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与吴三桂反清：吴三桂并非姜伯约_风闻

自从李朝朝鲜国王不得不年年向大清帝国贺岁和朝觐以来，从顺治到光绪的两百多年里，朝鲜使团离开朝鲜进入中国边境栅门后，在中国境内总是沿着规定的路线，从凤凰城到辽东，经沈阳到山海关，进了山海关则经永平府、丰润县到蓟州，然后，经东边的三河、通州进入北京(1)。

据说，路途差不多都是一个月，因此一代一代的使者，不仅总是在一个个驿站中火（中饭），而且总是无奈地观看同样的山光水色，也无奈地重复经历相似的风雪严寒，当然也可以方便地借用前辈现成诗句来寄写心情(2)。

不过，山海关似乎是风景和心情的转折点，经过一个月的跋涉，到了这里的朝鲜使臣不仅可以见到大海，视野突然开阔，而且目的地京城在望，这意味着后半程风平浪静。特别是，在朝鲜使者眼中，山海关还是划分内外的一个标志，关外虽然和朝鲜相连，过去也曾是大明旧地，但是毕竟地处东隅，而且因为是满族旧巢，让朝鲜那些出身两班的士人使者觉得“殊有戎狄风习”，而关内尽管也“渐染羯胡之习”，但是，心中总是向往大明的朝鲜使者，却总觉得“人物渐渐繁盛”(3)，因而入了山海关，就仿佛进了文明之地，心情格外愉悦。（见图7）图7 

朝鲜使臣所绘山海关于是，他们不免对号称“天下第一关”的风景和故事，多留下一些笔墨。至今我们看到数以百计的燕行文献中，有不少在这里流连光景的作品。只是因为朝鲜人根深蒂固地蔑视胡虏的心理，让他们总觉得中国一旦沦入满清，便陷入无极的悲情世界，一切都仿佛带有凄凉。山海关也不例外，这里的孟姜女庙，原本是文人的吟咏题材，却总让他们想到笼罩天地、哭倒长城的悲切。而旁边的孔庙，原本是尊崇儒家先师的场所，却常被他们看成是礼崩乐坏、文明沦丧的征兆(4)。

在这里，让他们常常想到的，还有一个与山海关相关的人物，这就是当年为大明镇守此地，却“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1612—1678）(5)。

一 “中华乱贼”：乍逢巨变之初的评价

1644年的夏天，噩耗不断地传来。隔着满洲人早已占领的辽东，当时已被满洲人控制的朝鲜君臣，只能通过种种渠道，零零星星地知道，原来一直宗奉的大明帝国，在犯上作乱的乱贼和伺机进逼的女真双重压迫下，早已节节溃败，渐至土崩瓦解。先是三月，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皇帝在皇宫后面煤山的槐树上自缢，这个消息就已经让他们感到无比悲哀。到了五月，当他们经由大清的正式文件得知，上个月“吴三桂开关出降”，清兵已经“带神威大将军炮兵，及吴总兵马、步兵，前驱北京”的时候，就更是绝望，《李朝实录》记载，不要说国王君臣，连“舆台下贱，莫不惊骇陨泪”(6)。

吴三桂开关纳降，清人直取北京，成为明清历史的一大转折点，也使吴三桂成了朝鲜人眼中的历史罪人。吴三桂作为明朝大将，不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开门揖盗，引鞑虏进入关内，使神州沦陷，在始终眷念大明帝国的朝鲜人看来，这是十恶不赦的罪过。严守华夷界限的朝鲜人，对于忠烈与叛逆的爱憎甚至比中国人还要分明。就在第二年即顺治二年（1645）五月，被迫到北京谢恩的朝鲜使团书状（类似书记官）成以性（1595—1664）路过连山驿，就在明朝降臣祖大寿的碑文前大发了一通感慨，他说，祖氏“当年非不赫然隆盛也，缘（祖）大寿惜一死，四世勋业一朝扫尽，而今独两石门余存，适足为后人唾骂之资耳”，说到这里。

话锋突然一转，便说到山海关和吴三桂，他说：“三桂以大寿外侄，颇有材略，受君命守此城，为敌国所惮。闻流寇陷京，称以复仇，举兵入关，名则正矣，既入山海关，战败以死，则志虽未伸，忠亦可尚。而先卖其身，击走子（自）成，子（自）成既走，更无所营，身为降虏，为天下之罪人。噫！”两天之后，使团一行走到山海关，他不由“举目相看，反袂而拭泪”，感慨地吟道：“连云粉堞浑依旧，百年文物不胜悲。”(7)

得意的是吴三桂，悲切的是朝鲜人。从顺治初年到康熙头十年那二三十年中，吴三桂还是大清宠臣，不仅他自己位极人臣，连他父祖的坟墓也极尽荣华。那些年中，朝鲜使者每到山海关，都会看到为吴三桂祖坟守灵的奢华景象。据说，吴三桂让其兄吴三凤看守坟茔，守冢人数达到三百，“俾渠等备牛羊豚祭需，以供四时之祀”(8)，这让始终对大清王朝反感的朝鲜文人感到既无奈又愤怒。

这也许是朝鲜人旁观者清？也许是朝鲜人爱憎分明？在明清易代之初，身处迷局中的中国人对吴三桂的反复行为，可能还有更多的揣测、解释和评价。比如《烈皇小识》就推测说，他降清是因父亲被李自成所逼，“索诈甚酷”，所以才在遇见清摄政王的时候“剃发诣营，叩首诉冤，愿假大兵报仇，献血立誓”，这不算“忠”，但还算是“孝”；而《明季北略》则说，他是为了给崇祯皇帝报仇，“欲倡义复仇，以众寡不敌，遂亲往大清国请兵十万，为朝廷雪耻”，这不算“孝”，但还算是“忠”。

还有的如《甲申传信录》说，他是为了陈圆圆，觉得“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颜面”，于是“勒马出关，决意致死于贼”(9)，这和后来吴梅村《圆圆曲》一样，所谓“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这虽然不“忠”不“孝”，但还算是为“爱”。孝也好，忠也好，爱也好，无论哪一种理由，退到底线来说，吴三桂都还不失为一个英雄，至少也是一个奸雄。

可是，在始终认同大明朝廷的朝鲜士人看来，作为明朝大将的吴三桂，无论为什么缘故拱手把大明江山献给“胡皇清虏”都算不得好汉，只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爱的叛臣。所以，他们始终在默默地祈祷大明江山的恢复，诅咒着卖主求荣的吴三桂。原因很简单，对叛徒的仇恨有时甚至超越对蛮夷的不屑，因为他“手握重兵，外召戎狄”(10)，却葬送了大明江山，所以他既是“中华乱贼”，又是“清虏叛臣”。

二 蠢蠢欲动：朝鲜君臣在

三藩之乱中的复杂心情可是，到了康熙年间，事情却有一些微妙变化。还是让我们从康熙十二年（1673）说起，这一年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在云南起兵，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朝鲜人很快就听到传闻(11)。通过朝贡使团从中国带来的种种消息，朝鲜君臣默默地观察着清朝政局变化。

第二年（1674）的三月，作为谢恩使到北京出使的金寿恒，特别派译官金时征快马加鞭赶回京城，又带来一个传闻，他说，有“朱姓人，诈称崇祯皇帝第三子，聚众万余，谋以十二月二十三日放火北京城中，因作乱，事觉就擒”。

很有趣的是，从起兵之日起，似乎吴三桂又和“大明”联系在一起，这无端地勾起一些朝鲜文人的“复明”之心。五月十六日，朝鲜官员罗硕佐、赵显期等人接连上疏，说“吴三桂既据南方，蒙古亦不亲附北京，天下事变，迫在目前。乘此机会，练兵峙粮，大可以复仇雪耻，小可以安国保民”。在这一年，还有一个叫做柳润的人，根据占星术作出了惊人的预测，向朝鲜国王说“见天文，明必兴，胡必亡”，而且断言吴三桂要再造大明，“清国之势，似难久保”(12)。

不过，朝鲜君臣还是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毕竟事情太大。领议政金寿兴说，虽然吴三桂只是自称“大将军”而不称皇帝，也许他有所拥戴，但情况还不很清楚，“我国不能探知，诚可郁郁矣”。朝鲜国王更是小心，因为“筵中说话之宣泄外间，近日尤甚”(13)，他怕惹出麻烦。

当年江华岛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记忆还深刻地留在心中，清兵毕竟很强大，他不能轻易说话。何况他也怀疑，吴三桂是否真的要有所拥戴，是否真的是复明？好像还很难说。到了八月，尽管君臣反复讨论，但由于情报困难，对吴三桂是否真的“拥立朱氏子孙”，朝鲜人还是搞不清楚，而此时朝鲜已经换了国王，显宗老去，肃宗在这一年即位成为新的国王。

新国王总有新气象，刚刚上台的肃宗好像心里也有些蠢蠢欲动。这一年（1674）十一月，出使北京的灵慎君李滢回国途中，刚刚走到那个充满历史记忆的山海关，就急不可耐地派人飞速回到京城先报告消息，说大清帝国已经麻烦重重。按照他的说法，康熙皇帝很无能，遇到有捷报就乱吹牛，一旦是坏消息就死瞒，“年少性急，近因丧患兵乱，心气暴发，不能自定。诸王诸将亦无智虑之人”。他还说，有一个汉人告诉他们，“吴三桂立朱氏后……已据有南方三省之地，而处处起兵应之”(14)。紧接着，他们还听说吴三桂发布了《反清檄文》，抨击清人是“窃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并且宣称自己“义旗一举，响应万方，大快臣民之心，共雪天人之愤”(15)。

似乎他确实要恢复大明江山，这使一些朝鲜人觉得，可能吴三桂真的是一个夏臣靡、程婴、李陵一流人物。在《李朝实录》中，曾把这份檄文当作吴三桂的真心话全文照录，说吴三桂“内怀恢复之志”，而且一连用了这三个典故，大大地称赞吴三桂智勇深沉：“其于明亡三十余年，奉朱氏复兴，则与夏臣靡相似；其与宫人太监匿一块保全，则与程婴相似；其屈膝穹庐而终奋大辱之积志，即李陵之所尝欲而未能者也”(16)。

传说中，夏代寒浞杀害后羿篡夺王位，而夏臣靡苦心孤诣，收罗遗民，并经营多年，终于辅佐少康中兴夏王朝，是卧薪尝胆的忠臣；春秋时的程婴则是著名的《赵氏孤儿》中的主角，他收养被灭门的赵朔之子，忍辱负重成就友人大义，是可歌可泣的烈士；至于李陵，则是汉武帝时代战败不得已才降匈奴的将门之后，司马迁说他“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这次“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这三个人都是坚韧之人，其不死更难于死。

朝鲜人未必真的相信吴三桂《檄文》的自我表彰，但仍然如此夸张地想象这是反清义举，其实只是在表达自己内心的复明希望。三 按兵不动：等待的结果那个时候仿佛捷报频传，西边的吴三桂好像声势不小，东海的郑氏似乎也有所动作，辨不清真假的消息接踵而至。一会儿使臣传言，说吴三桂、耿精忠和郑锦舍“连横合势，湖广、四川、陕西等地，不动一兵，传檄而定，声势日振，南方郡邑太半归顺”；一会儿探马来报，说吴三桂有苗奴五六千，“泹齿漆膝，白布裹头，其目深而黑，其剑长而广，其勇如飞，其战无敌”；一会儿又听人说，吴三桂地险兵利，坚壁不出。据说，清兵虽有四亲王十大将率八万兵，但“上年粮绝，人相食，猎獐鹿，并其毛食之”(17)。

纷至沓来的消息，搞得朝鲜君臣有些心痒难耐，有人上书进言说：“清人与吴三桂相持已累年矣，天下中分，干戈抢攘，国内虚耗，兵民愁怨”，如果“我以全盛之国，士卒精锐，当此之时，声大义，率大众，乘虚直捣，则乃彼国灭亡之日也”(18)。

不过，毕竟“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中国兴亡又不是朝鲜兴亡，所以，这些年里他们始终在观风向、走钢丝。一些大臣如南九万就说，别信道听途说，也别轻举妄动，要想复仇，先得忍辱负重，卧薪尝胆，“设令国家真有克诘戎兵，转弱为强之事，亦且隐闭藏匿，不使敌人有所窥测，况于初无一事之措处，而先出治兵之虚声哉？”

虽然有人（如水原儒生李启祥）自告奋勇，要代朝鲜国王和郑氏联络沟通，但被当朝大臣（领议政许积）斥责为不负责任而罢。虽然清朝使团曾经到朝鲜来要挟，让国王给皇帝送“数百柄鸟铳”，以博大清欢心，并说这样一来“皇帝必大喜”，但朝鲜大臣（右议政权大运）却反对这种做法，说：“岂可只信渠说而轻送重器乎？”(19)

你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始终在小心翼翼地观察，并不为外言所动。有一次，日本对马岛主平义真来问“华戎兵事”，居心叵测地鼓动他们有所行动，他们听了以后也只是笑笑(20)，因为他们深知，“倭性狡猾，而此书辞，明是卖哄荧惑之言，窥伺之态，有不可测知”(21)。

特别是，尽管痛恨清朝而眷念大明的朝鲜文人心存幻想，但毕竟他们对吴三桂开门揖盗的行为仍然记忆深刻。康熙十六年（1677），当吴三桂还在南方和清廷对峙的时候，沙河驿原来四时上供的吴氏父祖坟墓，就已经被清朝官方捣毁。这一年，出使北京的韩泰东在日记里记载，“云南举事之后，（清廷）发葬磔尸，以戮辱之。其父冢则只纳一部空榇，不获其尸，但掘毁而已”(22)。他觉得，吴三桂不仅引清兵入关，把大明江山拱手送人，而且一方面拒不赴李自成之召，害得父亲丢了性命，一方面又举事造反，让祖父尸体被清人弃骨扬灰，真是既不忠又不孝。

所以，他在日记中重重地记了一笔，“始则纳腥膻，秽乱区夏，末乃豪据一隅，身僭大号，盖未尝有为朱氏扶立血胤、规复旧物之意，实中华乱贼，清虏叛臣”(23)。

久久等待之后，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终于传来了吴三桂兵败身死的确实消息，渐渐他们也知道了，“三桂即位于衡山之阳，国号大周，改元弘化，而原无立朱氏之事”(24)。于是，他们暗自庆幸，庆幸自己没有轻举妄动，因为吴三桂并不是为“反清复明”而忍辱负重的姜伯约，而是大逆不道想当皇帝的僭越者。

四 辽东见闻：寻访散在关外的吴三桂旧部

不过，有时侯人的心理很奇怪，本来在观念上被看成是从逆的叛贼，一旦和自己面对面，观感也有一些微妙变化，真所谓“耳闻不如眼见，亲近改变旧嫌”。在吴三桂败死之后那几年，作为反复无常的“贰臣”，在中国文献中，吴三桂迅速被口诛笔伐。康熙皇帝说他是“反复乱常，不忠不孝，不义不仁，为一时之叛首，实万世之罪魁”(25)；汉族士人觉得他朝三暮四，为一己私欲而绝不是“反清复明”。

所以，尽管他在起兵时发布过那篇《反清檄文》，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希望用汉族意识来凝聚反清力量，但意外的是，并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鬼话，满、汉、朝、野各方似乎都形成一致印象，要把吴三桂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这种评价当然影响了朝鲜人，他们本来就对吴三桂没有好感，一直鄙夷这个反复无常的奸雄。在吴三桂败亡后，他们也会跟着抨击，像康熙二十二年（1683），著名的朝鲜文人金锡胄（1634—1684）路过山海关的时候就写诗说，“次第边城失，当年此亦孤。深仇天岂戴？大盗地尽输。西北崩隍在，东南半壁无。白头还举事，吾且尔何诛”(26)。

但有趣的是，已经渐渐接受“大清”的汉人这样说倒也罢了，原本把清帝国视为“夷狄”的朝鲜人，有时也会在对吴三桂“反清复明”的想象之中，对吴三桂的观感有一些彷徨。朝鲜君臣在三藩之乱中犹疑不定，这种犹疑似乎一直延续到吴三桂败亡之后。尽管希望最终变为失望，但那种复杂的希望，却很容易引起朝鲜人对吴三桂的另类想象。特别是，当一些朝鲜使臣来到辽东亲见吴三桂旧部，和他们有了亲密接触之后，他们竟然对吴三桂产生了另一种感觉。这些吴三桂旧部因为失败，被清廷流放在东北各处(27)。

或许是清帝国觉得，将逆臣放在自己的老巢可以稍稍放心罢，吴三桂兵败后，一批“从逆”官员被流放到关外，他们或为僧人，或为塾师，或为游民。由于这些吴三桂旧部恰恰在朝鲜使者路经的辽阳、沈阳等地居住，因此常常和朝鲜使团不期而遇。在普遍文化并不高的关外，喜欢炫耀文采的朝鲜文人遇到这些精通或粗通文墨的汉人，常常会格外高兴。三藩之乱平定后不久的康熙二十五年（1686），朝鲜使臣吴道一（1645—1703）在沈阳遇见一个叫做刘君德的文人，在笔谈中，他发现这个人“文理粲然，甚

不易得”。询问之下，原来他是关内的汉族人，曾在云南吴三桂那里做翰林侍读，他对于“理”和“词学”自有一番自己的见解，“尚藻华而绌理致”。

他对朝鲜使者说，那些空洞的性理之学能感动人，所谓“濂洛风雅”只是“酸气扑人”，倒是“精诣动人处，盖深于词学者”。虽然恪守朱子理学的朝鲜文人吴道一并不认同这番议论，但也觉得，他的这番议论很是新鲜，更何况他能够引经据典，让朝鲜人觉得，他真是有学问的“云南学士”。不过，当话题渐深，吴道一问到吴三桂及“云南兵败城陷时事”的时候，这个刘君德公然回答说，“吴平西（吴三桂封平西王）有勇力胆略，不幸婴疾，心血枯尽而死，其孙世璠亦英明文雅，济以浑厚，兵戈之中，不废书籍，及其城陷之日，索刀将自裁，宦侍辈扶掖止之，奋拳大骂曰：自古岂有降天子哉，即刎颈而死，皇后亦与之同死”。

这番话让朝鲜使者很是吃惊。而当刘君德说到自己，痛苦万端，写下“为贼所生擒，求死不得，致有今日名义扫地，愧罪千万”这番话，并且凄咽泣下的时候，更让惊愕之中的朝鲜正副使不知所措，只好百般安慰，还赠送了朝鲜的壮白纸、小刀、扇子和笔墨(28)。（见图8）图8 朝鲜人所绘沈阳朝鲜使团下榻之处（载《燕行录全集》第一百卷68-69页）

这使朝鲜人很感困惑。有一个朝鲜使者李宜万在沈阳西街见到被流放的文人，即号称剩人和尚（又自号辱翁）的林本裕，他曾小心翼翼地询问吴三桂的真心，“或谓之忠，或谓之逆，何说为的”？林本裕虽然谨慎，但还是回答说，“事成则忠，事败则逆”，他的理由是，吴三桂的失策只是在于自己称帝而“不立义帝”，在大胜之后“想儿子讲和，岂非妇人女子见识”而已，这让朝鲜使者深深感受到他对吴三桂爱之深，责之切(29)。

林本裕受到清廷严格监管，他的诗文被清廷下令禁毁，据说，他每次笔谈涉及“清朝事，则辄呼烛烧之”(30)，让朝鲜人感觉他“枢机之周慎”。但其他人却不同，往往在外国使者面前放胆直言。比如吴道一在辽东曾见到过一个叫郭垣的人。郭垣祖籍江西南昌，父亲郭朝瑞在吴三桂手下从刑部郎中、鸿胪卿、大理正卿，一直做到通政司，吴三桂兵败后被安置在周流河居住，大概郭垣就是随着家庭被流放关外的。当吴道一询问郭垣“吴藩败时有杀身取义者否”这一问题时，他先举出吏部郎中穆廷选，并大大地赞扬他“城陷之日，夫妻俱从容就死”，再举出吏部尚书方光琛，“为虏所擒，愤骂不屈而死”，还说“其余殉节者亦颇有之，今难一一备陈”(31)。

而吴道一遇到的另一个云南流放文人朱秀，也好像始终没有改变他拥戴吴三桂的立场，在被问到“清国既统一天下，吴平西何不服事，以享富贵，而浪取灭亡之祸”的时候，虽然没有直接反驳，但也很含蓄地回答说：“自有万世公论，今不必烦问，亦不敢烦说。”(32)与其说吴三桂部下眷念大明，倒不如说他们始终反清。

他们对清王朝的敌意，让他们心中充满愤懑和怨毒。当他们见到朝鲜使者的时候，总会特意介绍那些与清王朝格格不入的人物，像朱秀给吴道一介绍谁是“当世名士”的时候，他举出的一个是虽然“仕于清，不容而退隐”的江南汪远，一个是被迫赴举却以“亲老为解”恸哭不受功名的陕西李因笃，这让朝鲜人觉得“近来中国沦于左衽，而文章节义之士，尚不乏人”(33)。

当朝鲜人向他们问起吴三桂的时候，他们也总是固执地赞扬旧日领袖，像郭垣回答金昌业“吴王勇略如何，身材大小如何，髯须多少如何”这一问的时候，这个其实并未真的见过吴三桂，也未必真的经历过三藩之乱的郭垣，却也言之凿凿地说：“魁伟俊材人也，自幼在戎马行中，军略超众，髯须长大，乃贵人相也。”(34)

另一个叫李素的人，在见到朝鲜使者的时候，也回忆说：“吴王在云南，遇士卒善饮酒，每遇戏，好点岳武穆事，见之大哭，仍曰：天下如此，（按：原文如此，疑有缺字）藩竟不是人。言讫复哭，哭罢复饮，此可见其志所在也。后来事虽不厌人意，要是雄杰间世人也。”(35)

冬去春来，康熙二十五年（1686）春天朝鲜使团返回朝鲜途经沈阳时，吴道一又遇到了刘君德，故人相逢，彼此格外亲热。由于感到清国已经安定，复明往事已成幻梦，而朝鲜使团也经历了北京一月的所见所闻，于是，吴道一在笔谈中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燕京时，闻清朝皇帝酷好文辞云，先生亦有所闻否？”话一出口，吴道一也许觉得颇有不妥，便解释说：“此等事非所敢问，而妄恃见许，敢此烦问。”而刘君德仍在纸上写道：“酷好文辞，喜奖文士，信然信然。

但仆等局外之人，故闻之亦等秦越耳。”当吴道一再次问到：“闻清皇蠲除民赋，慰悦四方，否？”刘君德便无奈地用笔回答说：“上之美意，则或有之，但臣下奉行不力，恐徒成空文。”吴道一明白，这是一个聪明人能够回答的极限了。于是便请刘君德赋诗书纸以作纪念，刘君德写了一首唐人绝句给他，诗云：“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寸心言不尽，前路日将斜。”用“悲歌”之辞，用“剧孟”之典，可以想见他无力回天的苍凉心境(36)。

五 “闲坐说玄宗”：朝鲜使者听吴三桂旧部说天宝遗事

“关外年年经风雪，辽东岁岁逢旧人”。从三藩之乱后，自康熙、雍正到乾隆初的若干年中，很多朝鲜使者都在辽东遇见吴三桂旧部下或他们的后人。在这个满人的龙兴故地，打心底里瞧不上满人的朝鲜使者，似乎觉得这些汉人倒是有文化的笔谈对手。康熙五十一年，金昌业（1658—1721）在途中又曾遇见了郭垣和他的父亲郭朝瑞，遇见了江西南昌人金某。康熙六十年（1721），李正臣（1660—1727）则遇见六十四岁的扬州人、善于推步之术的蒋寅(37)。雍正元年（1723），李宜万（1650—1736）在沈阳见到了号称“辽东三老”之一的林本裕（1652—1737以后）(38)。

一直到乾隆二年（1737），李喆辅1691—？）还再一次见到已八十六岁的林本裕，这时离吴三桂败死，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亲见亲闻吴三桂旧部听他们叙述往昔，给他们一个迷离的印象和含糊的故事，这个印象打散了记忆，这个故事搅乱了历史，让他们的感性和理性产生冲突。历史褒贬常常表现的是“后见之明”或者“从众之说”。当时人对当时事，总不免有“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当局者迷，事后书写的历史书，剩下手术刀式的冷峻和解剖图式的准确，却筛掉了当时的心情和感觉。面对面笔谈的是朝鲜使者和吴三桂旧部，朝鲜使者们看到的是活生生的真人，不必用事后的政治伦理去评判。

我们惊讶的只是，这批吴三桂旧部竟然如此固执地维护着吴三桂的死后声誉，坚持着和大清王朝的对立立场，他们甚至不惜向朝鲜出卖大清的情报，这倒是过去不曾知道的。举一个例子罢。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鲜人赵师锡为了刺探清国的政治情报，曾经派人向吴三桂旧部郭朝瑞（1631年生）打听(39)，郭朝瑞就是前面提到的郭垣的父亲，他住在离沈阳一日路程的周流河。多年来，他曾多次见到朝鲜使团官员，认识不少朝鲜文人如南九万、崔锡升等。当他接到赵师锡的来信，就立马回信给朝鲜人，说了一大堆半是传闻、半是情报的消息，像康熙在承德避暑时，“大殿中柱名曰擎天柱，声若霹雳，崩坏五尺许”，“近日宫中，夜闻鬼哭怪号，作祟非常”，“（康熙）行猎之时，忽然狂风大作，从晨至午，风息之后，沙石约有尺许，将康熙所着衣服吹去，渺无踪影”。

他还告诉朝鲜人说，康熙不听有关“内远声色，外绝游田，息兵养民”的好言相劝，却把谏言的人打了一顿，还“亲执杖以撞之，体无完肤”等等。他特别向朝鲜官方透露吴三桂故地云南情况，他说，征服云南的大清官员腐败贪污，而云南十八家土司“因抚绥不善，俱有负固之心，且招纳流亡，收留平西王下旧人更多，是有待时而动之意也”(40)。

究竟是为了给吴三桂复仇，还是有意迎合和讨好朝鲜君臣？从他不惜当密探，给朝鲜通风报信的架式看，大概这个人的心思并不磊落光明，从他所说的情报几近荒诞来看，可能他的性格也颇奔竞浮躁。他虽然在信中说自己是“亡国臣仆，身陷泥中，逆旅得遇高明”，愿意披沥肝胆，但他又表示了心底对钱财的贪恋，他在信中说，如果朝鲜能够给他“少加赒恤，以济涸辙之鱼”的话，他愿意作朝鲜的“侦事之人”，把情报上呈“贵国主”。可见此人心地并不单纯，所以在二十八年后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在周流河又见到此人，已经察觉他并不可靠，金昌业在日记里说，他“颇有文翰，而为人浮诞，言不实云”(41)。

但是，当时的朝鲜人一方面出于对清朝的仇视，一方面出于对情报的需要，仍觉得这个吴三桂旧部“情理实为矜恻”，所以就连国王也下令，“其情诚可矜，使臣之行，优赍盘缠，以周其急可也”。

今天，也许我们不必讨论他出卖清国情报给朝鲜人是否“卖国”，也不必强调他以夸诞通报以换取钱财是否“可耻”，只是朝鲜人记载的他的举动以及关外吴三桂旧部的言行，处处让人觉得这些旧部对吴三桂，真是有相当奇怪的忠诚和固执。

尾声：盖棺论定身后事

吴三桂和他的部下起事，未必是怀念故国而拥戴大明，他们恐怕只是为了“撤藩”而反清。朝鲜人未必赞成吴三桂，却是真心地眷恋大明。这一点到了康熙末年，朝鲜文人也渐渐清楚，便不再对吴三桂有太多的同情。像金锡胄的后人金昌业，在康熙五十一年出使清国时，虽然对这个“世人皆曰杀”的吴三桂是否“开关纳清为罪”感到疑惑，说当时“皇城已陷，帝殉社稷，天下亡矣”，吴三桂无法自保，更无法杀逆贼（李自成），“使三桂徒守一切之义，不与清兵并力，则毕竟见破于自成，而清兵亦自入关矣，天下事亦何益哉？”但是，他还是觉得，吴三桂最重要的罪过就是“不立大明宗室，失天下望，身自僭号，竟至败灭，丧失名节”(42)。

康熙六十年（1721）是辛丑年，这年冬天，李正臣（1660—1727）率团出使清国。在辽东一地看到四块大碑，传说中此地乃是吴三桂冢，可他看来看去，发现四块碑都是明朝王姓官员的神道碑，并没有吴三桂和他的家人，显然这是明代王氏的家族墓地。于是，他便询问同行的翻译金庆门。金庆门是个极其精通中国事务的译官(43)，他回答说，自从清帝剿灭三藩之后，“尽杀三桂之九族，尽掘三桂之先冢。况三桂死于南方，岂葬于此”。

说到这里，他细细地向李正臣叙述了吴三桂的故事：甲申闯贼之变，大明覆亡，此际吴三桂持重兵守大藩。不顾父死，请兵于清朝，杀贼报仇，天下之论三桂者，毁誉纷纷，要观其末梢所为。其后三桂果起兵，几得天下半。旋乎身死而兵败，前日之誉三桂者，由是而尤增气焉。但是他告诉李正臣说，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十年前他在留守凤凰城的时候，曾和流放到那里的吴三桂旧部叙谈，“尽得其事颠末甚详”，他说：

盖其反清朝，非为故君之地，实自为之计也。初则受封为平西王，俄奉清朝皇帝之命，攻永历皇帝于缅甸，生擒永历皇帝，俾绝朱氏之血食，而仍自王其地。及复举事，自称大周，建元昭武，则其身死兵败者，不必清朝威武之所加，想应明朝列圣在天之灵，阴有以灭绝之也。其无父无君之罪，可胜诛哉(44)

这一席话说得李正臣如梦方醒。这时，历史和价值都很简单明了，无论是大清国官方“十恶不赦”的定论，还是汉族文人半失望半怨恨的感怀，还是朝鲜官员怀念大明鄙视大清的心理，似乎在合力把吴三桂钉在了耻辱柱上。几年后，朝鲜使臣赵文命在路上想起吴三桂，就写了一首诗，说：人言三桂心犹汉，我识通天罪莫逃。当日若兴真义旅，白头宁着柘黄袍。(45)时势毕竟比人强，岁月也能磨销记忆。再过十来年，就连曾经对吴三桂抱有极大好感的林本裕，也只好承认大清国皇帝的新政，是“宽仁盛德，敬宗睦族”(46)。

到了三藩之乱平定六十年之后，这件事情早已在人们心中淡去，无论在汉族文人还是在朝鲜文人心中，吴三桂已经是不必再说的“贰臣”和“逆贼”，朝鲜文人和大清朝廷的评价已经不再冲突。虽然，一个叫做卢以渐（1720—1788）的朝鲜文人想起了吴三桂的时候，还偶然地联想到了图谋恢复汉室不幸身死的三国蜀汉名将姜维，但是，他还是觉得，吴三桂究竟不能算姜伯约，因为他“终作开门纳贼之人”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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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个清代，朝鲜使者在中国境内的途径是被规定的，大体上从义州出发经栅门，一共三十站：即凤凰城—松站—通远堡—连山关—甜水站—狼子山—辽东（以上东八站）—十里堡—沈阳—边城—周流河—白旗堡—二道井—小黑山—广宁—十三山—小凌河—高桥堡—宁远卫—东关驿—两水河—山海关—抚宁县—永平府—沙河驿—丰润县—玉田县—蓟州—三河县—通州。整个中国境内的旅行，包括休

整与在途，大约需要一个多月，所以，各类《燕行录》的记录，多是北中国这一路的风土人情。又，

关于明清两代朝贡路线的变化，朝鲜人徐有闻（1762—？）有一个简略的记述：“先时，女真作

乱，以遏朝鲜使者朝天之路，大明成化十六年，我国以改路之意问于天朝，事下兵部议之，职方郎中刘大受曰：朝鲜往来之路，自阿骨关历辽阳、广宁、屯田卫入山海关，入京不远好矣，然此非祖宗本意也，若自鸭绿直抵屯田卫、山海关，则恐为他日之忧。事寝不行。阿骨关即连山关也。大抵渡鸭绿，不由辽东、沈阳，直有五六百里捷径，而事不如意，甚为慨然。”见徐有闻《戊午燕录》，载《燕行录全集》第六十二卷，239页。

(2) 李 （1737—1795）《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中记载路程说，“自凤凰城到沈阳，四百四十三里，

沈阳到山海关八百三里，山海关到燕京，六百六十里，通计三千一百二十六里，除我境，实为二千五

十里”，自沈阳到山海关，是中节，山海关以西，则是终节。但他又说明，明代原来贡路是从辽东直

取鞍山，自海州卫以下，皆沿海而行，清代则改经沈阳，所以，到十三山才见水色，到松山堡才近海滨。《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二卷，634—637页。(3) 吴道一（1645—1703）《丙寅燕行日程》，《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170页。

(4) 韩德厚曾于雍正十年（1732）与李宜显同赴北京，其《承旨公燕行日记》中记载山海关附近的文庙“殿宇荒凉，规模草率，不成貌样。古帝王尊师重道之治，固不足贵之于夷虏，而大抵大小寺塔，

则远近相错，极其侈靡，圣庙则殆于芜废，由是儒风扫地，习俗沦陷，人人以弓马商贩为事，不知文

学为何样物事。余于一路上及留馆之时，辄求儒生经士，而晓解文字者绝稀，间或有秀才为名者，而

蠢蠢贸贸，无足与语。中华文物无地可寻，足令人酿涕也”，见《燕行录选集》下册，530页。

(5) 吴伟业《圆圆曲》，《吴梅村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三，78页。

(6) 《李朝实录》（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73）《仁祖实录》卷四十五，仁祖二十二年（1644）五

月甲午。

(7) 成以性《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十八卷，148—149页。

(8) 赵珩《翠屏公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卷，221页。

(9) 以上可以参看叶高树《清代文献对吴三桂的记述与评价》，载《台湾师大历史学报》（台北，2000年6月）第28期，85—108页。感谢台湾大学博士候选人林韵柔从台湾为我复制这一论文。

(10) 孙万雄《燕行日录》，写于康熙十六年（1677），《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八卷，340页。(11) 《同文汇考》（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第二册补编卷一“使臣别单”中记载说，朝鲜人李宇鼎在当年十二月就已经在大清境内听人说到了这一事变。1578—1580页。

(12) 《李朝实录》之《肃宗实录》卷一，25页。转引自庄吉发《他山之石—朝鲜君臣论盛清皇帝》，

载李国祁编《郭廷以先生百岁冥诞纪念史学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81页。

​(13) 《李朝实录》之《显宗改修实录》第二十八卷，显宗十五年（1674，即康熙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14) 《李朝实录（肃宗）》第一卷，肃宗元年（1674）十一月十三日。

(15) 林春胜、林信笃所编《华夷变态》（东京：东方书店，1975）卷二《吴三桂檄》，52—54页。对

于这篇檄文的真伪，1931年朱希祖有一些讨论，见朱希祖《吴三桂周王纪元释疑》，《历史语言

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类·明清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一册，393—401页。

(16) 我在第一章中曾经提到，在中国文献中吴三桂的这篇檄文都不见收录。原因很可能是，官方既不

愿意人们读到这篇充满汉族民族情绪和大明历史意识的文字，也不愿意让涉及历史机密的消息广为传播，因而把它当作悖谬之文禁止，而人们既害怕涉及政治忌讳招惹迫害，又把吴三桂的宣誓当作笑柄，觉得这只是惺惺作态，以至于这份历史资料不存于中国，倒保留在日本和朝鲜的记忆中。

先是收在日本人编的《华夷变态》中，接着又在朝鲜国王那里引起极大关注，被收录在《李朝实录（肃宗）》卷四，16页，肃宗元年（1675）六月己未。可参看前引叶高树《清代文献对吴三桂的记述与评价》。

(17) 《李朝实录（肃宗）》卷七，肃宗四年（1678，康熙十七年）三月日。

(18) 《李朝实录（肃宗）》卷六，肃宗三年（1677）十一月九日。撰写实录的史臣也说，“天道悔祸于赤县，而人心未忘乎朱氏，三桂一呼于云南，群雄并应于海内。乘此之几，我若提兵渡辽，直捣巢穴，王师攻其南，我兵击其西，则可以殪蛇斩豕，扫清腥秽，庶几雪仁祖之遗耻，报神宗之至

德，使天下万国，知三韩忠节，犹有不泯”。可见这种想法当时很流行。

(19) 《李朝实录（肃宗）》卷三，肃宗元年（康熙十四，1675）三月二日。

(20) 《李朝实录（肃宗）》卷三，肃宗元年（康熙十四，1675）六月三日。

(21) 《李朝实录（肃宗）》卷四，肃宗元年（康熙十四，1675）十一月一日。平义真的信中说，“大明

旧臣吴三桂，辅翊先帝幼子，久怀立孤丕运恢复之筹，分箚倡良将，杖节举义兵，方欲树创业守成功，而今业已图南北两京……贵国地近靺鞨，道通中原，不知干戈余殃，无及边徼耶”。应该说，日本方面对于吴三桂的起兵，有相当大的关注，他们始终试图通过朝鲜获取更多有关情报，这一点可以参看《华夷变态》卷三，135—136页，170页。

(22) 韩泰东《两世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289页。

(23) 韩泰东《两世燕行录》，《燕行寻全集》第二十九卷，218页。

(24) 《李朝实录（肃宗）》卷十一，肃宗七年（康熙二十年，1681）三月十八日，冬至兼谢恩使金寿

兴向肃宗的禀报。

(25)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四十六，14页，康熙十三年二月辛酉。

(26) 金锡胄《息庵先生遗稿》（韩国历代文集丛书603册）卷六，327页。又，此卷亦见于金锡胄《捣椒录》卷下，收入《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四卷。

(27) 关于东北流人，谢国祯先生有《清初东北流人考》一文论之甚详，见氏著《明末清初的学风》

（上海：上海书店重印本，2006）。但有关三藩之乱后的流人，谢国桢先生主要讨论的是陈梦雷

等著名人物，未涉及这些被流放的非著名士人。

(28) 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155页。

(29) 李宜万《入沈记》附《闻见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卷，281—283页。

(30) 李宜万《入沈记》附《闻见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卷，283页。

(31) 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157页。有趣的是，二十多年后的康熙五

十一年即1712年，朝鲜使者金昌业、崔德中又再次见到郭垣，这时吴三桂已经死了三十五年，可他仍然坚持相信，吴三桂是“魁伟俊材人也，自幼在戎马行中，军略超众，髯须长大，乃贵人相也”。见金昌业《燕行日记》卷一，《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一卷，346页。

(32) 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197页。

(33) 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196页。

(34) 金昌业《燕行日记》卷四，《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二卷，228页。

(35) 金昌业《燕行日记》卷二，《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一卷，391页。

(36) 也许是受到吴三桂旧部的刺激，吴道一觉得记载凤凰城到山海关没有军队，认为“盖清人不但专意

南方，不以我国为虑。以弓马驰突为能事，至于关防城守等事，不甚致力，盖其习俗然也”。他觉得“诚得精兵数万，一渡辽河，则关外千余里，庶有长驱破竹之势，而一任其据有神器，肆然称帝，直欲发一恸也”。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165页。

(37) 李正臣《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四卷，235页。

(38) 李宜万《入沈记》，此即《家山全书农隐遗稿》中之两卷，《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卷，279页。

(39) 据金昌业记载，郭氏之父是吴的刑部郎中，后转鸿胪正卿，三任大理正卿，转通政使。

(40) 《李朝实录（肃宗）》第十五卷，朝鲜肃宗十年（1684）十二月三日。

(41) 金昌业《燕行日记》卷四，《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二卷，228页。

(42) 金昌业《燕行日记》卷二，《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一卷，390页。

(43) 金庆门的事迹，可参见金庆门撰《通文馆志》

（首尔：首尔大学校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影印本，2007）卷首。

(44) 李正臣《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四卷，253页。

(45) 赵文命《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七卷，105页。

(46) 李喆辅《丁巳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三

十七卷，448—449页。

(47) 卢以渐《随槎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