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 袍哥时代的川西乡村，究竟有着怎样的秩序？_风闻

袍哥的称谓，源自关公。关羽是汉末军阀、后来的蜀汉开国皇帝刘备的义弟，《三国演义》汇聚了有关他的各种传奇式事迹。关羽被定义为中国古人忠诚与勇猛的象征。当初，曹操攻伐徐州，刘备与关羽等人失散。在曹军的重重包围下，为保全刘备的家室，关羽答应降汉不降曹。曹操为收服关羽，不仅赐予高官厚禄，而且还赠送了若干金银珠宝以及华贵衣物。但关羽总是身着一件旧袍。原因是此袍乃刘备所赠。袍哥一语正来源于此。

袍哥会、袍哥组织大规模兴起于清王朝晚期对基层控制削弱的历史背景，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四川地区长达近百年里基层治理缺失的空白，成为了四川地区最具权势和社会影响力的帮派组织。若干个川军军阀大多具有袍哥身份，依靠帮派规矩来管理部队。而国民政府对四川实施的渗透和管理，也因为袍哥组织的广泛存在而受到阻遏。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政府步步内迁，而川军则受命出川抗日，袍哥组织迎来了历史上其最为高光的时刻：大量川军将领和基层士兵，都是袍哥成员，所以才得以在武器装备远逊于日军的情况下，凭借一股义气，慷慨出击，正如当年关公为报效刘备之恩那样，不惜己身。

明末清初，四川地区遭遇长期战乱，人口大量削减。不得已的情况下，清朝政府启动从周边各省大规模向四川移民。移民中的中下层因生计困顿，分化出被清政府成为“啯噜”的江湖帮派。而乾隆年间反复对川藏地带用兵平叛，让西安至汉中、广元、绵阳再到成都的地带，以及自南京至重庆、泸州、宜宾、乐山这样的水路，还有陆路、水路上若干个乡镇，均受益于“战争经济”。叛乱平息后，滞留在四川地区的老兵，与“啯噜”，以及白莲教组织的糅合，到了清朝晚期就锻造出形态奇异的袍哥组织。袍哥尚武，讲求一套独立于律法与传统民间道德的义气规矩。

袍哥组织建立了一套繁复的“专用术语”，也可以理解为“黑话”的体系，其中重要的关键词是“反清复明”。袍哥组织将关公列为保护神，一如后来在港台等地区兴起的黑社会——但后者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远远不及前者。说到底，袍哥组织跟港台黑社会是没有区别的，其主要经济来源除了在道路上设卡勒索，向商户和居民收取保护费用，就是加工和出售鸦片。许多袍哥自己也吸食鸦片。袍哥组织讲求“义”字当先，但不同堂口之间的倾轧冲突也十分频繁，其实跟“义”毫无关系，为的都是私利。袍哥组织虽然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地方的保护者的角色，但是他们首先是作为地方的控制者、对居民的盘剥者存在的，并不是一些论者所描绘的具有崇高道德的所谓乡贤。1949年以后，随着四川的解放，袍哥组织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新政府一扫而空，四川本地的居民才真正意义上获得了安全和安宁。

北京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前教授、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兼历史系主任王笛所著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一书。这本书以民国时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在四川成都郊区乡镇的调查报告为基础，利用历史档案、文学作品、回忆录等文献，从多角度考察民国时期四川基层袍哥的背景、活动和日常生活。

这本书的另一个主角，是20世纪30-40年代成都的一个基层袍哥雷明远。女儿淑清与家里请来的裁缝被传有了不名誉的关系，雷明远不问青红皂白就将两人抓到，在河边以私刑将之处死。书作者不无讽刺的指出，民国时期的刑法早就规定私刑致人死亡，至少要判处无期徒刑。但就在成都的郊区，这样一起令人瞠目的杀人案，却并没有让杀人者受到惩罚，足见当时的“法治”是大打折扣的。

这本书开篇讲述了四川盆地尤其是以成都、都江堰为中心的川西平原的富饶。这一点背景介绍非常重要。川西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都江堰兴建后的2千多年时间里，生态上高度稳定，农业发展水平很高，这滋养了成都这座西部城市。也解释了为什么川西平原足以养活袍哥阶层这一事实上的食利阶层。

袍哥在民国时期，成为了成都等四川地区城市的风云人物。但新思想也在发源，城市居民尤其是知识阶层对于袍哥的鄙视其实也非常显著，袍哥的尊严主要建立在我们前面提到的入川陆路（广元-成都）、水路（宜昌-重庆-乐山）沿线的乡镇之上。《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书中通过历史档案，为读者详细还原了20世纪30-40年代成都等川西地区袍哥的生存状态，指出相当数量的袍哥其实也兼具反动军政身份，用各种身份堆砌起来的暴力行动资源来服务于个人的非法勾当。当然，由于袍哥组织的普遍存在，为了避免暴力的过度泛滥，所以乡镇就出现了在茶馆里讲理的纠纷调停机制——我们在港台黑帮电影中常常就能看到类似的场景。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一书还介绍了袍哥组织的仪式与规范。比如颇具趣味性的“摆茶碗阵”。进入20世纪40年代，随着国民政府在四川加强控制，传统基层的袍哥组织的运转也受到了影响。而这本书的主角之一的雷明远，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基层袍哥，也因为沾染鸦片毒瘾而慢慢淡出基层的权力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