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有哪一种语言像英语这样占领过世界，然而抵抗有意义吗？_风闻

​2018年5月16日，纽约，律师Aaron Schlossberg在咖啡厅里听到几位工作人员在讲西班牙语。他瞬间暴怒，威胁要打电话给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部门，并且跟咖啡厅投诉说：“你的员工在对客人讲西班牙语，然而他们应该说英语……这里是美国。”这段现场视频被放到网上后引发众怒。一星点评如潮水般涌入了这位律师执业律所的Yelp（注：类似大众点评）页面，律师本人也在其曼哈顿公寓外遭遇“fiesta”（嘉年华）抗议，其中包括一辆众筹来的taco（墨西哥玉米卷）售卖车，以及一个mariachi（墨西哥流浪艺人）乐队，以便在他上班路上为他唱一首serenade（小夜曲）。（注：这几个单词都是来源于西班牙语但已被英语吸收的词）

（后被证明Schlossberg先生不是第一次以这样的原因走红网络）

（拉丁派对式抗议）

随着特朗普政府对移民的镇压加强，在美国说任何英语之外的语言都可能付出一定代价，有时甚至会带来危险。Schlossberg先生表现出的愤怒还有其更深的本土主义根源。扬英语而抑其他语言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一直都是英国和美国民族主义的一个支柱。这种语言排他主义，我们早在1919年罗斯福总统对美国国防协会演讲时就曾听到过。当时他宣告：“在这里（美国）我们只有空间给一种语言，那就是英语，因为我们希望（美国）这个大熔炉将我们的民众都变成美国籍的美国人，而不是一个寄宿在多语言公寓里的栖居者”。

结果证明，罗斯福完美地开了历史的倒车。一百年的移民历史几乎没有改变英语在北美的地位。如果有，那也是让它的地位比一百年前更强了。事实上，从全球角度来看，并非美国遭受到了其他语言的威胁，而是全世界正在遭受英语的威胁。

英语无处不在，无处不是英语统治的地方。从一个欧洲小岛的边缘起步，它长出了巨大的体型和惊人的影响力，成为了近4亿人的母语，10亿人的第二语言，至少59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以及更多国家的非官方通用语。历史上没有其他任何一门语言有过如此数量的使用者，或占领过这颗星球更大的地盘。它如此雄心勃勃：它是通往教育和国际贸易领域的黄金门票，是父母的梦想和学生的不幸，它从穷人堆里扬起幸运儿。它无法回避：它是国际商务、网络、科学、外交、星际导航、鸟类病理等多个学科的语言。它所到之处，尸横遍野，只留下被压垮的方言，被遗忘的语种，和被撕裂的文学。

要追踪英语日渐增长的影响力，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方法，就是研究英语词汇渗入其他语言的路径。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英语曾是一个豪气的语言进口商，它吸收了大量来自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印度语、纳瓦特尔语以及很多其他语言的词汇。然而，随着20世纪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以及世界变得愈加紧密，英语成了语言的净出口商。2001年，《英语，多点儿，再多点儿，更多点儿》的作者，专门研究英语在各地区的流变的德国学者Manfred Görlach，出版了《欧洲英语词典》，其中汇集了从16种欧洲语言中搜寻出的英语词汇。最为流行的包括“last-minute”, “fitness”, “group sex”，以及一系列与航海和火车旅行相关的词汇。

（Englishes, More Englishes, Still More Englishes, and Even More Englishes（貌似把名字改短了））

（欧洲英语词典）

在某些国家，比如法国和以色列，成立了专门的语言委员会来创造自己的新词以便对抗英语浪潮，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这都没什么用。（正如记者Lauren Collins挖苦地说：“难道真有人认为会有法国年轻人在学校禁令下，就用 texto pornographique来取代‘sexting’吗？” ）拜网络所赐，英语的扩张又加速了。

英语对其他语言施加的万有引力也同样出现在了小说领域。作家及翻译家Tim Parks曾说过，欧洲小说越来越充斥着一种变性的、国际本土式的、被剥夺了国家特色且难以翻译的文字游戏或语法。这种形式的小说，无论是写就于荷兰语、意大利语还是瑞士德语，不仅吸收了英语的风格，并且可能不知不觉中就将自己限制在了一种在英语语境下更易消化的描述方式里。

然而英语的影响如今远不止借词或者文学影响这么简单。米兰优尔姆大学的研究人员注意到，在过去五十年间，意大利语法已经转向了模仿英语模式的形式。比如，在指示身体部位时，所有格的使用取代了反身代词，以及更频繁地将形容词置于名词之前。德语也越来越多地采用英语语法形式。而在瑞典语中，英语正在影响其造词规则及发音。

在英语世界中，很少有人质疑英语是打开全世界的知识及地点的钥匙。英语的霸权太自然了，以至于人们根本就看不见。抗议它就像是对着月亮大喊大叫一般徒劳。而在英语世界之外，使用英语生活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黑洞附近漂流，其引力使得周围所有事物都变了形。英语每扩张一点，这世界就变得更同质化一点，也就更平淡乏味了一点。

直到不久之前，英语的故事还和其他语言差不多：通过一系列的征服、贸易和殖民传播开来（有些语言，如阿拉伯语和梵语，也通过其圣语的地位而流传开来）。但是，在二战结束后到新千年开始之间的某个点，英语一跃而起，达到了无论“通用语”还是“全球语言”都无法准确描绘的顶峰地位。它从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变成了荷兰社会学家亚伯拉姆·德·斯瓦安（Abram de Swaan）所说的“极中心”语言。

德·斯瓦安将语言分为四种。金字塔底的是“边缘语言”，数量占据所有语言的98%，但仅被全球少于10%的人所使用。这类语言绝大部分都是口头语言，几乎没有任何官方地位。稍高一级的是“中心语言”，或者叫“国家语言”，它们有自己的文字，在学校被教授，并且有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土：立陶宛讲立陶宛语，朝鲜半岛讲朝鲜语，巴拉圭讲瓜拉尼语等。

再高一级的是12种“超中心语言”：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德语，印度语，日语，马来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和斯瓦西里语——除斯瓦西里语外每种都有超过一亿名使用者。这些是你可以用来旅行的语言，它们超越国家将人群联系在一起。作为殖民的遗产（但也不尽然），它们广泛地被用做第二语言。

现在终于，我们走到了金字塔尖，走向那种将超中心语言也联系到一起的语言。这里只有一种：英语，那种被德·斯瓦安称为“将全世界语言系统连接到一起的极中心语言”。日本小说家水村美苗也类似地将英语描述为一种“世界语”。对水村美苗而言，让英语如此通用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有如此多的母语使用者——汉语和西班牙语更多——而是因为它“被全世界最多的非母语使用者所使用着”。她将英语比作一种货币，当它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使用，直到某天这个数量达到了临界值，它就成为了一种世界货币。文学评论家Jonathan Arac说得更直白，在一篇被他称为“英语全球主义”的评论文章里，他提醒我们“文化中的英语，正如经济中的美元，是将知识从本土翻译到全球的媒介。”

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全球化的加剧以及美国持续的全球霸主地位，英语的扩张又注入了新势头。2008年，卢旺达将教育系统全面从法语转为英语，而在此之前14年，英语就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之一。对此，官方解释是，这是政府为了将卢旺达打造成为非洲科技中心所做出的努力。而在非官方说法里，很多人都认为这其实是在表达对法国政府于1994年前支持以胡图人为主的政权的厌恶，同时也反映了卢旺达统治精英大部分都讲英语的现实，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在西非英语国家的流亡生活中长大的。2011年南苏丹独立时，他们选择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尽管当时只有极少量资源及合格的人才来教授英语。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将这一举动合法化为旨在让这个国家“不同以往并且现代化”。南苏丹电台的新闻部主任称，南苏丹可以借此“成为一个国家”并且“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交流”——对于一个拥有50多种当地语言的国家而言，这的确是个合情合理的目标。

（非洲的语言之多的确令人头疼，这张图只展示了一部分）

东亚的情形也同样戏剧化。中国目前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数已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有些杰出英语教师甚至成为了名流，在体育场里为成千上万的学生提供场面宏大的课程。在韩国，社会语言学家Joseph Sung-Yul Park表示，英语就是一个“国家宗教”。即使对工作并无明显益处，韩国的雇主们也期待你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李阳和他的疯狂英语）

在韩国，这种对英语的追求经常被称为yeongeo yeolpung，即“英语狂热”。尽管大多数时候这都指代一种对于教学和专注的狂热，但有时候这种“狂热”也会溢出到医疗干预的领域。Sung-Yul Park提到：“越来越多的韩国父母带孩子去接受一种剪掉舌头下面一小块组织的手术（注：舌系带切除手术）……大多数父母愿意为这种手术付钱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将使他们的孩子英语讲得更好：这个手术声称可以令孩子们更容易发出卷舌音，一个传说对韩国人尤其困难的发音。”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手术在任何方面促进了英语发音。然而，人们在这样一个无用的手术中投入的意愿震撼了我，这是对英语在这个现代社会中的独特地位的一个强力隐喻。不同于英国皇家海军或者国际空中航行委员会的年代，英语不再仅仅是一个用于解决某一个或几个任务的工具，如今它被视为通往全球精英的接入码。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取得成功，最好在他们的工具箱里装备好英语。

然而，英语的胜利就真的不是件好事吗？在不远的将来，多亏了英语，巴别塔的诅咒将会被解除，在同一种语言的帮助下，人类之子可能再次重聚。当然，这就是英语支持者们想让你相信的。毕竟，英语是怎样的一种语言啊，词汇丰富，表达高雅，结构精巧，还有着如此简单朴素的基本原则。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可以用来描绘几乎所有事物、允许意义无限渐变的语言，它既适合用来讲述人类的基本权利，也适合用来描绘一袋薯片。就我所知，它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它让每个讲英语的人听起来都像鸭子。

呃，或许也不尽然。（好吧，也许有一点——英语，尽管不是一门丑陋的语言，但也实在算不上美丽）。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带着苦涩说出这句话的。这种苦涩由来已久，但直到最近一直都在休眠。我的第一语言是波兰语，在家跟我父母学的。英语是后来在宾夕法尼亚上学时才学的。我的英语说得很流利，但因为带有口音，给我招来了多年的嘲笑，直到美国贴心地给我提供了言语治疗后口音才逐渐消失。这段经历结合后来看到的那种针对英语学习者们广泛的傲慢，令我成为了一个终身的英语怀疑论者（不过我也承认，在很多波兰语使用者中，流行着一种语言狂妄症。小说家Joseph Conrad对此做了最好的总结。当被问到为什么不用母语写作时，他回答：“我太过于珍视我们美丽的波兰文学，以至于不愿意将它引入我那些无意义的废话中。然而对于英语世界的人们，我的能力是刚好足够了。”）。

并不是说英语不好。它很好！一门完美的语言，足以表达非常多的事物——还有各种迷人的区域变体，从苏格兰英语到新加坡英语。但它太流行了，而且无法逃避，还充满了用自己这门语言写就的滑稽的自大：“我们伟大的杂交语言”，“连接全世界的语言”。拜托。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有理由被像个偶像一样崇拜。在英语自己的伟大声明和它作为一种沟通工具的限制之间（公平地说，所有语言都有自己的限制），出现了明显的不匹配。

英语具有压迫性吗？当它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令其他语言沉默，或者令父母们放弃将自己的语言传递给孩子的时候，我想它是有的。如果你还碰巧懂另一门语言的话，英语就感觉非常压缩，就像穿了一条过紧的裤子。对我而言，家庭的亲密一直都是用波兰语来表达的，还有与季节有关的任何事物，林业产品以及灾难性的悲伤。诗歌在波兰语里也自然而然地更好听。我经常对着猫狗讲波兰语，假装它们听得懂，尽管我明知它们只会对大喊大叫有所反应。

这道理并不像听起来那样奇怪。宾夕法尼亚天普大学的应用语言学家Aneta Pavlenko一直在研究双语及多语言使用者的心理，她发现多语言使用者们大多相信不同的语言可以表达一个“不同的自我”。语言传递了千变万化的情绪基调。一名威尔士语使用者说：“我总是控制不住跟婴儿和动物讲威尔士语”。而另一位来自芬兰的被调查者说：“芬兰人一般不会直白地说出自己的情感。所以用英语告诉孩子们我爱他们比较容易。”好些日语使用者也表示用英语更能表达自己的愤怒，尤其是咒骂时。

尽管有的人凭直觉也能感受得到，但不同语言可以捕获并建构不同的事实这个想法至少已在学术圈争论不休两百年了。德国探险家 Alexander von Humboldt是最开始传播这个想法的人之一。他在新大陆上研究了一番美洲印第安人的若干语言之后得出结论说，每一种语言都在其使用者周围“画了一个圈”，通过其语法和词汇创造出了一个清晰的世界观。20世纪，美国语言学家 Edward Sapir和Benjamin Lee Whorf根据对努特卡语、萧尼语和霍皮语等北美语言的研究，将这一想法拓展成了一个有关语言如何构建思想的观点。

（Sapir和Whorf）

这种观点——现在被称为语言相对论，或 Sapir-Whorf假说——在学术界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在不同的时间段，它被它的支持者们誉为现代人类学和文学理论的基本原则，同时又被它的批评者们斥为后现代哲学最糟糕部分的源泉。近几十年来，社会语言学家们又发现了一些可能证明语言对颜色认知、方向以及移动动词有影响的证据。但总体而言，更广泛的关于不同语言会教育出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的观点还没有完全被证明。

然而，这种观点的某些版本还是有着源源不断的支持者，尤其是那些熟练切换语言的作家们。传记作家 Eva Hoffman在温哥华学习英语时，她感觉自己和自幼在克拉科夫学习长大的波兰语切断了：**“这种词与物的彻底脱节像是一种脱水术，将整个世界榨干，不仅是它的意义，还有它的颜色、纹理、所有的细微差别——它整个的存在。生存的连接都丧失了。”**中国作者郭小橹在她最近的一篇回忆文章里也提到了相似的感受。在学习英语的一开始，她对于英文里鼓励多使用第一人称单数的做法感到非常不适。“毕竟，一个从小就生活在集体社会里的人怎么能习惯一直使用第一人称单数呢？……但在异国他乡，我必须，尽快，以第一人称单数构建出一个世界。”

在1970年代，语言学家Anna Wierzbicka发现自己在波兰学术圈工作许久后，回到澳大利亚却被孤立了，于是她决定将 Sapir-Whorf假说反过来玩。不再去描述远在天边的狩猎者-采集者们的世界观，而是将自己的社会语言学镜头对准了周围的英语世界。对Wierzbicka而言，英语对其使用者的塑造力同其他语言一样强。只是在英语世界里，这一点很难被人察觉。在她2013年出版的《困于英语》（Imprisoned in English）系列书籍中，她尝试着去分析了隐藏在美国和英国的中高层阶级口语中的各种假设——从社会、空间、情绪以及其他各个方面。

（Imprisoned in English）

阅读Wierzbicka的作品就好像透过魔镜去偷窥，将人类学中老套的“土著如何思考”学派反施于我们自身。她研究的英语使用者们都很务实，注重发音，倾向于淡化自己的情绪。他们不停地根据自己正在说的话去修饰自己的言辞，所以不停地使用诸如“我想”、“我相信”、“我假设”、“我理解”、“我怀疑”这样的表达。他们偏好事实胜过理论，享受“控制”和“空间”，珍视自治超过亲密。他们的道德生活被一个特定文化概念紧密编织出来的叫做“对”与“错”的结所管理，而他们竟然还认为全世界都这样。

Wierzbicka对于英语的潜意识价值体系的描述并不全部适用于全球十亿多的英语使用者们。但是它提醒我们，尽管影响力巨大，英语并不真的是普世的。它的视野就跟其他语言一样有局限，不论是汉语、霍皮语还是达拉邦语。

语言不仅将人们社会性地连接到一起，它也将人类和地点联系在一起。语言学家 Nicholas Evans记录了澳洲北部的一种口头语言Kayardild如何要求其使用者不断地根据主要方向来确定自己的位置。英语使用者通常会根据他们自己的感觉来确定事物的方向：我的左边、右边、前面、后面。而一个Kayardild语使用者想的则是北方、南方、东方和西方。结果就是，Kayardild（还有一些其他有同样特质的语言）的使用者们拥有“绝对推测”，或者说对于方向的完美辨别力。这也意味着在思考空间的时候将自我从主要的参考点上移开。正如 Evans描写他自己学习这门语言时的经历时说，“学习Kayardild这门语言的一个意义在于，去理解环境比人更重要和更客观。Kayardild语法的确让所有人都各就其位。”

（Kayardild语言家族）

Kayardild和它的族系语言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语言，只有少量使用者，其表达方式也难以与当地分离。但这并不应该让我们误以为这些语言就是次要的。这个世界是由无数个地方而非“普世”所组成的。尽管英语如今有着庞大的词汇量和无数的变体，但只懂英语仍旧如坐井观天。和其余6000种人类语言一样，英语同样为其使用者画了一个 Humboldt所说的那种圈，区别仅仅是我们误以为英语这个圈大到容纳了全世界。

由于英语正在加速成为全球货币，对其霸权的抗议很难让人相信不带有民族主义情绪或故意摆架子的嫌疑。2008年，水村美苗在日本出版的《英语时代语言的陷落》一书取得了令人意外的商业成功，但它同时也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批评。水村美苗被指责为精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一个“不可救药的保守派”。一则典型的网络评论这样写道：“她以为她是谁，一个说着双语的特权阶级来告诫我们其他日本人（不要学英文）！”（如无意外，水村美苗书中更重要的、关于日本文学尤其是日本现代主义小说的日渐腐蚀的论证，在这样的争论中已经失去了关注。）

（The Fall of Language in the Age of English）

而我们在担忧英语的超级支配地位的同时，也应该记住它在一些多民族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英语将这些社会与更广阔的世界连接在一起，同时与其他民族主义抗衡。这一点在南非感受更为明显，因为南非荷兰语与种族隔离政策联系广泛而密切。1974年南非政府宣布将南非荷兰语纳入教学语言，与英语平起平坐，直接导致了1976年的大规模黑人学生游行，即索韦托起义。当时的残酷镇压导致了数百人死亡，该事件也被视为反种族隔离斗争中的转折点。自1940年代起，在印度南部也有此类运动周期性发生，以反抗当地政权试图强制使用印地语取代英语的举动。

（索韦托起义中反对南非荷兰语的学生们）

然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英语仍旧背负着殖民历史的重担。自1960年代起，著名肯尼亚小说家Ngũgĩ wa Thiong’o就开始反对英语在后殖民国家教育体系中的统治地位，提倡使用非洲语言。在他1986年出版的里程碑式作品《脱离精神殖民：非洲文学中的语言政治》一书中，他将英语教学的腐蚀性比作“精神镇压”。在殖民教育里，学生在学校说母语会被体罚，这种离间性是必需的，也是故意的（20世界初期威尔士人也经历过），“好像要把思想和身体分离开来”。

（Decolonis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此书出版后，Ngũgĩ就正式行动起来了。他宣布弃用自己的洗礼名James，同时放弃的还有基督信仰，并不再使用英语写作小说。自1980年起，他的小说和戏剧全部由他的母语基库尤语写就，英语（有时候还有斯瓦西里语）只用于散文和辩论。很多人至今不理解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他说到：“如果我遇到一个英语母语者，他说‘我用英语写作’，我不会去问他‘为什么你要用英语写作？’如果我遇到一个法国作家，我不会问他‘为什么你不用越南语写作？’但我却一次次被人询问‘为什么你要用基库尤语写作？对非洲人而言，用非洲语言写作反而是有问题的。”

然而，悖谬的是，Ngũgĩ作为世上最重要的非洲语言文学写作的倡导者，他的小说却是经过英语翻译才获得了赞誉和国际认可。英语的霸权体现在，如果要得到认可，任何针对英语的反对意见不得不用英语重新表述才能被世人听到。

现在，据估测，地球上每两周就有一种语言在消失。语言学家们预计在本世纪内，全球6000余种语言中的百分之五十到九十将会灭绝。对于剩下的一小部分可能存活的语言，我们不应该把它们当做值得拯救的濒危物种，而是值得学习的知识。

然而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已经太迟了。在我居住的加利福利亚，大部分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存在的当地语言都已经消失了。在美国东海岸，由于离英国移民们更近，情况更糟糕。关于这些已经消失的语言，我们的大部分知识都来自于19世纪的欧洲移民和商人们所记录的简单词汇表。Stadaconan语（也叫劳伦森语）仅留下了一张220个词的词汇表，这还是1535年当Jacques Cartier在加拿大溯圣劳伦斯河而上时摘记下的。东Atakapa语，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墨西哥湾沿岸，多亏了一张1802年记录的仅有287个词的词汇表才为世人所知。来自东弗吉尼亚的Nansemond语，它在这个地球上最后的碎片，收集于1902年它最后一位使用者临死前。其时，他已经只记得六个单词：一，二，三，四，五，狗。

伟大的马里历史学家和小说家Amadou Hampâté Bâ曾说过，**在非洲，一位老人的离世，就是一座图书馆的覆灭。**如今，纵观全球，还有无数的图书馆正在覆灭。在《寻找土著语言：一个田野研究者的回忆录》中，语言学家Robert MW Dixon回顾他在1960和70年代在昆士兰北部记录当地语言的时候，很多语言都已经只剩下屈指可数的使用者了。在一个愈加依赖文本的世界，要保留一门口头语言非常困难。面对现代性、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民族国家兴起的诸多力量，“小”和“当地”，无法与“大”和“共享”抗衡。

（Robert MW Dixon和他的Searching for Aboriginal Languages: Memoirs of a Field Worker）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这颗星球在生物和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不停地在丧失多样性。大家都承认这不是件好事。然而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忘了，这些多样性危机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我们的决定。很多既成事实还有被改变的可能，只要我们有这个意愿。希伯来语是起死回生的语言中最有名的案例，但语言复兴在其他地方也被证明是可能的。捷克语就是在19世纪的一群文学活动家们的努力之下才重新成为了一门有活力的国家语言。再往小了说，濒危语言如英国的马恩岛语和美国的万帕诺亚格语都曾成功地逃离濒危边缘。

面对如今的语言大屠杀，我不吝冒昧想要提出一个拙见。如果英语全球化不仅由英语来发号施令呢？如果反过来，美国中学里也教授一些美洲从前的当地语言呢？如果英国学生也学一些大英帝国降临以前的人们说的话呢？（这诚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提议，但在学校里加一门语言选修课又能花多少钱呢？是一架喷气战斗机？还是几个巡航导弹？）

当今的教育对话中充满了关于提高孩子们认知能力的论调。在整个文化层面，从网络智力游戏到迷幻蘑菇，专家们几乎把所有事物的认知受益给鼓吹了一个遍。那为什么不尝试一下霍皮语呢？这种语言教学的重点并不是要孩子们去掌握一门灭绝的或者小众的语言。它的重点在于，为孩子们打开一扇门。

想象一下这个举措可能带来的前景吧。过去好几代人的时间里，哲学和社会科学大部分都是用英语教授的关于英语世界的知识，以至于学术界都以为“人类”大部分都是说英语的。这在语言学领域还真有可能是真的。诺姆·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建立在一个相当狭窄的实证基础上，更多更新的针对Kayardild 和 Pirahã这样的小众语言的研究已经消弱了乔姆斯基所声称的普遍性。如今我们已经知道有的语言没有副词，没有形容词，没有介词或冠词。看起来一门语言并不“必须”成为某个样子，而只是成千上万种不同组合的自然实验结果而已。但这些语言中的大部分都可能即将消失了。

在某种程度上，最大的威胁或许不是来自于现代性在全球的突飞猛进，而是来自于这样一种思想：一种语言应该适应所有目的，所以只使用一种语言才是“正常的”。这是我们这些生活在英语世界的人经常自以为是的，但从历史上看，单一语言制其实是反常的结果。

**在民族国家时代以前，多语言帝国才是主流，而非例外。通晓多门语言的人也到处都是。**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人们都生活在小型社会里，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与其他社会隔绝，所以多语言主义曾经一定是普遍的。今天，我们仍能在语言多样性热点地区看到这种多语言历史的痕迹。比如在喀麦隆的曼达拉山区，十岁孩童即可在日常生活中熟练切换四五种语言，而他们还会在学校里学习更多的语言。

澳大利亚北部安恒地区的人们成年后每天都要说六种以上的语言。Nicholas Evans说，多语言主义“受益于氏族外通婚的制度，这意味着你的妻子或丈夫说着一门与你不同的语言。你的父母又各说着一门不同的语言，而你的祖父母说着三四种不同的语言。”

在另一个语言多样性热点地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赛皮克地区，一个居民曾经告诉Evans：“如果我们都说一样的话那就毫无用处了，我们希望知道人们来自哪里。”这是对巴别塔的另一种解读。人类拥有这么多语言不是圣经中所说的完美人性的堕落，而是一份礼物。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在英语吞噬全球之前。

（巴别塔究竟是诅咒还是礼物？）

注：本文由晴晏编译自英国卫报2018年7月27日发表文章《Behemoth, bully, thief: how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taking over the planet》，作者Jacob Mikanowski，有删减。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