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想为“精日”翻案的人，是什么来头？_风闻

文/李小飞刀

中日关系转暖之际，有人打起了为“精日”翻案的主意。

上周五，英国国际广播公司（BBC）的中文网站刊出一篇署名“武藏野闲人”的文章——寻求中日关系真正正常化，应为“精日”恢复名誉。

这个武藏野闲人，BBC给出的简介是，任职于日本媒体的媒体人，曾在中国媒体上发表评论。

但是，刀哥没有在中国和日本的网络上找到任何他发表文章的记录。仅有一个与武藏野闲人同名的个人网页，显示出生地是1937年9月于“满州国锦州省锦县大马路３丁目”。

这么个来路不清的人士所发表的文章，为什么刀哥要单拎出来说？

就在于这个人恐怕说了一些日本右翼和中国“精日”分子的心里话，在中日关系转暖的今天，这种观点对中日历史以及现实问题的认识模糊的人是有迷惑性的，是有害的。

壹

在文章开头，武藏野闲人先摆出了一个问题，虽然安倍首相时隔7年首次访华，但是钓鱼岛等历史问题（注意他没有提战争是“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国内依然有“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绪”，而日本一方认为中日关系有了全面改善的也很少。

“这十多年来受伤的国民感情和相互信赖，靠领导人一两次的访问、豪华宴会和投资协定等是无法修复的”。那么怎么修复呢，武藏野一脚把球踢给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要改变对“精日”的看法，停止对“精日”污名化。

“精日”是撮什么人，《环球时报》记者范凌志在他的调查中引述的一个定义刀哥以为不错：“精日”是崇拜日本达到仇视中国人民，仇视中华民族，以身为中国人为耻的群体。

其实“精日”不仅仅只是在思想意识上仇视自己的民族，他们还通过言语行为表现出来，不单突破了认识的底线，更突破了法律的底线。

比如南京紫金山事件中手持军刀步枪，挂“武运长久”旗，身着日本军服拍照的唐某和宗某，按我国刑法第120条规定：“明知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而非法持有，情节严重的”属于“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

在武藏野这里，要为“精日”们翻案，就要偷梁换柱，混淆是非，把“精日”从极端的违法分子粉饰得人畜无害，最好是人见人爱的“小白菜”。

他为此先后挪移了3次。

贰

第一回合，是把“精日”等同于“哈日”或者对日本经济文化社会环境旅游服务有良好印象的中国人。

根据武藏野从“中国网络或从包括‘精日’人士在内的中国人那里听到的情况”， “精日”“绝非王毅外长所称的‘中国人的败类’或‘卖国贼’”。而是**“太喜欢日本的中国人”**。

“他们较多是在相对富裕、与外国接触多的北京或上海等大城市长大，从小接触到日本的动漫、游戏、日剧等文化的80后和90后”。

他们“接受过爱国主义教育”，但“通过来日本旅游等，了解了真实的日本，对日本的看法经历了从负面到正面的转变过程”。

应该承认，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日本作为国土总面积37.8万平方公里的“小国”，成功成为文化输出方面的“大国”，其文学、影视、动漫、游戏能反向给西方世界以很大影响，这是了不起的成果。

在里约奥运会闭幕式的东京奥运8分钟表演中，没有出现一个“和服”“相扑”“樱花”等传统元素，全部是“皮卡丘”“马里奥”等现当代的文化符号，证明了日本人的创造力。

好奇是年轻人的天性，不单是中国的80后和90后，全世界的80后和90后对这些新创造、有生命力的文化感兴趣、喜好，都是很正常的。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成为一个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国家，不单是对日本，对全世界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中国都敞开了怀抱。

中国的年轻人对世界各国文化的优秀部分，以及自身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也都是抱着开放的心态，表现出兴趣。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说，“哈日”“哈韩”“刷美剧”“穿汉服”这几件事跟“爱国”，根本不对立。

今年12月14日，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名作《龙猫》的重制版在中国上映，很多网友表示要“圆一个童年的梦”“还宫崎骏一张电影票”，网络上有声音把这些人指责是“精日”，是“败类”，要抵制宫崎骏吗？

为什么没有？！

因为大多数有理性和正常认知的中国人都清楚个人爱好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界限，都知道“龙猫”“千寻”“幽灵公主”们所代表人类共有的对和平、美好的追求，怎么可能与“武运长久”旗、刺刀、侵华日军军服这些烧杀抢掠、灭绝人性的符号相提并论。

那些想替“精日”翻案的人会真的蠢到分不清楚个人爱好与国家利益么？切！他们清楚得很。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国也出了不少从小接触到中国的文学、绘画等文化的80后、90后，他们有的熟读《水浒传》、《三国演义》，有的亲身游历过大半个中国，他们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他们叫板垣征四郎，叫土肥原贤二。

在这里，尤其令人作呕的是，武藏野把“哈日”的城市中产与“反日”的小镇青年对立开，在这两个阶层中制造幻想出来的对立。这一方面有挑拨的意味，一方面也满足了部分日本右翼和“精日”们“自慰”式的精神胜利法：日本人、以及喜欢日本、崇拜日本的中国人，都是**“高等人”**。

越来越难以对曾经“落后”、现在“赶超上来”的中国人说一句“对不起”，拼命要守住心里那一点可怜的“骄傲”，是不少日本人打在心里的一个结。

第二回合，武藏野把“精日”行为归结为个人权利和自由。

“谁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国家”。

“中国也应该反思，自己的社会是不是有各种问题”。

“中国政府和媒体对“精日”一词是否继续进行污名化，是他们是否能正视战后实现了民主自由的日本的试金石”。

这是一些日本人在战后几十年新添出来的毛病，刀哥在跟不少日本人交流的过程中都曾感受的，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优越感。

尊重“精日”对“自由民主”的日本的向往，就是反讽中国“不自由”呗。你看我GDP不如你，但我比你“民主”啊。

可惜，刀哥曾在东京大学听一位日本教授做过一句总结：中国和韩国的民族独立与自由，是两国人民自己争取的，而日本的独立和自由，是别人“恩赐”的。

可惜，在那些人眼里“民主”的典范国，对南京紫金山事件中拿日本军刀、穿日本军服拍照，在动漫展上高呼“大东亚共荣圈”的唐某这样的人，是怎么处置的呢。

**1979年，西德联邦法院的一项判决首次严格界定“言论自由”原则，宣传纳粹被视为“言论自由”的“例外事项”。**1985年4月，西德议会通过决议，将否定迫害犹太人的行为判定为对犹太人的侵害，并将给予法律惩处。

根据德国法律规定，在德国传播或储存纳粹“卐”字标志、呼喊“希特勒万岁”口号、行纳粹举手礼、唱纳粹党歌都将面临牢狱之灾。按照相关法律，当年第三帝国阵亡士兵墓碑上的纳粹“卐”字符也被一一刮去。一些变形的纳粹缩写也被禁止。比如“88”字样被认为代表“希特勒万岁”，因为希特勒名字中的H为字母表中第8个字母。

为了把纳粹余毒“挫骨扬灰”，德国社会矫枉过正到什么地步？有人提出应取消德国国防军使用的“铁十字”标志，理由是“会让人联想到纳粹”，虽然“铁十字”早在纳粹出现前就普遍被德意志军队采用。

更有甚者，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球迷不会在观看比赛时挥舞三色旗、在脸上涂抹国旗或高唱国歌，因为“这会让人联想到纳粹或军国主义”。尽管如此，德国人仍坚持认为，这样做可以让本国谨记历史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为什么我们看到武藏野的文章和“精日”的行为尤其气愤，是因为中日两国没有形成对历史问题底线的强制共同认知，没有形成德国那样把军国主义“挫骨扬灰”的气氛，让这些人明明知道这是底线，却敢在底线上来回踩。

第三回合，武藏野把“精日”等同于现代“遣唐使”。

“比如在唐代，中国对于日本人来说非常有魅力，作为遣唐使，西渡大唐后选择在中国生活下去的日本人也很多。当时有日本人批判他们为“精唐”人士吗？”

坦率地说，这是整篇文章中，最令我作呕的一个比较。

这不但侮辱了中国人，也侮辱了日本人。

日本在唐代，从公元630年至894年这264年的时间内，一共大规模派出过遣唐使19次。当时，日本经南线到中国的海路旅途艰险、时间长，遣唐使们不惧惊涛骇浪坚决赴唐，主要是为了向唐朝学习先进的文化制度。

唐朝对这些遣唐使非常照顾，不但安排专人教授，还给予许多赏赐，但遣唐使们一天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对各种典章文化的学习如饥似渴，《旧唐书•日本传》说他们将所赐“尽市文籍，泛海而还”。

遣唐使中最有名的阿倍仲麻吕，受唐玄宗赐名朝衡，高中进士，做到从四品的官，深得信任，却留下“慕义名空在，输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的诗句，一再请求回国。当最终获准后，长安城的与阿倍交好的文人，那些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刻下名字的人，除李白远游未能赴约外，都来为他送行。

辞别宴上，王维为阿倍写了一首72个字的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又为这首诗作了661个字的序。

在这篇序中，王维把唐朝与日本关系友好的原因归结为：相互信任不欺骗，对方带着诚意来，我国以友好和开放回报（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彼以好来，废关弛禁;上敷文教，虚至实归）。

因此，唐朝人和日本人生活在一起，来往非常密集（故人民杂居，往来如市）。

要知道，唐朝与日本历史上是敌国，爆发过战争，但王维是怎么看待阿倍这样的友好人士归国的呢？王维说，必齐之姜，不归娶于高国；在楚犹晋，亦何独于由余。游宦三年，愿以君羹遗母;不居一国，欲其昼锦还乡。庄舄既显而思归，关羽报恩而终去。

也就是说，王维理解阿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立场，把阿倍比作庄舄、关羽一样有忠有义的人，从自己的情感出发，推己及人，同感阿倍的爱国思乡之情，真心期盼他能平安回国。

这就是曾经盛唐人物，真正的胸怀与气度。

遗憾的是，阿倍的船在归国途中遭风暴袭击，流落到越南并最终返回长安，终其一生没能返回祖国，与他一同来唐的早逝的井真成的墓志铭，或许能代表所有遣唐使的心志：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

拿阿倍仲麻吕们与“精日”分子相比，难道不是令人作呕吗。

叁

在日本封建文化中，有一种“义子”制，即相对实力较强的“宗家”，会从实力较弱的“分家”中，过继一个“义子”过来，这个“义子”为证明自己的忠诚，会加倍地恶劣对待自己原先的家族。

日本右翼和那些想给“精日”翻案的真实心思，绝不是什么为了促进中日真正友好，而是为了在中国寻找“义子”。

毕竟“义子”们舔跪得好，最能给他们精神上以莫大的饱足感。

可是，哪一个“宗家”会真正去相信“义子”的忠诚呢？

又有哪一个家族，是依靠“义子”长盛不衰的呢。

说得好听是“义子”，其实不过“二五仔”罢了。

中日关系的真正转暖，需要的是田中角荣、大平正芳这样，有自己的国家立场，但也从心底里对历史有清醒认知，能够推己及人的人。

中国人对过去那段历史的认识，活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记忆里，不是靠谁与谁的灌输，因为这段伤痛与每个中国人的关系那么紧，中国人才系上了那么多感情。人是有感情的，所以历史也是有感情的。

中日是正常的国家关系，中日两国民众是平等的友好交流，不是谁要哄着谁，谁要捧着谁的关系。

解开中日关系千头万绪的纠结，需要真正去正视的勇气，如果都不敢对过去的错误说“不”，又有谁有信心对未来说“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