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中回避的史实——漳县会议（五）：西路军为何失败_风闻

造成西路军失利的自身因素值得深入思考

西路军的失败，是红军历史上惨痛的一页。八十年代开始有些研究者写文章为西路军“正名”，这有其正确的一面。但随之而来的某些不严肃的说法和论调，将西路军的失败原因归之于当时中共中央、军委或毛泽东个人，甚或有“阴谋论”的奇谈，则是把一桩本来并不复杂的历史公案复杂化了。至今仍有论者认为将西路军与张国焘挂钩，“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冯亚光：“也谈西路军失败的原因”，《炎黄春秋》2014年第7期），力图证明“西路军自始自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然而，张国焘对于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否认这一点，并无助于将西路军的失败原因讲清楚。

比如西路军之形成，既和执行党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有关，又掺杂了张国焘西进凉州单独造成一块局面的动机在内，虽然事后党中央因既成事实承认了西路军，但不能就此认为西路军完全是奉中央命令而组成的。而西路军的失败，虽然有党中央在对西路军的指导上从战略配合的角度考虑过多、从实际可行性考虑不够的问题，也有对情况了解不确实（这方面西路军的领导人也有责任，多次谎报情况，误导了决策）、赋予其过大过重的任务的缺点，但西路军自身，尤其是其领导人，对于这支部队的失败负有主要的责任，这一点在近年来的诠释中往往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

首先，西路军在成立之初，是秉承了张国焘的思路，以西向凉州独力打天下为目的（这当然也包括了接引苏联的援助），而不是真心实意地配合一、二方面军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其次，西路军领导人有时过高地估计自己，有时又惊慌失措。无论对上对下，不是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解决问题，而是采取欺上瞒下的做法，结果自己给自己造成了被动。第三，西路军无论在战略战术、对群众纪律，还是内部团结等各方面均存在致命的弱点，这些弱点始终没有被认真对待和克服，最终导致失败。

就以西路军对群众的纪律问题而言，中央在11月18日18时给徐陈的电报中指出：“教育每个指战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但据原九军参谋长李聚奎在部队被打散孤身脱险后不久所写的“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按：该文成于1937年7月18日，成文时间距西路军失败事隔不久，是一份很重要的历史文献，是李聚奎作为西路军失败的经历者亲身的体会和总结，弥足珍贵，但由于涉及西路军自身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几乎不为研究者所提及】一文可知，（西路军）“对群众纪律是很坏的。所经过的地方猪羊粮食抢尽。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甚至用烧杀政策。永昌城北门外房子烧尽，土寨子附近亦烧得不少，到最后还把康隆寺的喇嘛寺烧下，其余可见一般【斑】”。1937年1月16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也专门强调了纪律问题，要求其：“严整纪律，争取回汉群众，不乱没收一人，不乱杀一人”，从1937年2月17日军委主席团给徐陈的电报中可知，这一点并无改善，“从兰州方面来的人员与新闻记者都详报你们部队与群众的关系不好”。

这当然有条件艰苦，为生存而无法完全遵守群众纪律的因素在内，但发展到烧杀抢掠，即使红军长征过草地时也不及此。这样做，自然无法取得群众的支持，也不可能战胜强敌。而这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红四方面军当时在对群众的政策上一直就存在问题，从张国焘放弃通南巴根据地时的烧光政策，即可见端倪。长征中这种恶劣的作风并未得到抑制，甚至更进一步的发展了。罗瑞卿在1937年2月奉命巡视二、四方面军的部队后曾发给毛泽东、张闻天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提到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在群众纪律方面的改进，认为过去（在陕南）那种见到群众的鸡、羊、猪、牛就乱捉，还美其名曰“抗日鸡子”等，不分阶级党派一律吃光的现象没有了，但个别违反纪律的现象，仍然持续不断地发生，“如给养人员强迫群众拥护柴火，二七二团政指强迫地方支书拥护手表，九一师特务连副排长、二七三团四连副，捉群众……等”。罗瑞卿在报告中认为，“这种纪律的改变，主要的还是由于外界的刺激（一二方面军的影响，群众的影响，与友军区域的影响），与目前物质条件的改善，真正的自觉的纪律的基础还差得很远”，因此，“此次部队出动援西，在途中就发生了不少问题，四师同志告诉我，有好多群众向他们报告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次过去的红军，牛被牵走了，又要强迫要柴要粮，乱拿东西，不知是否又在恢复什么‘抗日鸡子’、‘抗日粮’、‘抗日柴’以及‘抗日什么了’？”

虽然罗瑞卿的报告所反映的是留在河东的红四方面军部分部队的情况，但这些问题是有共性的。结合李聚奎的报告可知，西路军中也存在类似问题甚至更为严重。可见，群众纪律是当时四方面军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源在于政治工作不强，军阀主义严重。仅此一点，即足以导致西路军的完全失败，这本应是值得认真总结的教训，但近年来的西路军研究对此却鲜有涉及。

李聚奎的报告认为西路军全军人数二万三千多，数量上已超过敌人（报告中计算两马正规军九个旅，连调来的民团总共不到两万人），质量上更超过敌人，且敌人是措手不及，两马兵力分散。但西路军在战略和战术的运用上“一般的是错误的”。主要表现在：

战略方针上没有作战决心，目的不定。“在土门子，西路军的领导者这样说过：‘这次过河，军委是没有一定的决心的，总司令部亦未确定。究竟过多少部队，就是四方面军指挥部，自己亦未确定。接着说军委决定过河一个军，有同志说一个军更糟糕，另有同志说一个军有一个军的打法。’”因为没有作战决心，所以战略布置上市是退却掩护的部署，兵力分散。过河后，三十军、九军各走一路，甚至在军的范围里，又要分一个团或两个团出去。如九军陈海松政委带一个团老走先头，最少隔主力一天路。“事实上只有孤军无援的各自战斗，结果有机会不能消灭敌人”。

正因为一开始就是抱着单独创一块局面的思想过黄河去的，所以西路军过河完全是大搬家式，坛坛罐罐都移过去了，这样的组织显然不适合战斗。“非战斗部队太大，在有敌人骑兵顾虑时，以一个军来掩护非战斗部队（五军掩护直属队），其余各军师直属队，亦要抽出很大兵力来作掩护”。

另外，战术思想上也存在问题。李聚奎认为，“假使过河后，有决心消灭敌人，即集结主力于吴家川、尾泉或索洽铺、大拉排一带，采取运动战的方式，乘敌人主力未集中，给以各个击破而消灭之，……，那么就在吴家川、尾泉、索洽铺、大拉排、甘草窝、横梁山、一条山一带，创造根据地来是有可能的。”

西路军在战术上主要是采用“呆板的正面战斗，很少采用迂回包围的动作，总是敌人包围自己，每次战斗均限于正面的火力战和拼命战，结果虽将敌击溃但得不到缴获，甚至自己受敌人包围陷于危险状态，到最后用拼命战挽救战局”；“兵力部署常常把主要突击方向和钳制方向分不清楚，任务不明确，结果使很大的兵力限制于无用之处”，李聚奎在此批评了王树声、孙玉清在古浪的战斗部署；“战术指挥紊乱，甚至有互相依赖”，李聚奎仍以九军古浪作战为例（李任九军参谋长），指出指挥部派王树声以副指挥名义指挥九军，九军的首长认为副指挥来了，就减轻了自己的责任，最后出了叉子（岔子），也搞不清楚到底谁负责；“轻视敌人骑兵，不适合对敌骑兵战术动作，有时被敌人引诱而轻易出击，致遭敌杀伤”；“战场指挥是司令时代的口令办法，无所谓指挥战斗，更说不上组织战斗”；“因敌人骑兵的砍杀太凶，零散的混乱出击，总是未成果，又来一个更死的战斗动作，所谓‘监工固守’，单纯的防御，……”；“各自为战，互不策应”；“甘俊堡突围，被敌人袭击，主要是干部的恐慌、动摇、指挥不一”；“动作不协同，甚至有你攻我不攻”，举例在东西南三柳沟，敌插入我纵深，结果三十军攻击，王树声指挥九军的一个团不动；“部队缺乏战术素养，平时不注意到练”，九军突击周检查，三分之一不认得表尺，甚至有些连长排长亦不认得，对战术动作的了解就可想而知了。

李聚奎的报告最后总结了以下几条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1、“失败的重要原因，不是由于军事力量的不够，而是由于政治路线的错误”，认为西路军执行的是“一贯的退却路线及军阀主义的单纯军事观点”。

2、“对军委和党中央抱着仇视的成见，军委给西路军的命令是没有执行的。”这里提到在土门子接到军委对西路军的行动提出疑问命令【按：即毛泽东、周恩来11月11日给徐陈的询问电】，“对这三个疑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是没有提出讨论的，仅放大炮样的回了个电报”【按：指徐陈11月12日给军委、总部的回电】，“西安事变后，军委命令西路军接通兰州与抗日友军靠拢【按：指军委主席团12月15日电报】，对这命令完全是讲价钱的，说：‘要我们接通兰州，须派三个师兵力来接，否则彩病员带不走，我们只能向西进’【按：指徐陈23日给毛朱张的电报】。不过三、四天时间，向西开了，彩病员带走了吗？没有。”

李聚奎认为当时东进有“绝对把握”，因为基本力量还在，政治形势又有利，那时敌人还有点害怕，永昌到兰州不要十天，几个夜行军即可到达。开始四五天敌可能猛追，但五、六天后靠近兰州，就不会来了。

3、“风头主义的工作作风非常浓厚，而不细心和冷静的去分析与估计敌情和自己，仅只无条件的鼓吹自己的胜利，敌人如何的失败”，在土门子就估计二马的基本力量已经被粉碎，其实那时马步芳的军队刚由青海开来，我并未打过大的胜仗，怎么叫作基本力量被粉碎呢？

4、“对部队的政治鼓动更是乱夸，无根据的胡说，就是有根据的也是没有政治鼓动的原则的。”在永昌干部会上作报告讲过两个来月，你要做汽车就做汽车，一个月要用三十元就三十元，要用四十元就四十元。在倪家营子说再艰苦奋斗二十天就好了，李聚奎讽刺说：“结果过了二十天就完，而不是好了”，“结果是使政治工作在部队中不能取得很好的信仰，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战士看到牛车拉彩病员，就说：“同志们，这是苏联的汽车”。

5、对统一战线，开始写了些信，收到一些成绩。但没有耐烦去讲条件，细心说服，没有诚意，没有信心。

6、“对群众纪律是很坏的。所经过的地方猪羊粮食抢尽。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甚至用烧杀政策。

7、“内部不团结，部队与部队之间的关系恶化”，“对五军的不满，表现九军与三十军的吵架”，提到干部中的不团结现象（王树声与孙玉清的不和）等等。

抛开报告中一些过于上纲的语言，该报告所指出的许多问题，实际上涉及到西路军失败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其自身所存在的种种缺陷和问题，值得深思。

总之，漳县会议之变局，一部分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出发点与张国焘不同，但由于在思维方式上囿于四方面军“这个自己带大的孩子”，而在不知不觉中难以摆脱张国焘的影响。这部分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所共有的心态，是当时的客观环境的产物，是所谓“君子之过”，并不妨碍我们承认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的英勇战斗和牺牲精神，也不妨碍我们对四方面军干部摆脱张国焘路线的勇气和对党中央忠诚态度的肯定。然而，历史事实不容篡改，西路军的失败，主要原因在自身，在西路军的领导人，这是不应否认的。虽然毛泽东曾出于保护的目的，曾专门发电报，将徐向前从路线错误的积极跟随者中剥离出去；虽然徐向前本人自己也曾经承认：“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是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造成的。”（“郭春福秘书电话传达徐向前部长的几点指示（大意）”，1980年5月23日上午8时。《红西路军在青海有关情况调查材料汇编（第五集）》）。但由于种种原因，为了解脱某些领导人的责任，最终将失败的屎盆子反扣到了党中央和已经去世的毛泽东身上。本文揭示此点，希望能从另一角度，更深入地理解西路军悲剧的根源。（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