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中回避的史实——漳县会议（四）：徐向前也是张国焘的跟随者_风闻

张国焘西进思想对西路军的影响

由洮州会议上的表态，亦可见徐向前与张国焘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可以说徐向前的出发点完全是由红四方面军本身出发的，先则因为考虑避开与胡宗南部作战同意西进，随后又因为地理气候条件不允许转而支持北上。这与张国焘主要从个人出处和意气出发、坚持西进的立场是有差别的。

但是，也正因为存在这种本位主义的弱点，使得徐向前并没有真正地理解北上与西进在政治上、军事上、全局上的意义所在。故此，四方面军渡过黄河之后，仍未摆脱独力打天下创造局面的思想。在张国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张国焘11月5日14时致徐陈电）的思想影响下，西路军未坚决控制一条山、五佛寺一线，放弃了已经收集到的船只，急于向大靖、凉州方向发展。当中央去电告知：“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并询问“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时，陈昌浩尚在犹豫之中，徐向前则力主西进，促使西路军迈出了覆亡的第一步。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提到：（中央11月11日去电询问后）“陈昌浩拿不定主意，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我在发言中列举了西进新疆的好处。……我列举了五、六条理由，说明西进的必要性。大家赞成我的意见，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历史的回顾》）。

西安事变发生后，12月22日中央又曾去电拟令部队东返。“陈昌浩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东进兰州附近，取得物资补充，向河东进击”，而徐向前则“赞成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我们乘虚西进，把握大，损失小，最有利；东进，难免付出大的代价，能否突破马敌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历史的回顾》）。最后，西路军领导人以“即令我们在二十天内到兰，至多只能达到巩固兰州作用，策应主力行动其作用不大，且需很大代价，而基地放弃，再打通远方，时机又过，若二马退，我进迫兰州更不合算”等种种理由，“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从而丧失了最后一线生机。

这两次，都是陈昌浩犹豫或主张东返，而徐向前力主西进。但在1945年2月程世才根据“自己的回忆及与一些同志谈而综合写成”的“关于西路军的材料”中，事实却被写成：“‘双十二’后，中央曾电示徐陈东进，并探询情况，徐主东进，执行中央之战略意图，而陈昌浩则坚持西进，并漠视中央对永山甘一带是否可降落飞机等情况之了解。对敌我优劣势之估计，陈肯定我仍居优势，而敌占劣势。徐认为所谓优势必须有人力物力之后备与供应，同时还须有主动权，此二者在敌而不属于我，因此我占劣势，东进形势与我有利。但陈以军政委员会之主席的最后决定权，否认徐之正确见解。徐乃保留其意见。”

1960年8月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徐向前为主任委员）所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大事记（初稿）》，就根据程世才所写的材料，在1936年12月下旬条中，写道：“西安事变后，中央电令西路军回师东进。徐向前同志拥护中央指示积极主张东进。但身居军政委员会主席职位的陈昌浩坚决执行张国焘路线，再次违抗中央指示，坚持西进”。

程世才的这份材料中，徐陈争论的时间、内容都不准确。1963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送审稿）》中，将争论的时间移到了十一月份，并且不再提徐向前主张东进这一点了。战史中提及：（九军作战失利后）“这时，总指挥徐向前向军政委员会陈昌浩建议，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当前形势。但陈昌浩无视客观现实，竟认为‘马家基本上已被击溃’。徐向前当即对这种夸大估计提出异议，指出将敌基本击溃的标志应当是我军转入进攻敌军转入防御，但目前情况与此相反；敌人处于主动地位而我们处于被动地位；敌人有根据地、有补充而我们没有。但是陈昌浩坚持其错误估计，仍要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这样，西路军便在东起凉州西北之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约三百余里的狭窄地带上一线摆开，完全形成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为何不提徐向前主张东进了呢？徐向前回忆录揭晓了答案。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时，中央军委来电，要我们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陈昌浩满有把握，劲头十足，要建立永凉根据地。我呢？不以为然，对中央要我们停止西进的意图，百思不得其解。我对陈昌浩说：现在可得好好估计估计形势哩！”原来徐向前当时虽然不同意就地建立根据地，可也并非是主张东进，而是主张继续西进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中，徐向前是始终都力主西进的人物。一直到37年2月西路军撤出倪家营子，徐向前才提出自救突围东返的主张。而当陈昌浩因遭敌阻截，打算重回倪家营子时，虽然徐向前与陈昌浩争论过，但无结果，在军政委员会上，只好一言不发。

陈昌浩在第二次检讨中说“西路军领导干部中在到永昌时期及甘州地区，还有个别反对中央路线，而坚持自己过去错误路线的表示。我当时虽然当面反对这样同志，企图在军政委员会中开展斗争，结果仍是顾虑威信未得实现”（“陈昌浩第二次报告书”）。这指的就是几次和徐向前所发生的冲突。

故此，对于西安事变后未执行东返的电报，也有论者指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是个集体，而陈昌浩则是这个集体的领导，尽管他本人的意见是执行中央命令东返，但他还是要遵守这个集体的决定”，“12月23日的电报完全是徐向前等人的主张，陈昌浩只是根据大家的意见，给中央写了电报而已。因此，将拒绝东返的责任推到陈昌浩身上是不公正的”（周忠瑜：“陈昌浩与西路军”，《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10月）。（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