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本省教授吕正惠为重庆大学设计了一门大学国文课_风闻

本文为吕正惠教授为重庆大学版《大学国文》所作书序。转自重庆大学“大学国文”通识课微信公众号：重大国文。

吕正惠，一九四八年生，台湾嘉义人。先后任台湾清华大学与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治唐诗与台湾现代文学，著有《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小说与社会》、《CD流浪记》、《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诗圣杜甫》等作品。

《大学国文》序

2013年1月我从台湾淡江大学退休，刚好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邀请我去讲一个学期的杜甫诗，我很高兴就同意了。到高研院以后，有一次开院务会议，讨论“大学国文”这一门课应如何开设，甘阳先生要我也列席。甘阳是点子很多的人，他说这门课既要讲作品，同时也要讲中国文化，而且最好能从作品的选读中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其他老师听到甘阳的意见，都面有难色，大家都认为构想虽然很好，但难度太大。

这门课台湾的大学也都开了，不过我们的课名叫“大一国文”，我上大学时就上过，我刚在大学教书时，也教过十几年。大学生们认为高中已经读了三年国文，大学还要读，实在是多余，很少人对这一课程有兴趣。后来我跟几位朋友一起提出改革这门课的构想，呈到台湾清华大学的教务处去，我们的想法学校很支持，我们也就立即实行。不过，凭良心讲，这一改革在后来的施行中也并不理想。我常常想，如果我有机会重开这门课，应该要如何教。

我心中的想法其实和甘阳很类似，因此，当甘阳问我意见时，我一时冲动，就说，如果能把这门课延后半年实施，我愿意按甘阳的想法试教看看。甘阳和当时高研院的吴书记（现已退休）都很高兴，立刻抓住我不放，我想后悔都来不及。吴书记对这门课的开设真是尽心尽力，他努力为我解决在重庆的生活需求，又告诉我，我讲课的时候，原定要上大学国文的几位老师都要来听我的课。当我讲了半年之后，他们一方面还要听我下半年的课，另一方面又要在别的系开这门课，把前半年听过的课自己试教一次。我第一次体会到重庆大学的办事效率，在我看起来似乎很困难的事，却办得井井有条。

吕正惠老师在重庆大学文字斋留影

刚开始的时候，我非常忙碌，又非常紧张。我要在每学期上课之前两周把整个学期的课程设计和讲义编好，在每次上课之前五天要把每一讲的纲要编好，而且要做成PPT。年轻老师中的袁敏老师跟我住同一栋公寓，她很热心的帮我做每一讲的PPT。学校特别请了一位录像师傅，把每一堂课都录制下来。每一位年轻老师上课时，可以根据我们编的PPT和授课录像，弹性调整，这样，整套课程既有统一性，又能表现每位老师的个性。我当了一辈子的老师，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但我觉得很有价值。

今年三月我突然接到袁敏老师的信，她说，大学国文课程组的老师，参考我的实际教学和教学纲要，快要完成一本大学国文的教材，而且已经约好了出版社，课程组希望我为这个教材写一篇序，我当然义不容辞。

我自己最满意的是第一讲“考古中国”。这一设想也是甘阳提出来的，非常好，我立刻欣然接受。我以前花了不少时间了解新中国的考古成就，现在刚好派上用场。我的设想是：拿中华文明来和希腊文明比较。希腊文明并不仅限于希腊半岛，还散布在地中海和黑海各处的海岸边，都是小小的城邦，这是希腊无法统一的原因；而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区的黄河中游，却是一整片广袤的黄土高原。在这种对比下，就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基础是非常广大的农业区，世界上其他的古文明都没有这么大的农业区。

其次，我想强调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绵延性。苏秉琦的《中华文明起源新探》据新中国的考古发现，注意到中国各地都有许多新石器文明，刚开始时这些新石器文明很难分出高下，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黄河中游因为处于各种新石器文明的中心点，便于吸收各处文明的优点，才形成中华文明的基础。这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成形的时候就具有广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再加上广袤的黄土高原的农业区，就使得中华文明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就形成了经久不绝的绵延性。

我自己希望第一讲能够起到统摄作用，让以后的各讲都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展开。譬如讲到《诗经》，我特别强调《诗经》所呈现的周代农业文明的特质，这只要拿希腊诗人赫西阿德《工作与时日》所描写的希腊农业来对比，就很清楚。又譬如《左传》所描写的列国关系，只要拿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呈现的希腊城邦内战来比较，就可以看出，希腊城邦的内战只能一直打下去，直到大家都耗尽能量为止，而春秋列国之间虽然有许多战争，但大家基本上都有一个“尊王”的愿望。

到了战国时代，七个大国都想当王，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越打越激烈，这个时候先秦诸子的思想开始产生了“大一统”的观念，这跟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始终以城邦为出发点来建构政治理论有极大的差异。秦汉完成大一统后，司马迁的《史记》就以“大一统”的观念来书写从古代到汉代的中国历史。《史记》不但是一本伟大的文学书籍和历史书籍，更重要的是它让“大一统”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中国大一统形成史中具有非比寻常的作用。

汉帝国的瓦解一向被拿来和罗马帝国的崩溃相比较，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时间上相当接近。但罗马帝国消失以后，欧洲地区就再也没出现过“大一统”的帝国了，而中国在游牧民族大量涌进中原地区，分裂了三百年以后，却又重新统一为唐帝国。唐帝国的形态和汉帝国有很大的区别，但我们不能说，唐文明和汉文明是不同的文明，它们还是中华文明的两个阶段。“五胡”大量进入华北地区，但华北并未发展出另一种文明；“五胡”后来全部汉化，为中华文明带来新的因素。印度的佛教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但佛教并未像有些外国学者所说的“征服”了中国，佛教后来也“中国化”了，和儒学及道教“和平相处”，中华文明又多了佛教这一新的因素。

在华北地区陷入混战时，大批北方汉族逃到南方，他们努力开发南方，让南方的农业区得以扩大。因此，重新统一的唐帝国，就比解体前的汉帝国更为“巨大”。每一次分裂之后的再统一，都让中华文明成长得更为壮硕。这种情形，在后来元代、清代两次的再统一中更是明显。因为唐代、元代、清代，在统一的过程中，主要的军事力量是塞外民族，所以很多外国学者会迷惑不已：这些都是中国吗？但是，从文明形态上来看，我们能说汉、唐、元、明、清是五种文明吗？所以，要讲魏南北朝和隋唐的文学与思想，就应该把从分裂到再统一做为讲述的主轴。这是秦汉大一统之后，中华文明第一次的“再扩大”，以后的元、明、清三代时，也是一样的情况。

重庆大学版《大学国文》教材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撰写这一教材的共有十二位老师，其中七位听过我的课，五位没有。我相信他们一定彼此讨论过如何把先秦至清代的文学作品纳入中国文化发展的大架构之中。他们都比我年轻得多，学有专精，因此没有选择我那种企图心太大的放言高论的方式来撰稿，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安排非常巧妙，很让我佩服。

我要特别感谢为第一章撰稿的刘扬老师，他几乎完全遵照我拟定的纲要，保留我选用的地图和制作的图表。从具体文字来看，刘扬老师甚至从录像中记录下我上课中讲的一些话。当然，他自己也从别处增加数据和地图。我不能说，他只是整理者，当然更不能说，他所写的就是我想写的，不过，这一章把我的基本想法大致都保留了下来，应当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章刚好是我自己最满意的，能以这种方式让我间接参与了这个教材，我感到很荣幸。

先秦两汉部分共有三章，即第二章到第四章。第二章讲《诗经》和《楚辞》，第三章讲先秦诸子，第四章讲《左传》和《史记》，简单明了，重点选择得非常好。尤其是第四章，把记录春秋列国的《左传》，和表现大一统格局的《史记》相并列，真是神来之笔。

关于第二章我想补充一点意见。相对于中原而言，楚国不只是南国，在春秋时，楚国还被中原诸国视为化外的“蛮”，管仲辅佐齐桓公，实行“尊王攘夷”政策，他们所要“攘”的“夷”，主要就是指楚国。甚至到了战国中叶，孟子还说楚人“南蛮鴂舌”。但是，到了战国末期，楚国竟然出现了屈原这一位伟大的诗人，这恰好证明，楚国已经和中原合为一体了，所以《诗经》和《楚辞》后来并列为中国诗歌的两大经典。我们还容易忘记，大一统之后所建立的一个伟大的朝代，汉朝，就是楚人刘邦建立的，而推翻秦朝贡献最大的陈胜和项羽也都是楚人。楚地融入中华文明核心区的过程，是中华文明融合力量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魏晋南北朝是大分裂的时代，又比较缺乏大家公认的经典和大作家，很不好组织。本书第五章至第七章着重表现三个重点：五言诗成熟的时代──从《古诗十九首》到陶渊明；门阀土族的生活样态与文化风尚──以《世说新语》为核心；南北方文化的差异、交流与融合。重点选择得非常准确而精当。这一部分最容易让我们看到从文化视野来统摄文学作品的重要性，这样，大学国文才不会沦为作品选读。

第八章讲李白、杜甫，第九章讲古文运动，都是必然的选择。我自己上课时也只讲李白、杜甫，现在突然想到，应该加进王维。李白具有异外色彩，又是道教徒，杜甫纯属儒家，王维则笃信佛教，三家都讲，可以看出盛唐文化的丰富与多样，同时也可以谈到佛教对中华文明的影响。至于古文运动，其实是儒学复兴运动的一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后，儒学式微，道教、佛教影响更大。隋、唐再度大一统后，重建社会伦理秩序的首要之务在于重建儒学，这一工作直到宋代才由理学家完成。进一步讲，唐代的重建儒学，是对先秦两汉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可以让我们清楚看到，中华文明自先秦至唐代是一路发展下来的。讲古文运动，需要把这一背景交代得更清楚。

我前面已经说过，要如何把宋以后的文学和宋以后文化形态联系起来，我目前还没有想得很清楚。本书最后四章以庶民文学作为选讲重点，是现在一般都能接受的处理方式，我觉得也很恰当。庶民文学的兴起和宋以后的社会形态有密切关系。自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已经完全消失。宋代以后科举成为仕宦唯一重要的途径，任何平民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成为士大夫，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阶级流动。因此，宋以后的士大夫和平民的距离并不像唐以前那么大。所以，词这一新兴的文学形式同时具有庶民和士大夫的精神内涵，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但是，关于戏曲和小说的兴起，我们该如何解释呢？这两种文学形式，在宋代都已萌芽，但在金、元两代发展得更好，也许和女真人、蒙古人、色目人大量进入中原地区有关系。这些人要学好士大夫所使用的典雅汉语是很不容易的，他们反而更容易接受以口语为基础的汉族民间文学。也许是由于他们的热爱，才助长了金、元杂剧和元代小说的兴盛。因为史料的不足，我们很难证明这一点。但满人进关以后，北京旗人对于小说和各种曲艺的热爱却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他们还为此作出很多贡献，这也是大家都承认的。我前几年突然想到这一点，因此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甘阳在为重庆大学设计大学国文课程时，目标是想把作品选读统摄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视野之下。我试讲过一次，现在十二位老师参考我的设计，根据他们的专长重新调整，并且写出教材，可以说是这一理想的初步实现。本书各章的具体编写人员为：第一章刘扬；第二章、第四章吴娇；第三章刘书刚；第五章袁敏；第六章万曼璐；第七章李广益；第八章彭磊；第九章钱锋；第十章彭文良；第十一章金浪；第十二章张华；第十三章廖涵。我相信，他们会在未来的教学中逐步调整，所以未来再出修订本是很可预期的。祝愿十二位老师再接再厉，让这一课程更臻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