陆帝国的争霸与结盟成为十九世纪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

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30年里，英俄关系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段，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在这一时期的扩张同时进行，且并行不悖。英国人凭借强大的海军和空前的制造业能力，在地中海、加勒比海、印度洋不断获得新的立足点，扩大自己遍及全球的殖民帝国。而俄罗斯则延续着大陆帝国的习惯，不断向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以及高加索扩张领土，并逐步蚕食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及黑海沿岸的势力范围。此外，凭借战胜拿破仑所获得的威望，俄罗斯帝国对于欧洲局势掌握着关键的裁决权。

亚历山大一世所倡议的神圣同盟，虽然在条约内容上充满了神秘的宗教色彩，但其实质是通过俄普奥三国的联合，形成欧陆大国联合管理欧洲事务的局面。掌握最大话语权的俄罗斯因为积极镇压欧洲革命，并借助军事行动不断拓展自己在欧陆的势力，成为“欧洲的宪兵”。

然而，世界的地理空间是有限的，只要海陆帝国同时扩张的趋势不停止，那么必然会在某个陆海兼具的重要节点上形成对撞，进而发生冲突。最终，两大帝国的前进步伐在黑海沿岸发生了碰撞，英俄两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正面军事冲突在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了。

打击土耳其是俄罗斯帝国崛起过程中的常态化行动。利用镇压1848年革命的机会，俄国已经在巴尔干半岛获得了稳定的立足点，但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Павлович）的野心不止于此，他继续向土耳其施压，企图进一步分割土耳其。由于之前在巴尔干半岛的冒险一再取得成果，他对于形势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1852年底，他曾向英国提议联合进攻土耳其，并且共同瓜分土耳其的遗产，但不出意外，这一提议被英国拒绝了，于是尼古拉决定单独采取军事行动。

这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由于在外交方面的知识缺陷，尼古拉一世对于英国在土耳其的利益关切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仅仅凭着大陆帝国的想象，笨拙地将领土分割作为吸引英国的筹码。实际上，作为成熟的海洋帝国，英国对于占领土耳其领土没有任何兴趣，它所在意的是土耳其的市场开放和对海峡的控制权。在1840-1850年，英国对土耳其的工业品出口额增长了两倍以上，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商业利益，而且将土耳其的经济命脉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对于海洋帝国来说，最关键的资源是航道与战略要塞。土耳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给了它控制黑海通向地中海航道的权力，而海峡的控制权一旦被俄国所获得，就将使其获得自由出入地中海的通道，从而威胁到英国的海洋贸易航路。因此，维持一个虚弱但完整的奥斯曼帝国是最符合英国的利益的。

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在利益和思想方面的差异，在“东方问题”的外交斗争中得到了清晰地展现。1853年11月30日，俄罗斯黑海舰队突袭锡诺普港的土耳其舰队，并将其全部歼灭，彻底控制了黑海的制海权。俄罗斯的盲目行动触动了海洋帝国的底线，1854年1月，英法联合舰队进入黑海，3月正式对俄宣战，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浅薄的尼古拉”拙劣的外交技巧，使得矛盾最终演化成了军事冲突，而且几乎所有的欧洲大国都站在了英国一边。

这是一场典型的海陆帝国间的军事对抗。拥有蒸汽动力军舰的英军在轻易取得黑海的制海权之后，便选择将主要战场集中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沿海地带。1854年9月，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登陆，但他们完全没有试图进军俄罗斯内地的计划，实质性的战争活动主要集中在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上，这场旷日持久的围城战一直拉锯了11个月。这种战争方式使英国军队避免了当年拿破仑深陷俄罗斯腹地的噩梦，也使得英国相对于俄罗斯军队的武器技术优势，在有限的战场空间中得以充分发挥。

这种方式意味着战争结果不可能对俄罗斯帝国的生存造成威胁，它所打击的是俄罗斯在欧洲的政治地位，这种选择充分展现了英国高超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技巧。虽然俄军奋勇作战，使得战局持续很久，但双方在战略运筹与武器技术方面的严重不对称，使得战争结果几乎在开战之初就已注定了。在塞瓦斯托波尔被攻破之前7个月，尼古拉一世就因为对局势的绝望而服毒自杀，最终，俄国于1856年3月被迫签署了《巴黎和约》，承认了在土耳其问题上的失败。

客观地看，如果仅从军事角度而言，俄军在军队数量、武器质量都处于明显劣势的情况下，能够坚守塞瓦斯托波尔11个月，并且在确定无法守住要塞的情况下，有计划整建制地撤出，继续守住塞瓦斯托波尔北面的高地，使得英法联军难以向北推进，这也堪称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但从政治层面看，克里米亚战争无疑是俄罗斯历史上遭遇的最严重挫败，它使得俄罗斯被迫退出所有之前在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地区所获得的利益，而神圣同盟也因战前的外交活动实际终结，致使俄罗斯彻底失去了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并且从国势的巅峰急速跌落。可以说，克里米亚战争是英国这个曾经的老师给俄国人上的重要一课，也推动了俄罗斯帝国内部改革进程的重启。

19世纪下半叶，向欧洲的海洋文明学习以及改革运动，再次成为俄罗斯帝国国内政治的主旋律。这一时期，俄罗斯在欧洲事务上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小心谨慎地利用欧洲列强的矛盾，适当争取自身的利益。同时，为了补偿在欧洲方向上的失败，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扩张不断加快，同英国在伊朗、阿富汗等地都形成了长期的竞争格局。在这一时期，认识到自身实力差距的俄罗斯，始终小心翼翼地处理与英国的关系，尽量避免自己在大陆区域的扩张触碰英帝国的底线，一旦遭遇英国的强烈反应，都选择及时后退，避免形成同英国直接的军事对抗。

“欧洲宪兵”在克里米亚的失败，令欧陆大国的力量重组进程进一步加速。187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Wilhelm I）在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国统一进程正式完成，欧洲地缘战略结构完全颠覆。德国的崛起是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一轮工业化进程而实现的，而且代表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它对英国霸权挑战的严峻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战略格局的变迁给英俄关系的逐步缓和提供了有利条件。

1874年，维多利亚女王（AlexandrinaVictoria）之子阿尔弗雷德（Alfred Ernest Albert）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Николаевич）的女儿成婚，英俄王室成为亲家。借助参加婚礼的契机，亚历山大二世正式访问了英国，成为彼得大帝以来第二位访问伦敦的俄国沙皇。这次访问虽然没有完全改变两国关系的走向，但至少提供了良好的和解氛围。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中，英国综合国力逐步衰落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再也无力维持“光荣孤立”的政策。

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之后，英国的战略重点转回欧洲，并且开始参与结盟外交。面对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的挑战，原本在欧亚地区势力范围争夺上矛盾重重的英国与俄罗斯终于又走到了一起。1907年8月31日，英俄两国代表在伦敦签署协定，划定了两国在伊朗、阿富汗以及中国西藏地区的势力范围。英俄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集团的正式形成，欧洲正式被划分为两个敌对的军事集团。最终，在1914年，两大军事集团将巴尔干半岛上的一次局部冲突演化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个欧洲都被改变了。

帝国模式的黄昏：1917-1991年的英苏关系

如果说19世纪的英俄关系是为我们展示两大帝国辉煌的时刻，那么20世纪的历史，可以说是一场以“帝国黄昏”为主题的宏大戏剧。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俄罗斯帝国崩解，全新的苏维埃政权以前所未见的姿态参与到世界体系中来。面对突如其来的苏维埃革命，英国外交表现出了足够的务实与灵活。由于历史上的皇室联姻，沙皇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与英王乔治五世（George V）实际上是亲戚关系。因此，末代沙皇一家被杀的消息在英国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苏维埃政权在英国社会的公众形象非常糟糕。在1919-1920年，英国直接组织了协约国集团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但事与愿违，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力量超乎想象，经过两年的奋战，最终取得了内战的胜利。面对苏维埃政权存在已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英国政府也迅速根据现实需要，积极调整对苏政策。

其实，在俄国内战结束之前，英国政府就已经开始考虑恢复对苏接触。1919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演讲中就提出“干涉俄国内战的代价太大”，主张解除对苏俄的经济封锁。由于英国和俄罗斯之间存在广泛的经贸往来，英国对于从俄国进口木材等农林产品有一定的需要。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之后，英国就开始积极推动恢复与苏俄的联系。1920年1月16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就宣布撤销对苏俄的经济封锁。1920年5月，苏俄贸易代表团访问伦敦，双方开始就经贸问题展开对话。1921年3月16日，《英俄贸易协定》在伦敦正式签署，虽然冠以贸易协定的名义，但这实际上是一份具有广泛政治意义的双边文件。该协议的签署标志着英国事实上承认了苏维埃政权。这也为苏俄参加热那亚国际会议、并且获得更多欧洲国家的承认，提供了条件。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英俄关系在后来的70年里成了“英苏关系”。苏联的创立在英俄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现象层面上看，苏联的建立使得英俄之间交往的密切程度明显降低，两国民间交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完全中断，双方的了解（特别是英国对于苏联的了解）出现了明显断层。由于英国社会对于苏联的信息极其匮乏，加上苏联建立以后，流亡群体成为英国人了解苏联社会的主要渠道，英国主流社会的对俄认知出现了明显偏差。

但在更深的意义上讲，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得俄国的政治思想首次在英俄两国的交往过程中实现了“反攻”。在十月革命之前数百年的英俄关系中，对于俄罗斯来说，英国永远是先进的一方，无论在科学技术与政治思想上都是如此，向英国学习国家发展的道理是俄罗斯的基本逻辑，两国在思想文化层面的影响关系是单向度的。

然而，随着苏联的建立以及在20世纪上半叶的快速发展，苏联模式被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视为更加有效的现代化路径，社会主义思想在国际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苏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全世界左翼知识分子及青年视为旗帜与榜样，也鼓舞着世界各国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对于在20世纪早期仍努力维持庞大殖民地体系的英国来说，苏联的崛起几乎等同于敲响了英帝国的丧钟。

20世纪20—30年代，英苏关系始终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而且互信程度极低，恶化与断交几乎已经成了两国关系的常态。1927年，因为苏联工会支持英国工人罢工，导致英苏关系恶化。作为对这一行动的报复，英国强行搜查了苏联驻英国贸易代表处，并于5月27日宣布与苏联断交并废除1921年两国签订的贸易协定，直到1929年10月才恢复外交关系。即便在纳粹德国逐渐成为欧洲的战争策源地的态势逐渐明朗之后，英苏两国仍然继续相互算计与利用，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希特勒坐收渔利。

解铃还须系铃人，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英苏关系在当天就实现了转圜。英国外交大臣艾登（Robert Eden）当天约见苏联大使，表示将尽可能协助苏联。当晚，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发表广播讲话，表示“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俄国和俄国人民。”面对共同的强大敌人，英苏双方终于捐弃前嫌，共同承担起反法西斯战争的重任。然而，战时的盟友并没有改变英苏之间互不信任与相互防范的心理状态。在战争期间所有涉及战后秩序安排的国际会议中，丘吉尔都想尽一切办法限制战后苏联势力的扩张，即便在战争胜利之后，丘吉尔仍继续全力呼吁对苏强硬，最终加快了冷战格局的形成。但无论怎样，有限的外交手腕与苏联红军的铁甲洪流相比显得苍白无力，随着德日法西斯的溃败，苏联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的势力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顶点，在接下来的40年里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超级大国。

与苏联的鼎盛之势相反，同一时段，作为战胜国联盟另一重要成员的英国正在步入衰落的进程。大战胜利之后，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消耗的英国，已经无力维持庞大的殖民帝国。以1947年2月21日英国希望美国接手援助希腊政府的照会为标志，英国和美国完成了海洋文明代表国接力棒的正式交接。

在随后的20年里，随着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广泛传播，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的大英帝国也宣告终结。最后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在战场上占尽优势的英法两国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反对，被迫放弃在埃及的一切利益，狼狈撤退。至此，即便是对于国际事务最不敏感的人们也都认识到，“今天，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英国和法国……既非大国，亦非强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英国深刻地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局限，经过充分反思之后，英国放弃了帝国，回到了欧洲，但将自己的对外战略之锚牢牢地挂在了美国的战船之上，将美英特殊关系作为本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外交体系。

这既是英国外交务实的一面，也可以看作是英国人对自身实力进行客观评估后做出的无奈之举。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起，英苏关系就失去了全球的战略性意义，而变成美苏关系结构的一个附属要素。站在这一时刻回望18-19世纪英俄关系史中英国的辉煌功业，不禁令人心生感慨。

50-70年代，英苏关系在苏联的外交体系中已经逐渐退居较为次要的位置，虽然仍有所推进，但显然已经难以对全球层面美苏竞争的主线产生实际影响。1956年4月，赫鲁晓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和布尔加宁（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улганин）一同访问英国，这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领导人第一次访问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访问期间，两国共同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和联合王国关系的宣言》，表示将共同努力结束军备竞赛，缓和国际冲突。这次访问也成为赫鲁晓夫时期缓和与西方阵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改善了欧洲的紧张形势。随后，苏联与英国又签署了长期贸易协议，截至1965年，英苏之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39.9亿卢布，较之1950年增长了三倍。

在冷战最后20年里，除了时有发生的间谍战和相互驱逐外交官这种示威性的行动之外，英苏关系在双边层面并无更多外交突破。虽然在布拉格之春、入侵阿富汗等问题上，英国都明确表达了谴责，并且追随美国抵制了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但也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欧洲国家逐渐开始尝试以整体的形式开展与苏联的外交活动。历史走进20世纪最后一段时间，那些曾经笼罩在苏联政权身上的解放者光环也渐渐消褪。

冷战的结构使苏联长期与更发达的海洋文明处于对抗的格局之中，逐渐令苏联这个以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包装起来的大陆帝国陷入困境。大规模的军事投入和对外援助消耗了经济发展的潜能，国家治理模式的僵化逐渐耗尽了其内部的活力。到80年代末，长期的冷战对抗令苏联变得精疲力竭，经济领域的无力令苏联政府的意识形态再也无力对抗民族主义思想的挑战，而作为苏联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МихаилГорбачёв）显然对苏联与俄罗斯历史的实质性联系缺乏深刻理解，以至于过于轻易地放弃了这个大陆帝国的边缘部分，而且对可能出现的对于国家本身的巨大冲击，没有做好准备。

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到来的时候，历史上最完美也是最后的大陆帝国，以解体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英国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实际上，20世纪的英俄（苏）关系存在一明一暗两条主线，二者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最终决定了英俄（苏）关系的主要形态：

明线，指的是英俄（苏）两国在70年的时间里从对立到合作，再从合作到对立的历史，其中对立是双边关系的主要形态。因为在这一阶段，双方在意识形态认知上的对立已经不可调和，战争期间的合作是在国际权力结构极端不利的状态下不得已做出的理性选择。到了20世纪后期，由于英国综合国力的迅速衰落，英苏关系最终成为美苏关系的附属结构，失去了全球性的意义。

暗线，指的是英俄两国在20世纪实际上都在应对“帝国”这种政治治理模式所遭遇的历史性困局。拿破仑战争将脱胎于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理念传遍欧洲，德国的统一则将以民族为基础建设现代国家的模式完美地付诸实践，德国的崛起实际上隐含着以现代民族国家取代帝国模式的历史隐喻。当民族国家崛起之后，帝国曾经代表的“神圣使命或更高等级的文化”的合法性便消失了，一旦帝国自身的力量走向衰落，帝国模式本身就将难以为继。这的确是残酷的历史选择，虽然英国先后两次取得了世界大战的胜利，却依然无法逆转帝国模式的命运。

面对帝国模式的困局，作为海洋帝国代表的英国选择了体面的退出，主动终结了大英帝国的时代，从而尽可能持久地维持了与前殖民地国家的松散联系。但高超的外交技巧最终也无法扭转自己失去世界大国地位的结果。在1956年以后，英国在全球事务中大多只能以美国伙伴的身份出现，对外战略的选择空间被限定在美英关系的框架之内，不能越雷池一步。

而作为大陆帝国的代表，俄罗斯则选择以抛弃旧的帝国符号、却保留帝国实质内核的方式，利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重新建构自身的合法性根基，将帝国秩序与现代化的要求结合起来，赋予自己的发展模式以新的现代性意义。英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指出，“苏联是最后一个伟大的旧式帝国。它是一个适应了20世纪的、现代化的、完美的帝国模板。”因此，在科技与文化更加先进的海洋帝国消失之后，它仍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得以延续。

然而，为了维持这样一个帝国体系，俄罗斯不得不将自己始终在学习的海洋文明设定为自身必须要战胜的敌人，从而画地为牢，使自己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竞争陷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公平的竞争耗尽了帝国的力量与民众的耐心。最终，民族主义的再次兴起彻底摧毁了苏联。在20世纪的尾声即将到来之际，人们看到的是“帝国的黄昏”。

迷茫与停滞的新时代：1991-至今的英俄关系

对于当前国际关系领域的很多研究来说，冷战的终结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标志性时刻。世界格局的突变，使得许多问题的性质与内涵，在冷战结束前后很短的时间内发生重大的改变。然而，与很多重大国际议题不同，虽然冷战结束了英俄两国的帝国时代，但冷战终结对于冷战后期英俄关系结构中的关键要素的改变似乎并不明显。

后冷战时代的英俄关系，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继承了英苏关系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核心特征：

一方面，英俄关系受制于美俄关系的结构没有改变。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改变英国外交政策依托于英美特殊关系的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英国始终认真地扮演美国全球行动的特殊伙伴的角色，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等国际社会存在较大分歧的单边行动中，英国不惜偏离欧洲国家的整体立场，积极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在英国总体外交战略稳定的前提下，英俄关系很难在美俄关系总体改善之前出现明显好转。

另一方面，英国国内对于俄罗斯的基本认知没有改变。在苏联存续的70多年里，英国是那些苏联政权“反叛者”最理想的聚集地。经过数十年的累积，反苏群体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其影响力也已经深深地嵌入英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苏联解体之后，海外俄罗斯群体对于新生的俄罗斯政权的民主化程度仍然提出强烈的批评，双方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在普京执政之后，大批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失势的金融寡头、国内反对派、车臣分裂主义分子，以及部分希望将来路不明的财产合法化的俄罗斯官员，大多选择流亡英国。他们在英国媒体上的反复宣传，进一步加深了英国社会舆论对于俄罗斯的敌视态度。目前，反对和批评俄罗斯，构成了英国学术界、媒体以及政府层面对于俄罗斯的主流立场，反映了英国社会坚实的反俄基础。

事实上，在冷战结束后，英国与俄罗斯的民间交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英俄双边贸易额在大多数年份都保持增长态势。但由于认知分歧与对外战略这两项源自冷战时期的关键要素的限制，后冷战时代的英俄关系始终在低位运行。双方虽曾几次尝试改善双边关系，但最后都无果而终。

在苏联解体之初，叶利钦（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ЕЕльцин）选择了完全倒向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乐观地希望在短时间内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因而对英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1992年1月30日，苏联解体刚刚两个月，叶利钦就实现了对英国的访问，并且获得了2.8亿美元贷款的承诺。在1992年底发布的《对外政策基本概念方案》和1993年发布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中，都将发展同英国的友好关系作为俄罗斯与西欧合作关系的优先目标之一，并坚信“双方将由一般合作关系向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发展”。

但好景不长，由于西方承诺的援助大多口惠而实不至，导致俄罗斯经济改革陷入僵局，国内经济情况恶化，也促使俄国内对于完全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提出反思。1994年车臣问题逐步趋于尖锐，西方国家以保护人权为借口，对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的立场提出了严厉批评。也是在这一时期，英国与俄罗斯之间具有浓厚冷战色彩的“间谍战”再次出现。

英国于1994年1月逮捕一名俄国商人，指控其为俄罗斯间谍，随后俄罗斯驱逐一名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也于当年4月驱逐了一名俄罗斯外交官。1996年，俄罗斯再次以间谍名义驱逐9名英国外交人员。作为回应，英国了驱逐4名俄罗斯外交官。随着90年代后期的北约东扩、科索沃危机等事件的发生，俄美关系跌入低谷，英俄关系也随之走低。

冷战后英国第一次主动试图改善英俄关系的尝试，出现在工党执政时期。2000年初，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访问圣彼得堡，并与普京（ВладимирПутин）一同观看歌剧表演，主动打破了两国关系的坚冰。2001年，“9·11”事件爆发之后，美俄关系在短时间内快速升温，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总体关系得到了改善。而布莱尔利用之前与普京交往所建立的良好个人关系，使英国在这一轮关系改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在英国的推动下，俄罗斯与北约签署了《罗马宣言》，并建立了“俄罗斯—北约委员会”。2003年6月24日，普京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继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后第一位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的俄罗斯国家元首。这短暂的蜜月期也成为英俄关系在冷战后的最好的一段时间。

然而，后冷战时代的英俄关系缺乏坚实的共同利益基础，双方之间高度的猜忌与不信任，随时可能打破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友好气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2003年当年，导致英俄关系破裂的各种事件就已经开始浮出水面。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算得上是第一次考验，俄罗斯与德国、法国成为欧洲反战阵营的核心，而英国基于英美特殊关系的考虑，选择与美国一同出兵伊拉克，双方关系出现第一道裂痕。

同样在2003年，英国政府决定允许2001年移民英国的前俄罗斯金融寡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以及车臣分离主义分子艾哈迈德·扎卡耶夫（AkhmedZakayev）政治避难，此举引起俄罗斯的强烈不满。

​2006年，已经加入英国国籍的前克格勃特工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在伦敦中毒身亡，英方指责是俄罗斯特工实施了这一行动，并要求引渡犯罪嫌疑人。这一要求遭到俄罗斯方面的断然拒绝。利特维年科事件的发生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对于俄罗斯政府的批评和指责铺天盖地。英国政府宣布驱逐4名俄罗斯外交官，并且中断了两国政府层面的多项合作。作为报复，俄罗斯也宣布驱逐4名英国外交官，并且中止了与英国的反恐合作。利特维年科事件是此次英俄关系改善进程的转折点，自此，英俄关系迅速跌落，至今未能得到转圜。

2006年7月，布莱尔和普京在圣彼得堡八国峰会期间举行了会晤，但此时俄罗斯与英国的分歧已经无法调和。2007年，俄罗斯以税务问题为由，宣布将于次年1月1日中止英国文化委员会在莫斯科之外的所有办事处的活动。英俄关系在短短4年的时间里就跌入了更加严重的低谷。

随后的4年时间里，英俄关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此期间，谴责与批评成为两国关系的主题词，在2008年的南奥塞梯冲突中，英国表态支持格鲁吉亚。直到2011年，借助梅德韦杰夫（ДмитрийМедведев）出任总统之后美俄关系“重启”的有利时机，卡梅伦（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短暂访问俄罗斯，两国领导人才恢复接触。

然而，由于英国舆论和反对党的巨大压力，卡梅伦只能十分小心谨慎地将英俄关系解冻的希望寄托在稳定增长的经贸关系上。然而，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这次恢复两国关系的尝试尚未开始便告结束。2014年，在克里米亚事件和马航飞机被击落事件之后，英国宣布停止与俄罗斯的一切军事合作，并且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行列。

2016年，特蕾莎·梅（Theresa Mary May）接任英国首相后，英俄双方都表达了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意愿，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普京与梅在杭州G20峰会期间实现会晤。但正如历史上一再出现的那样，当美国的对俄态度与英国的对俄态度出现背离时，英国将不得不调整自身的外交政策。在美国国内反俄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英国希望恢复英俄关系的努力注定困难重重。

2017年1月，特蕾莎·梅访问美国，在同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会晤之后，表示将继续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将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必要的支持。随后，原本计划访问俄罗斯的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也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访问计划，他为自己找的理由是，俄罗斯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BasharAssad）政权。

在冷战结束的那一刻，虽然俄罗斯和英国都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帝国历史，但却没有办法与过去那顽固的记忆轻松告别。冷战的结果赋予了英国人更多假想的道德优势，使其无法以平常心看待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发展模式。但是英国并没有办法恢复足以支撑这些心理优势的物质力量，既无法改变俄罗斯的态度，也没有足够的政策空间调整两国关系的结构。可以说，在冷战结束至今将近30年的时间里，英俄两国都无法摆脱冷战遗留下来的旧思维与旧格局的限制。双方在互信严重缺失的情况下，略显迷茫地寻找两国关系的合理定位，试图为近年来近乎停滞的英俄关系注入新的前进动力，但迄今为止双方努力的成效并不明显。

互动与互构：英俄关系的历史逻辑

英俄关系的历史是一篇漫长而曲折的故事，在这段横跨5个世纪的旅程中，英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在人类历史上都留下深刻印记的国家，通过持续不断的交往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也在相互学习、合作与竞争中发现并塑造了自己。英俄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两国在互动的过程中，也完成了对于国家身份的互构。归纳整个英俄关系的发展的历史，其背后隐藏的历史逻辑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作为海洋文明的学习者，俄罗斯是通过不断向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学习而成长为世界大国的。

从17世纪末开始，俄罗斯一直都从西欧国家学习新的文明，并逐步将其吸收内化成为支持自我发展的养料。作为17—19世纪海洋文明的代表，英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先进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俄罗斯学习的主要目标。在历史上，俄罗斯每一次综合国力的进步，都离不开对英国和欧洲的学习和模仿。从彼得一世改革到19世纪下半叶的农奴制改革，俄罗斯每一次重大进步的背后，都有英国和欧洲文明的影子。可以说，英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器物层面上的俄罗斯，而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上的扩张，都仰赖于这种对于海洋文明的习得。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个僻处欧洲边缘的大陆帝国，俄罗斯的崛起具有以英国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向东方扩张的现代性意义。

其二，作为海洋文明的竞争者，俄罗斯在不断挑战英国的过程中也强化了“他者”的身份认同。

虽然在物质文明方面始终在向海洋文明学习，但俄罗斯在精神层面对于文化身份意识的坚守是相当坚决的。从基辅罗斯受洗开始，俄罗斯始终将自己视为东正教的正统代表，强烈的弥赛亚意识使其始终保有对自身文化身份的骄傲。在学习英国和欧洲的过程中，俄罗斯从未试图改变自身的宗教与文化身份，反而将俄罗斯社会内生的集体主义精神作为推动国家发展的有效手段。俄罗斯虽然学习了海洋文明的器物形态，却没有接受其自由主义的精神内核。

虽然与海洋文明山水相邻，但却始终是海洋文明世界的“他者”。虽然始终在寻找出海口，但却是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式的大陆帝国”。因此，在历史上俄罗斯帝国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即便不去刻意挑战英国的霸权，也会被英国视为异质性文明的扩张。对于俄罗斯来说，这种挑战行动构成了对于自我身份的强化，竞争的胜利所带来的荣耀，成为延续大陆帝国的重要手段，几百年的竞争也使得俄罗斯和西方都已明确了俄罗斯特殊的“他者”文明的身份。

其三，作为大陆帝国的代表，俄罗斯无力对抗作为整体的海洋文明，直接的挑战最终都会以俄罗斯的失败而告终。

从历史经验来看，俄罗斯在19世纪上半叶和20世纪中叶先后两次拥有欧陆霸权的地位，特别是在苏联时期，成为欧亚大陆上最强大的陆上强权。在两次达到国势顶峰的时候，俄罗斯帝国都尝试对海洋文明发起整体的挑战，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失败的结果并非偶然，而是由于俄罗斯内在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远不及它想挑战的对手。即便一时处于上风，相持日久也必定因为力有不逮而走向失败。正如多米尼克·列文所言，俄罗斯的发展史始终处于“学习西方——帝国崩溃——重新崛起——陷入停滞——再次学习”的历史周期之中，而每次失败都给俄罗斯民族带来严重的伤害。

其四，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失去了海洋文明代表的地位，使得英俄关系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北方战争结束以后，英俄关系就拥有了非常明显的超出了双边层面的意义。18世纪，英俄关系的走向就已经能够对整个欧洲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到了拿破仑战争后，英俄关系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展到全世界，海陆帝国的竞争成为19世纪国际关系的主线。然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英国国力遭到了严重的削弱，更重要的是，随着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英国遍布世界的殖民体系难以维系。20世纪50年代，被迫退回英伦三岛的英国失去了全球大国的地位，海洋文明的接力棒彻底交到了美国手中。

从这一刻起，英俄（苏）关系实际上失去了全球性的意义，逐渐回归到双边层面，而在历史上属于英俄关系的全球性内容大多被纳入美苏关系的框架之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从冷战后期开始，全球性议题已经很少在英苏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英苏关系本身也被美苏关系的大框架所限制，部分失去了独立性。这种性质的改变并未因冷战结束而发生根本性的调整。当前英俄关系的总体模式仍然延续了冷战后期的状况。未来英俄关系的意义和定位是否会发生新的转变，主要取决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是否会出现明显变化。

其实，所谓历史逻辑就是在经历了时间的洗刷和沉积之后，最终仍然能够保持不变的那些核心要素。如果把英俄关系比喻成一条奔涌的大河，那么这些隐藏在繁冗现象背后的历史逻辑就是这条河的堤岸。虽然有时河水会因为特殊的原因溢出或者改道，但在宏观时段上仍然会沿着堤岸的走向而前行。在我们分析和思考未来英俄关系的发展状况时，这些历史逻辑会与当代英俄关系中新出现的各种要素叠加在一起，对英俄关系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

历史逻辑的当代意义：不容乐观的前景

与纯粹的历史学研究不同，国际关系研究者史海钩沉的目的，是为了找到解读今日世界的钥匙，希冀对长时段的研究能够为理解当代事务提供更加深刻的观察视角。

这一视角的引入，对于当前英俄关系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如果我们仅仅将观察的范围停留在近几年英俄两国的具体事件上，那么一定会困惑于两国糟糕的互动方式。双方并无直接的利益冲突，却始终在为一些偶发事件争执不休，而对两国关系正常化所能带来的共同收益视而不见。但只要我们理解了英俄关系的历史逻辑，就会发现当前英俄关系的状态所蕴含的深刻时代背景，而未来英俄关系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受制于下列这些由历史逻辑演绎而来的重要体系性因素：

首先，英国国内对于俄罗斯的负面认知将长期存在。

俄罗斯是西方文明眼中的“他者”，这是英俄交往历史中遗留下来的重要结论。从19世纪开始，英国国内舆论对于俄罗斯的态度就已经明显转向负面。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身份认知的差异又增添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英国成为自由主义的旗手，而同时将苏联体制扣上了“奴役”的帽子，英国成为反苏人士的天然集结地。英国国内对于俄罗斯的负面认知历史悠久且根深蒂固，已经渗入到英国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批评俄罗斯”，在英国舆论场已经具有政治正确的意味，而对俄的积极态度在英国主流社会舆论中会受到严重的排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状态很难改变。

其次，英俄关系受制于美俄关系的基本结构将长期存在。

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英国失去了全球性大国地位情况下，重新调整而形成的英俄关系结构至今仍在延续。在现存结构下，英国的外交政策以美英“特殊关系”为核心，整体上会遵循和配合美国的国际战略，以此来争取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这种结构的存在，意味着只有在美俄关系出现改善迹象的情况下，英俄关系才有可能获得突破。而如果得不到美国的支持，英国即使希望推动英俄关系有所改善，也将会囿于美方态度而被迫停止。2017年在特蕾莎·梅和特朗普会晤之后，英国暂停改善对俄关系的行动，就是这种结构性限制的表现。这种结构性制约将长期存在，美俄关系决定了英俄关系发展的“天花板”。

最后，英国与俄罗斯相互依赖较低，且难以在短期内获得提升。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已不构成对英国的重大安全威胁，而英国更不能对俄罗斯构成威胁。随着英国国际影响力的萎缩，加上对外关系上唯美国马首是瞻，在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上也几乎没有合作的空间。双方在军事、政治和全球议题上的相互依赖程度都很低。实际上，多年来称得上支撑英俄关系的基础就是两国相对稳定的经贸联系，但由于英国石油自给能力较强，英俄两国贸易额总量较小，最高年份也不超过250亿美元，且俄罗斯的贸易顺差很大。双边贸易大体上只能作为英俄关系的晴雨表，而不能承担起两国关系压舱石的责任。综合来看，受限于英俄较低的相互依赖程度，在英俄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缺乏足够坚实的支撑性因素。

所有这些限制性因素集结在一起，几乎已经注定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俄关系发展仍将处于曲折前进的艰难时段。虽然近年来英俄两国中央政府显然都有意促使英俄关系恢复到正常状态，特蕾莎·梅执政以来更是不断在对俄关系上释放出积极信号。但他们所面临的现实情况是，美俄关系仍在持续恶化，欧洲国家对俄制裁又进一步延长，制约英俄关系改善的外部障碍仍然巨大。而英国国内舆论的态度也很负面，媒体对于俄罗斯的批评与反对声浪此起彼伏，反对党在对俄问题上对政府的行动也产生了极大的牵制。

更严重的是，由于相互依赖程度较低，英俄关系的改善对于两国政府来说，都没有特别迫切的需求。因此，英国政府在该问题上的推进将会慎之又慎，而俄罗斯政府也基本上不会在克里米亚等很多关键问题上做出主动让步。最终，徘徊与反复将成为未来英俄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常见现象，很多时候都将出现在不同议题上进一步、退两步的复杂状态。

一言以蔽之，当前英俄关系的结构是历史逻辑自然沉淀的必然结果，如果英俄两国不能跳出由冷战时代延续至今的历史逻辑，那么英俄关系的发展前景是不容乐观的。即便因为一些突发原因出现短暂好转，也会很快被拖回原有的逻辑陷阱之中。英俄关系的根本性改善需要两国领导人拥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充分的战略信任和坚定的战略定力，但在现行英国政治体制下产生的领导人很难制定和执行长期战略，英俄关系的改善进程恐怕仍将在困顿与挑战中艰难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