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间谍与社会活动家_风闻

众所周知，人类学家经常要进入一个异文化圈做深入而持久的调查研究。在田野间最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即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夜深人静辗转难寐之时，自己也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这些灵魂拷问或许会让人超脱一阵子，尚不至于要了你的身家性命。但如果被当地政权质疑你的研究目的，那可能就危险了。

这就是美国人类学家Katherine Verdery在罗马尼亚遭遇的故事。

从1973年到1988年间，她来来回回总共在罗马尼亚做了三年多的田野调查，研究位于罗马尼亚中部的特兰西瓦尼亚乡村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书写如何形塑当地的民族认同。这个国家当时在独裁者Nicolae Ceausescu的统治下，以无处不在的监视而臭名昭著。作为一个来自美国的研究人员，当她得知有两个认识的人在和秘密警察一起整理有关她的调查报告的时候，她并没有感到惊讶。

二十年后，独裁者的统治早已不在。当她从罗马尼亚国家档案馆拿到一份当年关于她的调查报告的复印件后，她彻底震惊了。

这是一份有整整2781页的档案，详细记录了至少70人对她的检举。让她震惊的是，这些告密者不仅仅是那些只有数面之缘的酒店前台之类的人，还包括了她的同事、朋友，甚至有过亲密关系的人。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在报告中，秘密警察非常严肃地将她认定为间谍，提出了三条罪状：1. 军事间谍；2. 收集信息以分裂罗马尼亚社会主义；3. 协助匈牙利反对派并勾结异见分子。在阅读这些档案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地在1988年11月离开了这个国家。就在那之后不久，秘密警察就启动了搜捕行动。

这使得Verdery不得不去回想自己当年做了些什么研究，建立了什么样的关系网，什么样的行为会让人产生误解。这样一思索，在人类学家的实践中，四处窥探、培育线人、给研究对象取代号……还真挺像个间谍的。

​在《我的间谍生活：一份秘密警察档案中的调查》(MY LIFE AS A SPY: Investigations in a Secret Police File)这本书里，Verdery用三种不同的视角重新讲述了她在罗马尼亚的故事：

1. 她本人在当时的视角（来自于她的田野笔记和私人信件）；

2. 秘密警察的视角（来自于秘密警察的笔记和报告）；

3. 她本人如今的视角。

这样三重视角的写法为她回顾当年的研究提供了全新而全面的视角。

她还借此机会寻觅和访谈了一些当年处理这个案子的官员以及一些检举过她的朋友。别误会，她并不是想要跟他们算账，也无意去谴责。她只是作为一位人类学家，试图去理解社会主义下监视的社会逻辑。

很多罗马尼亚人也看到了自己的秘密警察报告，他们感到了被侵犯和背叛的愤怒。Verdery对此也感同身受，然而她还是选择了保持冷静。在书中，她选择用假名和重新编辑来掩饰当事人的身份，而非曝光他们。有人不明白，劝她不要维护这些举报者，被她拒绝了。她强调了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之间保持距离的重要性。那些被秘密警察毁掉了生活的罗马尼亚人，“他们可以对自己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感到愤愤不平，然而我不能”，她写道。毕竟，他们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局面，而她随时可以选择离开。“尽管不算是局外人”，人类学家“也不是局内人”。

在上次介绍过的《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里，Matthew Engelke提出了田野工作的“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是“参与式观察”，将自己深度沉浸在另一种文化中的实践——但并不是让你“变成当地人”（going native）。在“参与式观察”和“变成当地人”这两种状态之间应该存在着一条界线。“成为当地人”将破坏研究人员“作分析时必须保持的关键距离”。这就是为什么Verdery需要艰难地从自己的共情中后退两步，以保持自己的理性分析。

Engelke提出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文化相对主义”。不过他并不是指哲学意义上的没有道德真理，所以也就没有哪一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好或更坏，而是一种认为我们各自的分析术语、理解和判断都不是普世的、都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自我觉察。

Verdery的故事再次提供了一个好注解。当她刚开始阅读自己的档案，发现自己的很多朋友都和秘密警察合作过时，她感到被背叛了。毕竟，这些人选择去辜负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或者说，他们有这样做吗？Verdery想，有没有可能，他们被“一种更强大的紧急压倒了，以至于我变得无关紧要了”？这种紧急就是保护他们的家人和社会关系的需要，秘密警察随时都有可能渗入他们的这些关系之中。美国人总是将人际关系看得过分简单，认为仅仅靠交谈和人格魅力就可以迅速达成“友谊”。为了学习像个罗马尼亚人一样看待这个世界，Verdery不得不放下自己这些美国人的假设。

尽管有的人类学家认为按照当地道德准则行事更好，也有人类学家在呼吁“有担当的人类学”。后者认为即使作为研究者，人类学家也应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处境感同身受并且有所作为。在《有担当的人类学：超越文本的政治》（ENGAGED ANTHROPOLOGY: Politics Beyond the Text）中，人类学家Stuart Kirsch力图展现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特意组织的研究行为如何有助于学术，比如“参与社会运动，与社会活动家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为律师提供建议，撰写宣誓书和专家报告”等等。

Kirsch的书由一个个案例研究组成，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有担当的人类学家”（engaged anthropologist）的职业外延。1980年代末期，他在巴布新几内亚的一个村子里研究仪式、巫术和魔法。出于对附近一个金铜矿产生的污染的关切，他参与了针对这个矿的政治运动和诉讼活动，给律师提建议，和非政府组织合作，提供专家报告。这些政治事务带他走向了那些差点儿被他忽略的研究问题，比如当地人是如何理解污染的，对他们而言这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对“矿业公司失败的社会关系“的示威。鉴于人类学家很大程度上都依靠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惠”，Kirsch认为帮助“他们的信息提供者达成其政治目的”是合情合理的。

当然，Kirsch并不认为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应该有所担当。他承认，我们并不总是需要行动主义，“很多人类学家也许是不情愿的参与者”。这句话正适合Verdery，她给出了三个理由来解释她对于评价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不情愿。第一，她并不想“愤怒”；第二，作为一个70年代进入这个地区的人，她必须异常勤奋才能确立她的学术权威，而发表不成熟的意见将有损于她之前的努力。第三，尽管她并没有将人类学理想化为一种“客观”科学，但她仍旧致力于抵抗那些阻碍理解可能的谴责。

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保持什么样的距离，对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是旁观还是参与，或许还将困扰人类学家很久。但每一位身处田野的研究员，最终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吧。

Reference：

James Ryerson: Should Anthropologists Judge the People They Study?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3,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