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联德外交始末_风闻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2周年  作者 李吉奎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孙中山三十年革命生涯中，曾先后寻求世界上一些大国的支持和援助。由于孙中山所从事的革  命活动，不论是清末还是民初，都是矛头指向北京政府的，所以与北京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对孙  中山的要求，一般官方均未予支持。不过也有比较另类的，日本是通过“民间”( 包括浪人) 和军部人士或暗或明的支持。沙俄政府与孙中山毫无关系; 苏俄则先是通过其“第二外交部”———共产国际与之联络，后是政府出面，提供援助进行北伐，以图推翻与它( 1924 年开始)  有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北京政府。欧战以前，孙中山并未寻求德国的援助。欧战期间和战争结束后，形势的变化使孙中山有机会考虑联德外  交的问题。孙中山的联德外交历来不大为研究者注意，但它却是孙中山晚年外交活动的重要部分。本  文拟就笔者所能接触到的资料，对此一问题作些探讨。

一

孙中山对德国的实际情况是有所了解的。1905   年初，由北美东返拟赴日本的孙中山受湖北留欧学生邀请，在欧陆停留。在布鲁塞尔期间，成立了革命组织(  当时尚无名称)  ，其加入的手续、誓词内容一如同年  8  月在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当同盟会成立后，旅欧组织即称欧洲同盟会。孙在布鲁塞尔成立革命组织后，又有柏林之行。朱和中(  字子英)   当时在德国兵工大学读书，是革命积极分子，当孙抵柏林时，他率二十余名留学生到车站迎接，即入住其寓所罗兰多尔福街  39  号。朱以孙“在比京时间太短，精神上不舒服，乃定上午总理自理信件，午餐后出外游览，晚餐后同人来寓集会，使同人之学业亦不至耽  误。居住十二日，故讨论特为详尽 。当时正是德国国势蒸蒸日上之际，孙中山在柏林逗留时间虽然不长，但毕竟对这个国家的状况有了一些了解，这些感性认识对他后来的从政活动显然有其作用。

朱和中在武昌起义后两个月从兵工大学毕业。该校学生在兵工厂商人中间大有声誉。自武昌起义  后，军火商纷纷向朱探询意向，朱表示倾向民军，并劝德商礼和洋行与捷成洋行将原由清廷订购的军火  转交民军。他返国后赴南京，时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将他安排在自己任总长的总参谋部任第二局  局长。这些阅历，与孙中山日后派遣他赴德活动并任命他为广东兵工厂厂长是有密切关系的。

孙中山在 1912 年 3 月 31 日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曾游历南北各省，访问日本，表示要以实业建设为急务，通过加速铁路建设带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他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并以德国为楷模。1912     年 4 月 1 日，他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演说，认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又谓:    “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现今德国即用此等政策。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见。”

“凡此所云，将来必有达此期望之日，而    其事则在思患预防。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使社会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而随自然必至之趋势，以为适宜之进步。所谓国利民福，莫不逾此，吾愿与我国民共勉之。”在 4 月 4 日答上海《文汇报》记者问时明确表示，“余乃极端之社会党”，“民国政府拟将国内所有铁路、航业、运河及其他重要事业，一律改为国有”。8 月 13 日，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党改组为国民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这是一个合法的政党。该党的《宣言》内，宣称党纲五事，其四“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    权力，使一国家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

党纲中明确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这便不是个人意愿了。在同年 10 月 14 日至 16 日连续三天，孙中山在上海对中国社会党阐述他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德国以国家为本位，个人为国家分子，又宁牺牲而不惜也”。他还说，国家社会主义本〈附〉丽于集产社会主义，“夫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

孙中山对德国社会、政治制度的了解是否完全准确，另当别论，但他在开国之初即欲师法德国以建政，这是无可怀疑的，  我们甚至还可以从德国方面的记载找到证据。

1912 年 10 月，孙中山曾会见一位德国的退休上尉兼旅游作家沙兹曼( Von Salzmann) 。沙兹曼在其所著政治性游记《来自年青的中国》一书中，用长达五页的文字记述此次访问。据载，在访问记中，他形    容孙是一位值得争取和使人产生好感的人物;    著者希望他的著作能纠正由新闻报导所造成的“歪曲形象”。沙兹曼提及孙对德国租借地胶州湾的良好印象，并把德国誉为“我们的导师”以别于英美各国，因为德国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有系统的，并且是在学术基础上非常认真地发展起来的”。

孙中山拜托沙兹曼告诉他一些愿意或能够帮助中国改革军队的德国知名人士。孙中山最后说:  “我认为，从各方面来看， 德国都是我们的楷模。”沙兹曼根据这句话得出的结论是: “我们有理由从各方面来支援他( 孙) 的奋斗。”尽管沙兹曼在“二次革命”后对孙中山的看法有所改变，但上述记载明白无误地表明民元孙中山所要推行的建设计划，是以德国为楷模的，以德为师，这是第一而非最后一次被他提了出来。

二

欧战开始后，日本乘对德宣战之机，占领青岛和胶济铁路，取代了德国的殖民权益，它还向袁世凯递  交二十一条，妄图将整个中国作为其殖民地。袁氏死后，日本在  1917—1918  年间通过西原借款，订立军事条约，编练参战军，控制了段祺瑞政府。主要围绕参战问题，府院之争日烈。1917 年2 月9 日，外交部以德国采用新潜艇战略，向德国提出抗议。3 月 10 日，国会投票表决与德国断交，14 日将断交事通知德国。德驻华公使辛慈( Paul Von Hintze) 下旗离京赴沪。5 月，段祺瑞将对德宣战案咨送国会( 中经动乱， 至 7 月 14 日始正式对德及奥匈帝国宣战) 。中国参战实现了英美法日等协约国的要求。

孙中山主张严守中立，反对中国参战。1917 年 3 月 9 日，他分别致电北京众参两院及英国首相劳合· 乔治，表达反对中国参战的态度。5 月 12 日，在复段祺瑞函中，重申反对参战理由。他还一再致电国民党系统的国会议员，认为参战有亡国之险。5  月间，由孙口授，朱执信撰写了《中国存亡问题》的小册子， 印发各地，全面论述中国不能参战的理由。书中认为:    “以土地论，德国将来之野心，诚不可知，论其过去与现在，实可谓之侵略中国最浅，野心最小者。”又谓，至于潜艇无限制攻击问题，“德国回答，指明潜艇    攻击并不损及中国船舶，仍允磋商保护华人生命财产之法，可谓周到。”“德国既显示我以可用外交手段解决此问题，而偏不与商酌，务求开战，此可谓为与美国同一乎?”“我则突然于外交手段未尽之际，行此激烈手段，此可得谓之有不得已之理由耶?”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1917 年 3 月底是一个分界线。在此之前孙中山反对参战，主张严守中立，目标明确并比较单纯。在此( 即 3 月底)  之后，虽然仍坚持反对参战，只是目标转移了。为何这样说呢? 因为 3 月底以前孙反对参战，确实是为国家保持中立，不参与国际纷争，而 3 月底以后，则因与德方接触，接受了德方金钱，便使他反对参战目的转移了。

关于孙中山接受德国金钱一事，中国方面最早证实的是当事人曹亚伯( Aber Tssao)  ，而孙中山则矢口否认。冯自由记述，关于筹集革命经费情形，党人曹亚伯曾经透露:   “民国六年六月，国父在上海力图起兵护法，而绌于经费，会有素与亚伯相识之美籍某国医士，告亚伯曰:    如孙公有起兵护法之决心，某国愿助资百万。亚伯以告国父，国父大悦，惟嘱亚伯坚守秘密。亚伯曰:   吾乃基督教徒，当指天为誓。自是每当夕阳西下，亚伯恒偕女友吴某乘马车游行各马路兜风，顺道至虹口某医士寓所携去大皮箧一具，其  中累累皆各国钞票，外人虽侦伺甚密，无疑之者。未几遂有程璧光率海军南下及广州召集非常国会之举。”

对于此事，孙中山讳莫如深。他在 1918 年 3 月 18 日回答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海因策尔曼的信中写道: “我趁此机会毫不犹豫地宣布，我从未从德国取得款项。在我目前的运动中，我仅仅是为下述愿望所激励: 在中国恢复约法政府，并给我们的同胞以民主政体的福祉。”③这两则史料，揆诸史实，则前者所记金钱数目不准确，后者乃糊弄洋人的假话，其用心自不难理解。

平实地说，孙中山拿德国人的钱，是千真万确的事。从研究的角度说，先后有五种论著讲到这桩活  动。( 一) 1967 年，约瑟夫·伐思( Fass，Josef) 写了一篇《孙逸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载《东方档案》第35 期( 1967) 第 115—120 页，包括从德国秘密档案原稿中摘录下来的一段很长的文字。( 二) 台北李国祁教授引述了同前约瑟夫·伐思一文中相同来源的德国秘密档案，收入《在德国档案中有关中国参加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某些记载》一文中，刊《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 4 期( 台北: 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4 年) 第317—342 页。( 三) 韦慕庭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1976 年英文版，1986 年，杨慎之译，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韦慕庭书中所征引的德方资料，系据上揭两种，即 1917 年 12 月 20 日由德国前驻沪总领事所作的一份秘密报告。但就此事全过程的叙述，则还使用了美国国务院的档案。

(  四)  ［联邦德国］罗梅君的《1945  年以前德国和联邦德国关于孙中山的述评和研究》，发表于 1985  年河北涿州举行的“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  五)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  中华书局，

1991 年) 1917 年 3 月底 4 月初部分。“长编”这部分资料，是征引李国祁文为主，兼收韦慕庭、罗梅君的论著。

上揭五种资料，除韦慕庭书外，对孙取德款之事，均未持异议。韦书称: ( 德国档案中的秘密报告)

“这仅仅是来自一个方面的证据，它并不能证明孙博士从驻上海的德国领事馆那里接受了一笔巨款。”  并以前引孙中山致海因策尔曼函件否认之事为证。韦慕庭不了解曹亚伯的自证，也不清楚孙中山用三   十万元运动海军南下之事，只相信孙致海因策尔曼函中之虚言，认为柯南平前总领事秘密报告为孤证不    足取信，也就勉强成一家之言了。

根据李国祁教授整理的资料，1917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孙中山与德国前驻上海总领事柯南平( Herr Knipping) 及译员雪麦( Schimer) 接触。这当然是前驻华德使辛慈的意向。此前，协约国已用巨款贿买中国官员及议员欲使中国参战，德方同样也曾使这种手段以制止中方参战。迨中德断交后，3 月 25 日辛慈下旗回国，临行前除将德国在华情报活动交给美籍教士李佳白( Gibert  Reed) 及德人克雷格博士( Dr．Krieger) 与多布里柯( Dobrikow) 外，并于过上海时命令前驻沪总领事柯南平竭力与孙中山联系，洽谈有关“段祺瑞总理下台和用金钱收买军队”事宜。拟以金钱———最多用二百万元，支持国民党倒段运动。柯南平奉命后，立即电召作为孙的朋友、时为德方工作的曹亚伯自京返沪。在曹未返沪前，柯南平已全    力进行此项相关活动，如鼓动报纸倒段与反对参战。当曹抵沪后，柯南平即派雪麦与曹秘密谒孙，商谈    倒段。据柯南平报告，孙对共同倒段一事甚为赞同，惟为影响海陆军，盼德方予二百万元款项支援。孙    还一再表示，他对日本政府中部分要员有影响力，他认为日本对德的态度可分为两派，外务省反德，而大    部分海陆军将领则亲德。孙并说，为确切了解日本对华的实情，最初曾欲亲自赴日，后因如此惹人注目，  故为友人劝阻。而日方则派高级军官田中来华与孙交换意见。据柯南平日后的报告，孙与田中的商谈   曾得到预期的效果。孙明白告诉田中，将倒段。田中表示，日本无意干预中国内政，允将其意电告日政   府。据载，柯南平曾将孙与德方有关倒段的商谈另案报告政府，并获得德首相同意(    李国祁称未见此项文件)  。柯南平还报告，日后唐绍仪与海军的南下，以及孙组织军政府，均与德人活动有关。柯氏还称， 孙当时还邀德人同往广州，柯与雪麦均认为，如此将对双方均为不利，故未前往①。

孙中山取得德款后，于 6 月 27 日派员将三十万元送交海军总长程璧光，作为海军南下护法之需。7 月 8 日，孙中山一行由沪乘舰赴粤，17 日抵黄埔。9 月 1 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9 月 22 日，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对德宣战。德国方面以金钱换取孙中山反对宣战的希望于焉破灭。但是，孙中山之第一次联德外交尝试，却并未亦于此告终，他要曹亚伯赴德再活动。根据  李国祁教授征引德国外交部的档案记载，在欧战行将结束的最后数月中，孙中山还试图取得德国的援  助，派曹亚伯去德国。他认为德国和中国必须进行合作，以便把中国从英国、日本和它们的同盟者统治  之下解放出来。曹带着建议去了柏林，该建议称:  “德国和俄国必须联合组织和装备一支由居住在俄国边界的中国人编成的军队，再加上大约一师德国军队，合在一起去占领北京，并且推翻那里的政府。然  后，德国可以取得中国的食物和原料，通过俄国的铁路把它们运回家去。然后，大概是胜利以后，德国可  以从财政上帮助中国，帮助它重新掌握和管理海关，建筑铁路。德国还必须帮助中国使教育制度现代  化，发展工业技术，这样，中国的产品就可以通过俄国运到德国去。”孙中山第一次护法失败离开广州是

1918 年 5 月，不清楚曹亚伯是何时出发并取何途径前往德国的，但他是将近在 11 月底即停战之后抵达柏林的。12 月 1  日，范柏中尉和辛慈拜访了曹亚伯。曹在一封亲笔信中呈递了这个建议。这个建议没有下文。

​曹亚伯的这次使命仍未能成功，但中俄德联盟的构思在孙中山头脑中已初步成型。随着他的《实业  计划》书稿的完成，他认为革命后的俄国与战败后的德国都已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可以与之结成同

盟关系。所以到了第二次护法战争时期，他又秘密地运作起来。

三

欧战结束，德国以战败国身份在《凡尔塞条约》上签字。德国由于战败失去了在华治外法权、特权  和胶州湾租借地，当然庚子赔款也早已不再支付。它不得不承认外交上与中国的平等地位。1921 年  5 月  20  日，中德缔结和平条约，恢复外交关系。南方护法政府也曾对德宣战，尽管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它的作为，但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王正廷是南方政府所推荐的。陈炯明的援闽粤军在

1920 年 10 月占领广州后，11 月间，孙中山也回到广州，并于 1921 年 5 月 5 日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1921 年 9 月，德国公使馆派副领事赫尔·瓦格纳( Wagner) 来广州重设领事馆。在瓦格纳对孙中山作礼节性拜访的时候，孙提出他的政府与德国合作的问题。他告诉瓦格纳，早已派出朱和中将军作代表   赴德考察局势，他希望能够详细拟定互相合作的计划。据载南方政府的外交部长和孙中山的代表，试图  和瓦格纳一起促成德国政府承认孙中山的政府;  因南方政府尚未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状态且宣称不承认新订立的中德和平条约。孙提出，如德国承认他的政府，那么德国在华将得到优惠的待遇。德方并未接  受他的意见。孙很失望。但他并未停止自己的追求。

1920 年前后，西方报纸曾不断宣传孙中山采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问题，以至于 1921 年 3 月日本犬养毅还派宫崎滔天、萱野长知到广州直接向孙询问此事之真相。当时的实际情况是，1920 年 10 月陈炯明的援闽粤军占领广州，11 月孙中山由上海回穗，开展第二次护法战争，欲平定广西，北伐( 反直) ，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当大总统。这个护法政府是在广东省政府(   陈炯明为省长、粤军总司令、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长) 之上，依靠广东财政支持的政府，孙陈之间存在一系列矛盾。孙中山的活动，有些是对陈保密的，如孙与皖奉合作( 孙段张“三角反直”) 与“中德联盟”活动，便是陈所不悉的。孙陈矛盾逐渐激化，乃至无法调和，演成 1922  年“六一六”陈部叶举等人发动的驱孙兵变。兵变时，从廖仲恺的保险柜中搜出孙中山及朱和中的三封信(  密函)  。孙函是在桂林北伐大本营发出的致廖亲启信，注明阅后“付丙”。

但廖并未以之“付丙”，而是保存了下来。同年 7 月 24 日，法属安南河内府刊行的法文报纸即宣称，陈炯明发现孙中山正经由前德国驻华公使辛慈居间建立中俄德同盟的文件。9 月 22  日，英国人主办的《香港电讯报》( Hong Kong Telegraph) 将此三封函件的中文原件( 摄影制版) 及英译合印成一小册传布。该册首页称，传说已久的孙逸仙采纳布尔什维克理论一事，“本报经详细访查已能公开刊布无法反驳的证据: 中俄德将以布尔什维克理论作基础结成三角同盟，这是一非常重大问题”。

以笔者所了解，孙与朱和中之间有关“联德”的密函，除上面提到的三封外，至少还有两封，即朱在    抵德后于 1921 年 11 月 15 日致孙函，及( 11 月 15 日与上述 1922 年 1 月 1 日两次致孙函收到后) 1922 年2 月24 日孙复朱和中函。朱和中11 月15 日函今已不能看到，但它的内容从2 月24 日孙复朱函中可以得知，即该“密函所陈之十二项事业”，主要是讲孙一旦北伐至武汉，则请德国兴办钢铁等事业。孙要    朱加速进行，因北伐军已开始由桂林出发。另外，孙要朱联系德方资本家磋商，“为吾人先设一印刷厂，

不独印刷纸票，其余他种之印刷事业，如地图、书画，皆包括在内”。因为这两封信当时不为外人所知，故也从未有人提到。引起轰动的，是 9 月 22 日《香港电讯报》及次日《华字日报》所载出的上述三封信。

1922 年 3 月 8 日孙中山在桂林致廖仲恺函，首言“兹得朱和中来函，所图各事，已有头绪”。函嘱廖按所示款额汇北京、柏林，并嘱曹亚伯在广州等候，一经辛慈抵港即往迎接并陪往大本营，“辛慈之事，愈  密愈佳，如非万不得已，则政府中人，亦不可使之知也”。至于 1922 年 1 月 1 日朱和中从柏林给孙的信，除了向孙报告经费开支外，便主要讲:   “惟自得辛慈之助，进行愈速，范围愈广，若设公事所，则用费将三倍于前”，要求续拨经费。押日期为“东”的电报，内谓:  “前驻华德使辛慈熟悉吾国情形，曾充驻俄陆军特使八年，与俄人感情亦洽”，“方中未抵柏林以前，辛即主张华德俄三国联盟，与钧旨暗合。近自与  中接洽后，决拟不问他政，专办此事”。电报还讲到要设一公事所办事，约两个月内完成，然后辛慈向德  总理请命来华，任总理员，充孙之咨询及计划一切及行动。最后谓，“辛慈名望颇重，须用假名，虽一般德人，亦不可使知”。

自《香港电讯报》揭示上述密函后，沪港等地西方报纸纷纷发表评论。孙中山对此不能作出回应。

9   月  29   日，上海孙中山秘书处发表《对联俄联德外交密函的辨正》一文，予以澄清。《辨正》首先表示，港报中所称孙中山拟建中俄德同盟将采纳布尔什维克理论的说法，是“一愚而妄之说词”。续谓，孙“从未    计划，且从未思及变中国为一共产主义国家”，它以《中国之国际发展》一书为例，说明中国之国际发展，

“必须外国资本及技术合力提携之见解，极为强固，且彼曾屡次向美国、英国及其他方面招请此等合   作”。他认为，“苏维埃政府苟一日继续固守其非侵掠政策，中国即一日无所惧于俄罗斯”。至于德国，

“就中国方面而论，业已使彼自处于非侵掠国之列”。“彼信德国及俄国现已情形变迁，政治改更，中国  能以对等之条件与之周旋。故彼赞成一种与彼两强更加亲善为目的之政策。”《辨正》认为他的政府所  为之任何行动或事情，彼除向国会外，并无任何解释之义务。它不承认孙曾计划“根据布尔什维克理论缔立中德俄同盟”，并谴责“陈炯明机关报”的“诬诋之辞”。

对比孙中山秘书处的这篇《辨正》与三封密函，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抓住密函中并无以“布尔什维克    理论缔立中俄德同盟”一词，予以反击，是聪明的，因为确实并无此等字样。他在 1919—1921 年间正式面世的《实业计划》，也确实希望以西方大国的资金、技术、人才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但是，《辨正》对俄、德可以与中国平等合作且无“侵掠”( 按，指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引者注) ，这种判断也未必正确，乃一厢情愿，即苏俄对外蒙、中东路之狼子野心，孙也是有切肤之感的。

《辨正》说孙对自己的重大决策    与行动只有责任向国会议员报告，但自始至终也不见他向“非常国会”报告此事;    相反，他不希望此事为政府人员所之知，慎之又慎，却是真的。同时，《辨正》也不承认他亟亟以求的“是俄德同盟”的计划，而此事在密函中是彰明较著的，“彼赞成一种与彼两强( 按，似指上文提到的英美———引者注) 更加亲善为目的之政策”，这难道不是“同盟”关系吗?  至于讲英译“颇劣”与刊登密函的报纸系“陈炯明机关报”，这些说词，与“辨正”之效力无补，因这些话不符合事实。

孙中山决非害怕文字攻击的人，早年保皇派就曾百计中伤他，他行之若素;    清廷和袁项城都曾想要他的脑袋，他还不照样干革命，且“愈挫愈奋”。1922 年 8 月他从广州回到上海，即开始推行联俄容共政策，并与洛阳吴子玉谈起合作来，列强也莫奈他何。自  1895 年广州重阳起义失败后，港英当局即禁止孙进入香港陆地，但 1923 年 2 月，即发表《孙文越飞宣言》之后，港英当局不仅准许他上岸，且准许他与各界人士交欢。

港督斯塔布斯爵士还在 2 月 18 日设午宴款待，笑口相迎，相携入室，杯酒言欢，亲同故友。但孙返抵广州第三次建立政权后，加紧推行联俄外交，并未顾及与港英的关系。可见，“密函”事件，对    孙中山毫无影响。

那么，联德外交下文如何呢? 朱和中于 1924 年 4 月 19 日由大本营高级参谋改任为广东兵工厂厂长，联德之事，已改由邓家彦去承担。邓是何时赴德的，不详。在 1923 年 6 月 23 日之前，孙已得到他的来信，并亲答一函( 按，该函未见，内容不明———引者注) 。8 月 18 日孙在答 6 月 23 日邓函中表示，此间

(  指广州)  现财政极端困难，无力购买军火。要邓与德大企业家及其政府“订一大建设计划，中国以物资人力，德国以机器科学，共同合作发展中国之富源，改良中国之行政，整顿中国之武备。总而言之，即借  德国人才学问，以最速时间，致中国以富强”。孙函又称:   “此步达到，则以中国全国之力，助德国脱离华塞条约之束缚。如德国政府能视中国为一线之生机，中国亦必视德国为独一之导师。”他认为德国助中国富强后，互于资助，德国亦可恢复失去的种种权利，“未知德国多数之政治家，有此眼光否?”孙进而说道:   “望兄乘留德之机，向其政府及实业家游说之。如彼等有此见地，知两国相需之殷，通济之急，不以欧亚而歧视，种族而区别，则人道之幸也。倘德国志士将从此途用工，成中德两国之提携，其功业必比于丕斯麦者尤大也，而兄又为此事之中介，则功业亦当在四万万人之上矣。幸为相机图之。”

从此函的文字表述看，虽未言“联德”，实比“联德”犹有过之，这是他第二次讲到以德为师的问题。不必怀疑孙中山的真心诚意，但他完全是想当然耳，德国人对此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早在 1922 年 9 月三通密函被公布后，德国政府便发表了官方声明称，对于谈判或海军将官辛慈赴俄使命各节，德国政府一无所闻。海  军上将也宣称，他没有为了这一种联盟进行过任何谈判。外交活动历来都是诡秘的，我们今日也无法了解朱和中与辛慈哪一方说了假话，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孙中山的联德外交或中俄德同盟的计  划，没有成功，他把注意力集中到联俄方面去了。联俄外交成为他当时的主要外交活动。他在 1924 年

9      月 9 日甚至断言: “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 “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②这些话说得很绝，虽是专指对付商团成立革命委员会而言，实际也是表示他仍处于“革命三程序”中的“军政    时期”，对敌只能施诸暴力。据孙所知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不过是相似他的民生主义;    而俄国内经济一片凋敝，民不聊生，有何可师? 但无论如何，“革命委员会”是成立了，它成为镇压商团的指挥机构， 孙指示，他不在( 广州) 时，顾问鲍罗廷得有表决权。这样，1924 年 10 月 14 日镇压商团时，俄国人便出了一份力，立了功，这便是孙“以俄为师”的一项重大成果，代价是繁华的西关成了瓦砾场。

综上所述，民国成立后约十四年间，孙中山对德国一直抱持良好印象。民国成立伊始，他即明白宣  示，他要新中国师法德国模式建设国家社会。“宋案”引发的国家变局使他无法实施自己的抱负。第一   次“护法”，他收了德国人的金钱，想通过拒绝参战以达到中德合作，但形势比人强，以他为首领的护法  军政府不得不对德宣战。

1921 年冬至 1923 年间虽然断断续续有所接触，但中俄德或中德同盟关系始终未能成事( 第三次开府广州，他曾请了一些德国顾问，不过不能认为它属于中德合作关系) 。1923 年10  月 6 日，他在《致犬养毅书》中还说，现在“在欧洲则露、独( 按，即俄、德———引者注)  为受屈者之中坚”，“日本当首先承认露国政府，宜立即实行之，切勿与列强一致”。函中流露出建立中日俄德同盟之意。虽然用心良苦，孜孜以求，但是国际形势的实际情况与孙中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他的设想最终破灭于空幻，也是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