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_风闻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的两个讲话，有着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一个是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另一个是1979年3月30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讲话确立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共同的政治底线。

  1992年南方谈话后，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家里与胞弟邓垦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这次谈话是有历史记载的邓小平逝世前的最后一次重要谈话。由于谈话内容没有收录到《邓小平文选》之中，所以很多人并不了解这次谈话的重要性。《邓小平年谱》记载了这次谈话，谈话的核心内容是邓小平对“四项基本原则”做出了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新论断。他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习近平总书记说：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责任重于泰山。因此，邓小平晚年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新论断，也是我们今天在新时代征途中必须高度重视、必须认真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邓小平、胡耀邦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第一阶段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主持，第二阶段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3月30日，受党中央委托，邓小平在会上发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胡耀邦在会议的结束语中称赞小平同志的讲话使得整个会议开得相当圆满。

  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提出：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尽可能地使我们的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指导我们夺取新长征的胜利。强调要坚决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继续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的错误倾向。

 在谈到警惕右的时候，胡耀邦指出：“我们党提倡的是人民民主，是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反对民主个人主义。有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是以讲抽象的‘民主’为其主要特征。主要表现有四条：一，离开宪法的基本原则、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讲民主自由。宪法的个别条文，不是不可以修改。但是，诸如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要搞社会主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等等，这些基本原则不能违背。这些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要民主，要自由，这就不对了。二、离开发展生产搞改善生活。三、离开人民的整体利益去搞个人利益。四、离开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搞思想解放。有这四条，能算马列主义吗？我看不能算。”

 胡德平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以胡耀邦的这个《引言》为例，认为胡耀邦是一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书中写道，胡耀邦一次就讲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三项，先后得到了李先念和邓小平的称赞，怎么能说耀邦同志是“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

 与后来的四项基本原则对照，胡耀邦在这里没有提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胡德平解释道：“他（指胡耀邦）这次讲了三项基本原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却很少提，他讲得更多的是‘民主’、‘法制’或‘人民民主专政’。”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一回事。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科学地阐释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邓小平在1993年9月16日也作了解释：“当时我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讲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

 这样，胡耀邦实际上已经把四项基本原则都提到了。在当时那种错误思潮比较泛滥的情况下，胡耀邦能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殊为不易。他在1985年回顾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确实出现了一股错误思潮，所以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四个坚持’，指明了前进的总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

                    理论务虚会上围绕四项基本原则的风波

  理论务虚会开始以后，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批评了“两个凡是”和思想僵化现象，深入讨论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更引起警惕的是来自右的干扰。在理论务虚会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讨论中，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少数人持片面、偏颇以致错误的观点，出现了怀疑以致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的错误倾向。对于当时社会上一些错误思想泛滥情况的认识，也存在着思想上的摇摆以致右的偏差。

 理论务虚会在2月16日休会，准备3月中旬继续进行。但鉴于社会上出现错误思潮的不断蔓延，安定团结受到威胁等等新情况和新问题，结果是直到3月28日才复会。

 邓小平于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针对当时国外盛传中国共产党开始搞“非毛化”的情况下，邓小平在出访前的1月24日会见美国客人时指出：“最近我们多次讲，不论现在还是以后，毛泽东思想仍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许多基本原则还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确定的。毛主席并不是没有缺点、错误。如果要求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不是马列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有许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没有条件提出来，我们现在提出来，这本身不是‘非毛化’，根据现实提出问题是完全应该的。我们现在还是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画的蓝图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来实行我们的对外政策。”在访美期间，邓小平直言不讳地告诉美国人，自己是“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人”。

 访美归来后，邓小平全面了解了社会上来自“左”和右的错误思潮的情况，特别注意到了来自右的思潮的强势蔓延。当他看到理论务虚会简报上那些五个“否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否定毛泽东本人）的言论后，觉察到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感到很有必要击退这种从右面来的错误思潮，好好讲讲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确立共同的政治底线。邓小平决定亲自到务虚会上发表讲话，要胡乔木协助起草讲话稿。

 1979年3月27日，邓小平就准备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稿问题，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要结合分析几个非法组织的活动来讲，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结论是，不搞四个坚持行吗？不严肃对待社会上的坏人行吗？”“没有党中央、国务院，能解决全国性的问题吗？”他还指出，“思想理论界应有一个主导思想。理论工作的主导思想、中心任务是要引导人们向前看。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迷恋于算旧账。对三中全会的精神宣传得少，还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甚至是偏激的提法。这样不好，不利于团结一致向前看，不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不利于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受党中央委托，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讲话在批评怀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左”的同时，着重揭露某些人借所谓“社会改革”的名义鼓吹资本主义的实质。讲话还对“解放思想”的内涵作了科学界定：“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讲话郑重表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英国著名研究邓小平的学者理查德.伊文思在其经典名著《邓小平传》中指出：“（邓小平的）这篇演说跟他在1956年向八大所做的报告同样重要，都可视为他个人的政治声明，这篇演说补充了他在12月工作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并且提出一些指导方针，而这些指导方针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这些方针集中体现了邓小平思想的精华，因而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探讨。”（见该书第324-325页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4）伊文思把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视为前一年12月13日的讲话的“补充”，并认为体现了“邓小平思想的精华”，无疑是概括得相当到位的。

 邓小平的讲话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例如习仲勋就指出：“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是党中央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给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提供的一个强大的武器”。

 在迅速展开全国性的宣传学习活动后，四项基本原则不断深入人心，对全国形势的稳定，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2015年12月出版的《胡耀邦（1915—1989）》（张黎群等主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写道，这篇讲话精神在全国贯彻后，“……国家机关作出维护社会安定的规定，用法制手段坚决打击煽动闹事，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坏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基本上稳定了。”

                   重温邓小平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几个论述

  1、“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基本原则 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既是为了纠“左”，也是为了纠右。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其针对性越来越表现为纠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对于什么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左”和右，邓小平认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所谓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因此，他一方面不断提醒警惕“左”的习惯势力的干扰，一方面宣布：“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学者李政道时指出：**“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他们没有执行。”

 2、“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多年来，很多文章都提到邓小平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并有大量的文章充分分析和回顾了“左”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这是很有必要的。但我们同样也不要忘记警惕右。邓小平的整段话是：“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因此，经常警惕右的错误倾向同样也是必不可少的，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出自于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但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多次谈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左”反右问题。他说道：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

 3、“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曾经有段时间，有种舆论甚为流行，即拿出邓小平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的话，来鼓吹多党制，三权鼎立的“宪政”。

 的确，邓小平讲过“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但他说的内容却是反对多党制、三权鼎立等所谓的“宪政”。

 邓小平的整段段话是这样的：“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为了避免国内外一些人的误解和误判，邓小平多次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

 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他在谈话中明确地告诉卡特，中国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西方的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道：“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

  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他一句话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说清：“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后，关于党的领导，在修改后的《宪法》和《党章》中得到了比以前更为的明确肯定。那些想脱离四项基本原则搞“宪政”的人，越来越没有了市场。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使美国实施和平演变的幻想彻底破灭。明眼人应该不难看出，“和平演变”和所谓的“宪政”，实际上是一码事。

 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第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条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的讲话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早在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就明确指出：“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至于怎么能发展得多一点、好一点、快一点、省一点，这更不违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会见应邀来北京大学讲演的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第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条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八年来，我们取得了建设的经验和可喜的成果，这证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是正确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邓小平文选》最后一篇《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邓小平特地阐明了与四项基本原则密切相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点。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不但要为我们取得的成绩而自豪，而且还要对照邓小平的论述，找出我们的不足，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