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文明这种东西并不存在？_风闻

✪ 尤瓦尔·赫拉利/文

✪ 王立秋 /译

［导读］面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与来自中东、拉美大规模的移民风潮，民族主义开始在欧美国家重新抬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又开始重新被人谈论。曾经自信标榜开放、博爱、全球化的西方，在今天变得敏感而保守。西方现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以及更多不同文明之间到底能否和谐共存？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著名学者尤瓦尔·赫拉利最近发表的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文明冲突论错误地夸大了文明之间的差异而忽略了他们所共享的知识与价值。在今天，不同民族发展出来的不同文明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已经越来越融合成为一种为全人类所共享的全球性文明，而非引发民族矛盾的动因。未来，越来越多的挑战将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在共同克服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不同地域、民族的人类将会越来越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文明。本文译自Yuval Harari 最近发表在 Newstatesman 网站上的 “Why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civilisation”, 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文明冲突论”论看起来正在复兴。许多评论家、政客和普通公民相信，叙利亚内战、达伊沙的崛起、英国退出欧盟的骚乱和欧盟的不稳定，都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导致的结果。西方把民主和人权强加于穆斯林国家的尝试，引发了伊斯兰的暴力反扑；而伊斯兰恐怖主义袭击与穆斯林移民潮，则使许多欧洲人转向了仇外的地方认同，而放弃了原先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之梦。

文明冲突论认为，人类永远被划分为各种文明，它们以彼此不可协调的方式看世界；这些不可协调的世界观使文明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就像不同的物种本能会根据无情的自然选择法则为生存而相互斗争一样，在历史中，各种文明也不断地冲突，只有最适者幸存下来讲故事。那些忽视这个冷酷事实的人——无论是自由派政客还是做白日梦的工程师——得自行承担这么做带来的危险。

“文明冲突”论有着深远的政治含义。它的支持者坚称，一切协调“西方”与“穆斯林世界”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穆斯林国家永远不会接受西方的价值，西方国家也绝不可能成功地吸收穆斯林少数。相应地，美国不应该承认来自叙利亚或伊拉克的移民，欧盟也应该谴责曾经犯下的多元文化错误，泰然自若地坚持自己的西方认同。长期来看，只有一种文明可以在自然选择的无情考验中幸存下来，而如果布鲁塞尔的官僚们拒绝把西方从伊斯兰的危险中拯救出来的话，那么，英国、丹麦或法国最好单干。

虽然信者众多，但这个论题却是误导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确可能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挑战，但它挑战的“文明”是一个全球性的文明，而不是一个西方独有的现象。伊朗和美国联合起来一起反对“伊斯兰国”不是没有理由的。甚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就算是充满了中世纪的幻想，自身也是扎根于当代的全球文化，而非七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的。他们迎合的是异化的现代青年的恐惧和希望，而不是中世纪的农民和商人的怕和爱。正如潘卡吉·米什拉和克里斯托弗·德·贝莱格已经令人信服地论证过的那样，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受马克思和福柯的影响，和受穆罕默德的影响一样多，他们既继承了十九世纪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遗产，也继承了伍麦叶和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的遗产。因此，把伊斯兰国看作我们所有人都共享的全球文化的一种步入歧途的衍生物，也要比把它看作某种神秘的外来之树的一个分支要准确得多。

更重要的是，历史和生物学之间的类比也显示，“文明冲突”论是错误的。人类族群——从小部落一直到大文明——从根本上不同于动物物种，而历史的冲突也和自然选择过程大不相同。动物物种有客观的认同，这样的认同会持存千年，世代传递直至千秋万世。你是黑猩猩还是大猩猩取决于你的基因而不是你的信仰，而不同的基因决定了一个物种独特的社会行为。黑猩猩雌雄混住，通过从雌雄两个性别那里争取支持者，建立同盟来竞争权力。而在大猩猩那里，则是一只支配的雄性，建立起雌性的后宫。通常，它还会把一切可能挑战它的地位的成年雄性驱逐出去。黑猩猩不会接受像大猩猩那样的社会安排；大猩猩也不可能像黑猩猩那样组织自己；而据我们所知，黑猩猩和大猩猩特有的社会系统，不仅在最近几十年来一直是一样的，数十万年来也是一样的。

而人类则完全不同。不同的人类族群可能的确有独特的社会系统，但这些社会系统不是由基因来决定的，它们最多也不过持存数百年之久。比如二十世纪的德国，在不到一百年里，就用六个差别很大的系统组织过自己：霍亨佐伦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即共产主义的东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即西德），以及最终的民主的统一的德国。当然，德国人保留了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对啤酒和香肠的热爱。但除此之外难道有什么把他们和其他所有民族区分开来，且从威廉二世到默克尔的时代一直不变的，德国特有的本质呢？如果你真的想到了什么，那么，在一千年前，或五千年前，那个东西也不曾变过吗？

（没有得到批准的）欧洲宪法的前言开头说，它的灵感“来自于欧洲的文化、宗教和人文主义遗产，这些遗产发展出了人类不可侵犯和不可让渡的人身权利、民主、平等、自由和法治的普世价值。”这很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欧洲文明是为人权、民主、平等和自由的价值所定义的。无数的演说和文件，都把古代雅典的民主，和当下的欧盟直接联系起来，赞美欧洲两千五百年的自由与民主。这让人想起寓言里那个抓住大象尾巴然后总结说“大象就像一把刷子”的盲人。是，民主的理念，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们从来不是它的全部。就其荣耀与影响而言，雅典式的民主不过是一场三心二意的实验罢了，它只在巴尔干的一隅幸存了不到两百年。如果说在过去二十五个世纪里，欧洲文明一直为民主和人权所定义的话，那么斯巴达和凯撒，十字军和西班牙征服者，宗教裁判所和奴隶贸易，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希特勒和斯大林该怎么算？他们都是来自某个外来文明的入侵者吗？

事实上，欧洲文明就是欧洲人造就的一切，就像基督教是基督徒造就的一切，伊斯兰是穆斯林造就的一切，而犹太教也是犹太人造就的一切一样。在数个世纪里，他们也都把自己的文明造就为显著不同的东西。人类族群更多地是由他们经历的改变，而不是由任何连续性来定义的，但也多亏了他们讲故事的技巧，他们还是为自己创造出各种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身份认同。无论他们经历什么革命，他们都可以用同一根线把新旧编织到一起。

人们经常拒绝承认这些不连续性，特别是在涉及核心的政治和宗教价值的时候。我们坚持我们的价值是从古老先祖那里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然而我们之所以可以这么说，不过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就死了，没法为自己说话。事实上，所有宗教的“宝贵遗产”都建立在对古代传统的扭曲之上。伊斯兰国吹嘘说它恢复了纯粹、原始版的伊斯兰，但实际上，它对伊斯兰的看法是全新的。是，它的追随者引用了许多庄严的文本，但他们在决定选择引用哪些文本和忽略哪些文本，以及如何诠释它们上，其实相当自作主张。他们在诠释神圣文本上的“DIY”的态度本身就是现代的。

这并不是说伊斯兰国像一些人论证的那样，是“非伊斯兰的”或“反伊斯兰的”。像奥巴马那些的基督教领袖，竟然鲁莽地去教育像巴格达迪那样的自证的穆斯林，做穆斯林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件特别反讽的事情。关于伊斯兰的真正本质的激烈争论完全没有意义。伊斯兰没有固定的DNA。穆斯林把它变成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伊斯兰是穆斯林造就的一切。

在伊斯兰国征服叙利亚和伊拉克大部分地区的时候，它杀死了数万人，破坏了考古遗址，推倒了雕塑，并系统地破坏了先前政权、和西方文化影响的象征。然而，在它的战士进入当地的银行，发现那里储藏的绘有美国总统肖像、和赞美美国的政治与宗教理想的英文口号的美元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这些美帝国主义的象征烧掉。因为美钞受到了普世的尊重，这种尊重跨越了一切政治和宗教之分。尽管它并没有任何固有的价值——不能吃，也不能喝——但人们对美元、和对美联储的智慧的信任是如此地坚定，以至于甚至伊斯兰的原教主义者、墨西哥的毒枭、朝鲜的暴君，也共享这样的信任。在前现代，人类不仅经历过多样的政治系统，也经历过多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经济模型。相形之下，如今，几乎每个人都相信同一个资本主义命题的略有差异的变种，我们都是同一个全球生产线上的齿轮。

当代人的这种同质性，在涉及我们关于自然世界和人体的看法的时候是最明显的。如果在一千年前，你生病了，那么在欧洲，地方牧师很可能会告诉你，你惹上帝生气了，为了重获健康，你应该给教会捐点什么，去圣地朝一下圣，并热诚地祈祷上帝的宽恕。或者，村里的巫婆会揭示说，你被恶魔附体了，她会通过唱歌、跳舞，用黑公鸡的血来把恶魔赶走。今天，如果你不小心生病了的话，你在哪里生活带来差异，要小得多。在多伦多、东京、德黑兰或特拉维夫，你都会被送去看起来都差不多的医院，在那里你会见到穿白大褂的，在同样的医学院里学习过同样的科学理论的一生。他们会按同样的规定，用同样的检测，下类似的诊断。然后，他们会给你开由同样的国际医药公司生产的，同样的药物。尽管有一些小的文化差异，但加拿大的、日本的、伊朗的和以色列的医生，关于人体和人类疾病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样的。伊斯兰国在征服拉卡和摩苏尔后，也没有拆毁当地的医院。相反，它呼吁全世界的穆斯林医生和护士到那里为它提供志愿服务。伊斯兰的医生和护士，想必也是相信，身体是由细胞构成，疾病是由病原体引起的，抗生素能杀死细菌的吧。

而什么构成这些细胞和细菌呢？说真的，又是什么构成了整个世界？一千年前，每一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关于宇宙，关于宇宙这碗汤的基本成分的故事。今天，全世界上过学的人都相信一样的，关于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的东西。比如说，以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为例。全部的问题，就在于伊朗人和朝鲜人对物理学的看法，和以色列人和美国人一模一样。如果伊朗人和朝鲜人相信E = mc4的话，那么，以色列和美国就不会关心他们的核计划了。人们依然有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民族认同。但在涉及实践问题——如果建造一个国家，一种经济，一所医院或一颗炸弹——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属于同一种文明。

无疑，分歧是存在的，但因此，所有文明也会有它们内部的争论。的确，文明本身也是为这些争论所定义的。在试图概述自己的认同的时候，人们经常会试图列出共同特征的清单。这是错误的。列共同的冲突和困境的清单，会更有用。比如说，在1618年的时候，欧洲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宗教认同——它是为宗教冲突所定义的。在1618年“是”一个欧洲人意味着执着于天主教和清教之间、或加尔文主义和路德宗指教的教义上的细小差异，以及，愿意因为这些差异而杀人和被杀。如果一个1618年的人不关心这些冲突的话，那么，这个人可能是突厥人或印度教徒，但肯定不是欧洲人。类似地，在1940年的时候，英国和德国的政治价值截然不同，但它们都是“欧洲文明”的一块和一部分。希特勒不比丘吉尔更不欧洲。反而是，他们之间的斗争，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上，定义了“是”欧洲人意味着什么。

最经常和我们摩擦和斗争的人，往往是我们自己的家人。认同是为冲突和困境，而非一致所界定的。在2018年，做一个欧洲人意味着什么？它不意味着有白皮肤、信基督、或坚持自由的权利。相反，它意味着激烈地争论关于移民、欧盟、和资本主义的局限的问题。它还意味着你要执着地自问“是什么定义了我的认同？”并担忧人口的老化、消费主义的肆虐、和全球变暖。二十一世纪的欧洲人，就其自己的冲突和困境而言，不同于他们在1618年和1940年的祖先，反倒是越来越像他们在中国和印度的贸易伙伴了。

无论未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变革，它们涉及的都只可能是一种文明内部的兄弟之争，而不是陌生文明之间的冲突。二十一世纪的大挑战，在性质上说是全球的。在气候变化触发生态灾难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在电脑在越来越多的任务上胜过人类，并在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上取代人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在生物科技使我们能够改进人类、延长我们的寿命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会有激烈的争论和痛苦的冲突。但这些争论和冲突不太可能使我们彼此孤立。恰恰相反，它们会使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尽管人类还远远没有形成一个和谐的共同体，但我们都是这个吵闹的全球文明的成员。

本文原载公众号“人类学之滇”，原标题为“为什么说文明这种东西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