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百年之鉴：人民善变，不可轻信_风闻

今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

104年之前，世界列强的决策者们在人民的鼓动下走向了战争，他们以为这场战争将为他们的政府赢得高呼战争口号之人民的支持。但仅仅四年之后在：

俄国君主尼古拉二世就被他曾经高呼虚假战争口号之人民推翻了，随后被全家处决（相比之下，真正理解人民虚伪的大政治家列宁选择向德国人屈服求和，反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奥匈帝国君主也被曾经高呼虚假战争口号之人民推翻了，随后被迫流亡；德国君主威廉二世亦是如此。

即便是在战胜国英法两国，国内曾经欢呼战争的人民们，到了1918年已经义无反顾地要求和平，和平主义之狂热，使得法国将军福熙追击德军的企图甚至变成了可能引发国内革命的政治冒险。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在战前最不热衷战争、最反战，同时也是最不受待见的政治组织纷纷成为战后欧洲最炙手可热的政治英杰。俄国的列宁、德国的卢森堡、甚至英国的工党，纷纷乘势而起，崛起为号令一方的政治头人。

▲1914年的德国人民是极为好战的，任何妥协主张、任何和平建议，都被德国民众认为是叛国贼的思维，但随着战争伤害到自身利益，仅仅四年之后，任何坚持作战的主张都被德国人民认为是“军国主义”思维——可怜的威廉二世并不知道他的人民本质虚伪

残酷的一战历史带给我最深的感悟，从来不是战争上的血雨腥风，而是对人民的理解。在这场四年的战争中，人民将他们的内在政治属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1、人民渴望国家的胜利虚荣，但并不想真正为国家付出牺牲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无论是德国、奥地利，还是俄国、法国和英国，所有参战大国的民众都是以极高的热情迎接战争的，没有多少人认为战争会带给他们痛苦。因为各个参战国媒体都在渲染本国的军事优势，以致于所有的参战国民众都对胜利的荣耀笃定不疑。更何况，一战之前的大国战争，往往都是几场会战之后就全部结束了，战争时间非常短暂，而且局限于现役军人，当时没有多少参战国民众认为战争会为自己带来可见的牺牲。

然而，当幻想中的假日战争变成看不到结束希望的残酷堑壕战后，战争不仅仅吞噬了普通现役军人的生命，而且还迫使民众成为预备役走向战场，更重要的是，战争对社会物质财富的剧烈吞噬，使得民众的财产迅速缩水，陷入严重的返贫化。

最终，参战国民众对实质财产的热爱，超过了对胜利虚名的钦慕，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他们变成了最狂热的和平主义者，甚至不惜拥护那些战前舆论口中最不堪的“卖国者”。

一战的事实证明，人民只是热爱国家的胜利虚名，而且绝不想为此牺牲自己的利益。任何试图将民众引向一场需要人民主动付出重大牺牲才能获得国家胜利虚名之战争的政治，在政治上都是得不偿失的。

人民支持政策，但并不会承担

2、人民会鼓吹政策，毁誉政府，但不会为这种政策的任何具体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1911年摩洛哥危机中，当大英帝国决心支持法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立场，德皇威廉二世为了避免陷入灾难性的战争，选择了外交妥协。事后，德国舆论和德国民众公开抨击威廉二世的软弱和胆怯，嘲讽其为“胆怯者威利”。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威廉二世感叹“人民渴望战争，如果爆发下次危机，恐怕任何妥协都将激发舆论的不满。”

因此，当1914年6月萨拉热窝事件爆发后，为了摁住战争机器的开动，威廉二世曾经与俄皇尼古拉二世曾试图协调起来，防止战争爆发，但德国民意和俄国民意纷纷鼓吹战争，同时将任何和平举措视为“卖国者”，在巨大民意压力下，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屈服了，战争进程失去了控制。

四年之后，当战争带来的巨大牺牲和经济灾难降临到每个极限参战的大国身上后，德国和沙俄报纸的舆论开始发生了巨变。同样是马克斯韦伯，1914年还在痛骂任何和平主张，到了1918年已经将战争的主张者视为无耻的军国主义者了。这位大知识分子的主张，并没有任何先见之明，他只是当时德国民意随情势演变的象征。

事实上，真正的战争推动者，并不是各国领袖，甚至各国政府，二世各国不可遏制、毫无责任感的舆论和民意。然而当战争的后果显现后，这些民意和舆论又开始鼓吹和平，痛骂战争。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人会对战争的真正制造者人民追责。

在政治生活中，人民就像五岁不到的婴儿，婴儿永远不需要承担责任。所以，民意就像婴儿的啼哭一样，只能利用，不能依靠。俾斯麦、罗斯福利用民意，玩弄民意，扩张自己的权力，推动自己的政策，越混越好，而威廉二世、戈尔巴乔夫和默克尔唯民意是从，最终毁灭了国家的稳定。

所以，观察一个国家是否有前途的重要指标，就是看他领导者对民意是否盲从。

因此，当你看到2015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民意的压迫下，轻率地使得数百万难民毫无障碍地涌入欧洲之时，你就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国家衰乱的明显征兆。

就像1914年德国人民逼迫他们的皇帝走向战争一样，101年后，德国人民再次逼迫他们的总理无条件接受难民，也如同当年的战争负面效应显现出来之后般，当难民政策的后果显现后，德国人民就像当年抛弃德国皇帝一样，开始逐渐抛弃他们的女总理。

这就是民意，一方面渴望荣耀，另一方面也厌恶牺牲。总体而言，对于政客们来说，当两者需要权衡时，后一种情感理应更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