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社会有实现改良的可能性吗？_风闻

    本文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不考虑民族因素，只关注这一个问题：即便上层建筑顺利实现转变，比如实现了立宪民主，在旧有社会结构的内部，有没有可能在新的上层建筑的影响下，培育新的生产方式，形成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并使这一套社会生产关系自我再生产，从而和平替代旧的社会结构。联系到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晚清如果有主观意愿，有没有象日本一样，通过改良建设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可能性？这里有个问题要回答，首先谁来主导这个工业化的过程，是私人还是国家？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及社会生产关系做一个分析。

   晚清社会最主要的构成是地主、佃农、小自耕农以及手工业者和商人，还有贵族官僚。在这些社会成分中，谁有可能具备资本积累的能力，来投资设厂？首先大地主阶层以及贵族官僚在经济上具备这种可能性，但这个阶层有没有投资设厂的动力？从人的自然理性出发，坐收地租和通过投资设厂获取利润，这其中的风险和艰辛程度的比较，使得大地主更倾向于什么呢？商人阶层呢？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快速得益的精神支配下，恐怕也不会投资设厂。

  工业的投资回报是漫长的过程，这其中还需要对漫长过程的每个环节的精密计算和控制以及面对市场的不确定因素，还有对人力的高度组织化管理。那么，第一，私人的自然理性能否承受这样的经济上的风险和压力？第二，在一个具有漫长的，自由散漫的个体小农经济历史的社会，地主和文人士大夫有没有这样的对集团的组织管理经验，由农民转化而成的工人有没有接受工厂制度严密组织和严格管理的习惯？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武士是可以把对军队的严格组织管理迁移到对工厂的管理上的。佃农除非破产，愿不愿意转化为这样的自由劳动力，因为中国的自由小农只要交租纳税，其经营的自主性和人身的自由权是超过西方的农奴的。地主的地租能自愿的转化为资本吗？还是更倾向使用地租购买土地，以产生更多的地租？商人也是如此，他的获利可以买地，保险的获取地租。但西方不行，西方的城市是自成体系，与贵族主导的农村是二元隔绝对立的结构，商人只能以城市为自己的基地，持续地把资本投入工商业的循环，别无退路。加之考虑到已被打开国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劲竞争和争夺市场以及关税不能自主等因素，私人资本能顺利的积累吗？

   那么国家呢？国家倒是具备一定程度抗风险、抗损失的能力。但是，国家的启动资金从何而来，当地主截留地租保存在自己的手中，国家能从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的地主阶级手中，以征税的方式积累资金吗？如果把负担转嫁给农民，那也会导致如晚明那样的社会危机，引发社会崩溃。

     实际上，中日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有很大差异。虽然习惯上工商并举，但工业的逻辑与商业的逻辑有很大不同，工业需要长远规划，不能急功近利，还需要严格的组织和高度的纪律性，需要井然有序的社会和严格的保护。商业的逻辑则反是。另外，工业化需要资源的高度集中。日本是典型的封建制，等级森严，人身依附严格，日本的封建主掌握大量资源和组织化的人力，这种社会结构便于工业化。中国则是分散的地主和自耕农经济，自由流动性大，社会控制力弱，不确定因素多，社会结构不便于工业化。

    所以，除了社会革命，重组社会结构，在保持粗朴的公平，以及培养对社会的严密的组织性的基础上，以国家主导工业化的启动，别无它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