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国革命_风闻

今天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101周年，以下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罗莎·卢森堡于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所写的文章《论俄国革命》的节选。

关于立宪会议问题

1917年11月著名的解散立宪会议事件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起了突出的作用。这一措施对于他们后来的立场是起决定作用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的策略的转折点。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直到十月胜利以前都激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正是克伦斯基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拖延政策成为布尔什维克谴责那一政府的一个理由，为他们进行激烈攻击提供了口实。这是事实。托洛茨基甚至在他那本有趣的著作《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中说，十月革命简直是“对立宪会议的挽救”，正象它挽救了整个革命一样。他继续说：“我们说，通向立宪会议的入口不是经过策烈铁里的预备议会，而是经过苏维埃夺取政权，我们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

在作了这些公开的声明以后，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散这个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本来是应当成为通向这一会议的入口的。有什么理由能使他们决定采取这样令人迷惑不解的转变呢？托洛茨基在上面提到的著作里详细谈到了这一点，我们打算在这里引用他的论据：j[“十月革命前的几个月是群众向左转、工人、士兵和居民自发地涌向布尔什维克的时期，而这一过程在社会革命内部表现为左翼通过削弱右翼得到加强。但是在社会革命党有党员名单上，老的右翼党员的名字仍旧占四分之三。

还有这一情况，即选举本身是在十月革命后最初几个星期的内举行的。关于已经发生的变化的消息比较缓慢地象同心圆那样一层层传播开去，从首都传到外省，从城市传到乡村。许多地方的农民群众对彼得堡和莫斯科发生的情况很不了解。他们投票支持‘土地和自由’，并且投票支持它在土地委员会中的代表，这此代表多半是站在‘民粹派’旗帜之下的。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是投票支持了克伦斯基和阿夫克森齐也夫，而克伦斯基和阿夫克森齐也夫却解散了这一土地委员会并逮捕了委员会们。。。。。。这一情况使人对立宪会议已在多大程度上落后于政治斗争和党派组合的发展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

这一切是十分精彩和很有说服力的。只不过人们一定会奇怪，象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聪明的人竟没有从上述事实得出最简单的结论。既然立宪会议早在决定性转折点即十月革命之前很久就已选出，并且就其组成来说反映了已经过时的旧状态，而不是新的形势，那就自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们正是宣布过了时的、也就是说生下来就是死胎的立宪会议已经无效，并且立即举行新的制宪议会的选举！他们不想也不应当把革命的命运托付给一个反映了昨天的克伦斯基的俄国、反映了动摇和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时期的会议。那么好吧，只剩下一件事了，立即召开一个从已经更新、已经前进的俄国产生的会议来代替它。

关于代议制和选举权

托洛茨基不是这样做，而是根据十月间召集的立宪法会议这一特殊的有缺陷的情况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认为任何由普遍的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议机构在一切革命期间都是无效的。

“由于为争取政府权力进行了公开和直接的斗争，工人群众在极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验，迅速地从本身发展的一个阶段提高到另一个阶段。国家愈大，它的技术设备愈不完善，民主机构的笨重的机制就愈不适应这一发展。”（托洛茨基上引书，第93页）

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一般的民主机构的机制”这说法了。针对这种说法首先需要强调，这种对代议机构的评价表现出一种多少有些公式化的、僵硬的观点。一切革命时代的历史经验恰恰是与这种观点明显矛盾的。按照托洛茨基的理论，任何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会议永远只反映它的选民正好在他们走向票箱的那一时刻的精神状态、政治成熟程度的情绪。因此民主机构总是选举日的群众的映象，正如赫歇尔j星空图所展示的天体始终不是我们朝它注视时的那个样子，而是它们从无限的远方向地球发出光信息的那一时刻的那个样子。已经当选的人同选民之间的任何活生生的精神关系，二者之间的持续的交互影响在这里都被否认掉了。

这同全部历史经验有多大的矛盾啊！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却与此相反。人民情绪的活的流体始终包围着代议机构，渗透它们，指引它们。否则我们怎么有可能在每一个资产阶级议会里都有时看到“人民代表”非常有趣的疯癫行径呢？他们突然受到一种“新的精神”的鼓舞，唱出了完全出人意料的调子。为什么每当工厂、车间和大街上发出喧嚷声时，连最干枯的木乃伊有时也象年青人一样行动起来，而形形色色的小谢德曼一下子就在自己的胸脯里找到革命的声音呢？

群众的情绪和政治成熟性对当选的机构施加的这种始终生机勃勃的影响难道恰恰会在一次革命中，由于党派标志和竞选名单仍是僵死的老一套就失去了效力吗？恰恰相反！恰恰是革命通过它的火热激情创造了稀薄的、振动着的、敏感的政治空气。在这种空气中，人民情绪的波浪、人民生活的脉搏立刻就以极其奇妙的方式对代议机构发生作用。一切革命的最初阶段的那些著名的、动人心魄的场面恰恰总是以此为基础的，那时，老的反动的或极端温和的、在旧制度下根据有限的选举权选出的议会突然成了革命的英勇代言人，成了冲锋陷阵的人。著名的英国“长期议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在1642年被选出和召集，坚守岗位达七年之久，在它的内部，人民情绪、政治成熟性、阶级分裂的一切变动以及直到顶峰的革命进程中的一切变动，从最初在一个跪着的“代言人”率领下恭恭敬敬地同国王进行小规模冲突直到取消贵族院、处死查理和宣布共和国为止，都得到了反映。

难道在法国的三级会议里，在路易。菲力浦的按纳税额选举的国会里，在第四届俄国杜马里，没有重复这种同样令人惊奇的变化吗？最后这个最惊人的例子是托洛茨基十分清楚的，第四届杜马是在1912年j 的恢复年代、在最严酷的反革命统治下选出的，1917年2月它突然象晚年的恋爱一样感到了革命的气息并且成了革命的出发点。

这一切都表明“民主机构的笨重的机制”……有一个有力的纠正者——这正是生机勃勃的群众运动，是它的不断施加的压力。机构愈民主，群众政治生活的脉搏愈活跃愈有力，影响就愈是直接和密切——尽管有死板的党的标志，过时的候选名单等等。当然，任何民主机构都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这恐怕是人类设立的一切机构都有的。只不过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

让我们再举一个惊人的例子，即苏维埃政府规定的选举权。这一选举权具有什么实际的重要意义，不十分清楚。从托活茨基和列宁对民主机构的批判可以看出，他们原则上否定根据普遍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议机构，只想依靠苏维埃。那么究竟为什么又要规定普选权，这的确不清楚。我们也不知道这一选举权曾经以某种方式实行过；人们对于根据它而选出某种人民代表机构的事毫无所闻。有人推测它始终只是一种理论产物，可以说是纸上谈兵，这倒是更有可能的；但是就它现在的情况来看，它是布尔什维克的专政理论的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产物。对于任何一种选举权，正象一般说来对于任何一种政治权利一样，不应当按照某种抽象的“正义性”公式或者类似的资产阶级民主废话的公式来衡量，而是应当按照它所适应的社会和经济关系来衡量。苏维埃政府规定的选举权正是针对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按照列宁和托洛茨基对这一专政所作的解释的精神，只给予那些靠自己劳动为生的人以选举权，而拒绝给予一切其他的人。

显然，这样的选举权只有在一个经济上也有能力使一切愿意劳动的人可以依靠自己劳动获得充裕的、文明的生活的社会里才有意义。目前的俄国说得上这样吗？苏维埃俄国必须在世界市场隔绝、最重要的原料来源被切断的情况下同巨大的困难作斗争，它的经济生活普遍遭到惊人的破坏，生产关系由于在农业、工业以及商业中改变财产关系而发生急剧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有无数的人非常突然地被赶出家园，脱离了自己的生活常轨，客观上没有任何可能在经济机构中以任何方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这不仅涉及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而且也涉及小的中间等级这一广大阶层和工人阶级本身。工业的紧缩引起城市无产阶级大批流向农村，到农业中寻找栖身之处，这确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把普遍的劳动义务当作经济前提的政治选举权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措施。就其倾向来说，它本应当只使剥削者丧失政治权利。当能生产的劳动力大批离乡背井之时，苏维埃政府反而屡次认为必须用所谓租让的办法把国有工业交给从前的资本家所有主。同样，1918年4月苏维埃政府也认为必须同资产阶级消费合作社实行妥协。后来又表明，利用资产阶级专门人才是无法避免的。同一现象的另一个后果是，无产阶级中愈来愈多的阶层作为赤卫队等等由国家用公费养活。这实际上使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广大的并且愈来愈多的阶层丧失权利，对于这些人，经济机构是没有任何办法要求他们履行劳动义务的。

把选举权描述为一种空想的、脱离社会现实的幻想产物，这是荒廖的。正因如此，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认真的工具。j

整个中间等级、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以后抵制苏维埃政府达几个月之久，使铁路交通、邮政电讯、学校和行政机构陷于瘫痪，用这种方式来反对工人政府，这时不言而喻不得有采取一切镇压措施如剥夺政治权利、不发经济生活资料等等来反对他们，用铁拳来粉碎他们的抵抗。正是在这时社会主义的专政得到了表现，它为了维护整体利益，不怕使用任何威力来强制实际上或阻止某些措施。与此相反，如果用一种选举权宣布普遍剥夺广大的社会阶层的权利，在政治上把他置于社会之外，而在经济上却没有能力在这一社会本身的范围内为他们提供位置，而这种剥夺权利的做法并不是为了一个具体目的而采取的具体措施，而是作为普遍的规定持久发生影响的，那么这就不是专政所必需的，而是一种缺乏生命力的临时凑合的做法。

自由的定论

但是问题并不仅限于立宪会议和选举权，我们还要考察取消健康的公共生活和工人群众政治积极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民主保证这一问题：取消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利，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反对者都被剥夺了这些自由和权利。要为这一侵犯自由和权利的行为辩护，上述托洛茨基关于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的笨重性的论据是远远不够的。相反，没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报刊，没有不受阻碍的结社和集会活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恰恰是完全不能设想的，这是一个彰明较著、无可辩驳的事实。

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它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不过是颠倒过来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一简单化了的观点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需要对全体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无论如何不会超过某种有限的程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这种训练和教育却是生存的要素，是空气，没有它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存在。

“由于为争取政府权力进行公开和直接的斗争……”托洛茨基在这里自相矛盾并且同他的党内同志发生了针锋相对的矛盾。正因为这句话说得对，所以他们压制公共生活就是堵塞了政治经验的源泉，阻碍了向上的发展。否则人们就只好假定，直到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之前，经验和发展是必需的，并且已达到了顶点，在那以后就成为多余的了。（列宁的演说：俄国已被说服，相信社会主义了！）

实际情况相反！布尔什维克大胆而坚决地去迎接的巨大任务恰恰要求对群众进行最深入的政治训练和积累经验j。

按照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精神，专政理论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前提：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命政党口袋里已有现成处方的一件事，只需要努力去实现就行了。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这要看情况而定——事情并非如此。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和法律的体系，它的实际实现决不是一些只需要加以运用的现成处方的总和，而是十分模糊的未来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纲领里所有的只不过几条大的方针，它们指明应当按照什么方向寻找措施，而且这些方针主要是消极性质的。因此我们大致知道，为了给社会主义经济开辟道路，我们必须首先取消什么；与此相反，为了把社会主义原则运用于经济、法律和一切社会关系而在每一步骤上必须采取的上千项大大小小的具体的实际措施是什么样子的，对此并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党纲和社会主义的教科书加以说明。这不是缺点，而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优越的地方。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只应当而且只能是一个历史产物，它是在它自己的经验的学校中，在它得到实现的那一时刻，从活的历史的发展中产生的；历史归根到底是有机自然界的一个部分，它同有机自然界完全一样，有一个好习惯，总是在产生实际的社会需要的同时也产生满足这一需要的手段，在提出任务的同时也提出解决的办法。但是既然如此，那么社会主义显然就其本性来说就是不能钦定的，不能通过敕令来引进的了。它需要一系列针对财产等等的强制措施作为前提。消极的东西，即废除，是可以用命令实行的，积极的东西，即建设，却不行。这是处女地。问题上千。只有经验才能纠正错误并且开辟新的道路。只有不受拘束的汹涌澎湃的生活才使人想出成千的新形式、即兴而来的主意，保持创造力，自己纠正一切失误。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证据：1905年和1917年2-10月）政治方面和那时一样，经济和社会方面也一样。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否则社会主义就将是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下令实行的，钦定的。

绝对公开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府的官员的排他的圈子之内。腐化不可避免。（列宁语，见《通报》第36期j）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在几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下已经退化的群众在精神上彻底转变。社会本能代替自私本能；群众首创性代替惰性；把一切苦难置于度外的理想主义，等等，等等。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比列宁知道得更清楚，描绘得更透彻，也没有人曾象他那样坚持不懈地反复强调，k只不过他采取的手段完全错了。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这一切都是治标的办法。达到再生的唯一途径：公共生活本身的学校，不受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公共舆论。恐怖统治恰恰是败坏道德的。

如果这一切都取消了，现实中还剩下什么呢？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苏维埃代表大会从三个月召开一次推迟到六个月！）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

关于专政与民主的关系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同考茨基完全一样，把专政同民主对立起来。“是专政还是民主”既是布尔什维克、也是考茨基对问题的提法。考茨基当然决心维护民主，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他正是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社会主义变革的代替品。相反，列宁和托洛茨基决心维护专政而反对民主，从而维护一小撮人的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对立的两极，二者同样都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很远。如果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它永远不能按照考茨基的善意劝告，在“国家不成熟”的借口下放弃社会主义革命而仅仅献身于民主，他们这样做就不可能不是背叛自己，背叛国际，背叛革命。他们恰恰应当并且必须立即劲头十足地、不屈不挠地、毫无顾虑地采取社会主义措施，也就是实行专政，但这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

托洛茨基写道：“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j当然，我们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我们也从来不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偶像崇拜者。难道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如果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使我们感到不方便，我们也可以象库诺-连施-帕尔乌斯那样把它扔进废物间吗？托洛茨基和列宁是这一问题的活的否定回答。我们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这不过是说：我们始终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内核同它的政治形式区别开来，我们始终揭露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的甜蜜外壳所掩盖着的社会不平等和不自由的酸涩内核——不是为了抛弃这个外壳，而是为了激励工人阶级，叫他们不要满足于外壳，却去夺取政权，以便用新的社会内容去充实这一外壳。如果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它应当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制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并不是在乐土中才开始的，那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已经创造出来，社会主义民主制将作为现成的圣诞节礼物送给曾在这一期间忠实支持了一小撮社会主义独裁者的恭顺的人民。社会主义民主制是与废除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开始的。它在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的那一时刻开始了。它无非是无产阶级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