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众生相——对比中美贸易战：_风闻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革命中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在这个事件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如法国大革命至于普鲁士，直接加速了中国这个现代国家概念的形成。目前对于抗日战争的文章主要体现在战争上，对于政治上的分析比较少。在抗日战争中各个派别的政治主张和政策直接影响了后续中国的发展。

1：日本和清朝入关政治理念的差异：清朝的政治理念还是传统儒家的家天下的观念，这个理念和传统中国是一致的。国家是皇帝家的，大臣与皇帝之间是恩义的关系，皇帝有恩于大臣，大臣要向皇帝尽忠。而百姓则是皇帝的子民，只是为皇帝提供税收和人力的，没有向皇帝尽忠的义务。就如这样一句话：俩个狗去争夺一个骨头，不会要求骨头去帮助其中一个狗的。

而当日本入侵中国的时候，整个国际上的政治理念已经变成了民族式国家了，国内民族式国家的概念从五四开始已经在精英之间形成了。也就是这个国家不只是当官的国家，而是全国人的国家。而抗日的时候，全民国家的概念开始从精英，走向了全民。这个概念直到80年代才成为一个常识。

按照民族式国家的概念，日本对中国形成了七块的理论，具体在操作上，是东北、华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准葛尔）、甘肃。土肥圆被称为远东的劳伦斯。而劳伦斯就是在一战的时候，英国为了分裂奥斯曼土耳其，派到沙特阿拉伯帮助建国的人。而土肥圆最大的成果是建立了满洲国。但是不幸的是他遇到了另一个理论—社会主义理论的阶级国家的理论。共产党用这个理论废了他的国家的理论。最经典的是在满洲国，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儿子竟然是中共的地下党，其中在他的这个地下党小组里面，大部分都是满洲国高级干部家里面的公子哥。在日本建立为蒙古国的时候，德王的军队干脆让另一个乌兰夫搞了一个百灵庙兵变，把他的兵带走了。甘肃的马家干脆直接把自己家的公子送到了中央。传统上的家族式国家和现代的阶级性国家，共同对抗住了民族式国家对中国的侵害。如果对比一下中东的病夫。他们也是多种思想在一起对抗。比如阿拉伯民族联合的阿拉伯复兴党。民族式国家的西方思想。还有传统的穆斯林思想。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建成了多个国家。但是内部要联合的穆斯林思想却一直存在。

外部的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由于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力量逐渐退出了东亚，影响东亚的主要是美国和苏联。苏联的目标是中国需要牵制住日本，不要他和德国合作，来共同对付苏联。而美国主要的目的是商业目的。也就是他的门户开放政策。

内部的力量1：投降的思想：

1：拯救派——引用三体中的一个概念。这些对中国社会已经充满了失望。认为中国已经无法走向现代化了，需要靠外力来拯救。这些人是自愿的来欢迎日本来改造中国。这些人当时有很多，目前研究历史的如——日本的入侵促进了东北的发展。以及汪三公子等。

2：现实派——也叫低调俱乐部。认为凭借中国的力量无法和日本战争。而选择投降日本。借以保民，认为中国的抗战不可能成功，只可能加深中国人的苦难。提出了投降就是保民的观点。

3：有奶便是娘派——这些人没有自己的主张。认为谁的中国都可以，只要不少他们吃的，就可以。大部分的伪军就是抱着这个态度来投降的。

2：抗争的思想：

4：外部干涉派——这些人认为单凭中国的力量无法战胜日本，必须引入必要的外部干涉，才能取得胜利，甚至可以恢复站前的状态。这个以委员长为代表的。也是他打淞沪会战的目的。

5：悲壮的抗战派——这些人，对于抗战的前途比较悲观，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但是作为一个爱国的人，不愿意投降。只能以死抗争。这个大部分国民党的爱国将领为主。你可以看到他们写的遗书，都是以死报国。中国军人不得不死等词句。作为一个军人，无法找到胜利的方法。只能靠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拼死抗战。对于如何才来取得成功。他们不知道。没有人告诉他们如何才能取得胜利。

3：共产党领袖的抗战思路：科学的抗战——论持久战。具体内容不做引用。只引用结论：胜利的条件是——全民抗战——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也是他和蒋百里《国防论》之间的最大区别。蒋百里是一个军人；军人是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而政治家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如果一个抗战片无法体现这个思想。那么就不是他所理解的抗战。

其中的几个原因是：日本是个小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个大的半殖民地国家。落后的国家，这个国家和现代化国家最大的区别是，城市不是国家的中心，即使敌人占据了所有的城市，抵抗力量也能依靠农村，进行生存和抵抗。但是城市不是一个生产型的城市，只是商业和政治的中心内。如果没有农村的供养，也就成为一个死的城市。也就是即使丢掉了所有的城市，中国也可以凭借农村进行抵抗，这是中国当时和其他所有国家最大的不同，如果看在贸易战上，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外贸现在在中国的经济中的比例并不是很高，如果丢了外贸，凭借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能生存下去。08年由于经济危机的情况，中国就启动国内市场来对抗危机。

全民抗战：就要求政治力量要深入改造基层。传统的中国是士绅的社会，对基层的管理是靠士绅来管理的。只是从基层吸取资源，没有对基层进行有效的管理。而全民抗战，就要求对基层进行有效管理，这个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强项。通过救国会，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深入到最基层进行管理。使用不同的政策来从基层吸取资源，“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来使尽量对各个阶层的伤害最小化。通过减租减息，来满足农民的要求。来降低内部的对抗。这个政策对于地主来说，可以保护他们在这个法律下的合法利益，虽然在个利益比原来的少了。但是和过去土匪，强盗，溃兵的抢掠来比较，又有了安全感。也就是在贸易战中如何形成对各个阶层都有利的政策，来发展自己内部的市场。平衡生产和消费。目前是生产足够，但是消费不足。所以是生产困难。但是目前的大部分政策都是在治疗生产的病，而没有考虑如何扩大消费。

这也是中国游击战能够坚持的根本原因。对比东北的抗联和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无法长久坚持。就能理解在古田会议对单纯军事思想的批判。

同样在共产当内对于抗战的理解也分为不同的派别。

6：东北抗联——这一个部分是受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处来指挥的。如果看他们的抗战都是军人联合的抗战，1：没有做发动民众的工作。抗联只有营盘，没有根据地。也就成了无根之水。大水初看很大。但是由于没有根基。大水过后，就是白茫茫一片。2：没有对旧的军队进行改造。刚建立抗联的时候，看情景很大。许多土匪，包括东北最后的很大的谢文东等，都加入。但是没有对这些军队进行改造。当条件变的艰苦的时候，看不到希望的时候，这些土匪，又投降了日本。也就是这只是一个军队的联合体，并不是一个军队。因此，在经过日本几次大兵团的绞杀后，被迫退出了东北，寄居在苏联。

7：部分党的高级将领，在抗战的时候也喜欢军对军抗战。以军队抗战为主。但是不愿意发动群众。这个也是后来受到批判的原因。

8：新四军——对自主抗战的不同理解，一个是受统一战线限制了手脚，不敢独立的发展，一个是统一战线只是在思想上保存一致，不需要在战略和战术上保持一致。

9：最能体现领袖思想的一派——善战者无赫赫战功，军政双优的元帅：

网上在对中国元帅的评价，其中的聂荣臻和罗荣桓的战功和其他元帅相比较，评价的比较低。如果评价罗荣桓。但是如果从他抗日前所负责的大区——山东来看，会发现过去对于中国战将最高的评价，善战者无赫赫战功，出将入相之才。

抗战前，山东只有一些地下党，没有自己的地盘。抗日战争打响后。当时的山东省主席没有进行抵抗，直接逃跑。当时山东出现了无数打着抗战旗子的武装，有国民党的，共产党的，土匪，以及当地土豪的武装。所以共产党向派人去整理这些武装，现是陈光，徐向前。但是这些人都是军人的成分多一些。缺少一些政治家的头脑。后来派了罗荣桓去。用领袖的话说，罗荣桓一去，整个山东就活了。到了抗战后期，他已经把日本鬼子困在了大的城市和各个碉堡中了，整个外部全是共产党的地盘。由于共产党的部队没有重武器，无法攻击这些城市和碉堡。但是日本鬼子也无法出来，进行就地的补给。困在各个碉堡里面无法出来。甚至出现了网上说的，日本鬼子出来给当地的地主打工来挣吃的情况。抗战结束的时候，除了一些美国帮助占领的青岛等几个大城市外，其他的都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尤其控制了烟台。到了解放战争的时候，国民党重点进攻的时候，就给出了俩个区域，一个陕甘宁，一个是山东。这还是他把山东大部分部队带走的情况下。给后续的部队留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后来的陈粟大军在这个区域继续发展壮大。最后成了第三野战军。

如果从战争上讲，几乎在山东没有发生过让大家记忆深刻的战争。如共产党的几个大的抗战胜利，黄土崖打死日军的中将。百团大战，山东也没有参与。都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小的战斗。

但是如果从政治，经济上来讲，山东却做到当时的最好的状态。在财政上，这个根据地发行的渤海币是当时中国内部最坚挺的货币。但是对于山东这些研究的比较少。

如果看聂荣臻元帅的模范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情况，由于美国的纳尔逊的记录和中国自己的记录。具体可以参考阿蒙在观察网上的系列作品。可以看到在这个阶段为了达到全民的抗战，根据地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包括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乃至卫生上。包括全民抗战的减租减息，选举，国民身份的教育，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男女平等，卫生条件的改善等。

也就是抗战并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斗争，而是包括政治，经济上的斗争。中国在抗日战争中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管理模式。这个模式最终复制到新的中国。

也就是抗日战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的胜利，而是中国在战火中找到了一个新的管理方式，这个方式和过去的中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种转变和其他的社会的转变一个重大的不同是，其他的社会的转变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社会的管理方式和人们的思想文化有了足够的准备，进行的转换。而中国的这次转变是中国内部的生产方式还没有达到转变的要求，但是在外力——抗日战争的作用下，在先进的理论指导下提前进入的转变。他的转变超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就是社会的管理方式超出了生产和思想的发展，帽子比头大。这也是后续中国发展问题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