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大国竞争的中华文明底蕴_风闻

提要：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正是中国文化历史忧患意识的集中、深刻体现，在忧患中成长的中国人有坚定而毫不动摇的意志力，面对极限环境能够保持高度的冷静、沉着，并清醒、理性地分析、判断形势，不为各种讹诈威胁所动，这种定力与底气也是中国民众的信心所在。   

 美国本届政府自上台以来，不断将中美关系向竞争性的方向阐释，先有在2017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又有彭斯在讲话中称“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意”。中国并不否认大国间存在竞争关系，但中国人所理解的竞争与华盛顿所称的“战略竞争对手”内涵并不相同。

　　中国人所强调的竞争首先是与自己争，并不是争第一，也无所谓第一。《礼记·射义》说：“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中华文明在射礼中所展示的竞争之道格局、层次与美式足球所表现出的竞技精神不同，是自己找自己的问题，是办好自己的事，而不是强调竞争的零和性，更不会为自身失败寻找代罪羔羊，将问题推给别国以转移矛盾。

　　中国人所强调的竞争是寻找利益交汇点的竞争，是积极的竞争。中华文明以“谦谦君子”为理想人格，讲求用灵活的手段，做各种可能性的尝试，不追求极端。中美经贸摩擦开始以来，中国始终对谈判抱有诚意。对于美国的极限施压，中国都是如孟子所说“仲尼不为已甚者”。

　　但是，如果华盛顿瞄准的是中国制造业升级、中国的产业政策，进而是中国的经济制度，将贸易之争上升到科技之争再到制度之争，最后到没有道破的文明之争，企图“遏制”中国发展，中国欲不反击亦不可能。从这个层次上来说，这样的竞争又具备了文明史的整体意义。

　　在大国竞争中，文明的底蕴决定了战略思维、制度与人心。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趋于激烈的竞争，不能出错，尤其是不能犯战略性错误。中国人持志定而后心量大，心量大则见识远大。中国的战略思维以深厚历史忧患意识为支撑，作最坏的打算而谋相对好的结果。1945年5月，当时经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全党上下高度团结、统一，军队在抗战中扩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解放区人口达到9550万。面对抗战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结论”中，却出人意料地强调要“准备吃亏”，列出可能出现的“十七条困难”，并据此提出应对之策。在列举这些困难的时候，毛泽东批评“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提出“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更要有“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

　　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正是中国文化历史忧患意识的集中、深刻体现，在忧患中成长的中国人有坚定而毫不动摇的意志力，面对极限环境能够保持高度的冷静、沉着，并清醒、理性地分析、判断形势，不为各种讹诈威胁所动，这种定力与底气也是中国民众的信心所在。

　　有怎样的文明就有怎样的人民，文明决定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国巨大的战略纵深，广大民众所具有为子孙后代的牺牲精神，使得中国能够在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次以弱胜强。中国的领导集体与民众上下齐心，更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在中国发展道路的行远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为何能够成功？就在于中华文明巨大的包容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宗教战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宗教背景复杂，西方一元化基督教文明以及相应制度都很容易与此相抵触。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沿线不少国家在现代史上有共同的遭遇，在自己发展起来后，因为中华文明固有的不忍之心而推己及人，带动他们一同发展，所以能如中华文明的“恕道”所要求的，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在发展中的困难与问题，并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这是有些国家之所不能，而中国之所能，根本上是中华文明的特性所决定的。

　　领导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在忧患中成长，在忧患中壮大。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封锁，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打造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统一大市场。改革开放40年，面对新的国际格局，我们有信心在全球化中迎接新挑战。今天面对新的复杂国际形势，中国将在新挑战中锻造民族精神，重新复兴自己的文明。(作者是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秘书长助理、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