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饱：金庸武侠小说批判_风闻

一、引子

环境没有影响，这话我不信；正如环境有绝对影响，这话我不信。然而，除了环境以外还有什么力量决定着呢？我不容易一下说出缘由，虽然我仿佛模模糊糊觉得。

比如马云，祖父抗战时做“伪保长”，解放后“黑五类”，马云中考两年才被一所普通高中录取；从杭州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后，分配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与哈佛、耶鲁，北大、清华毕业生比起来，哪一段经历是便利于产生大企业家？可毕竟没有阻挡了马云的产生，仿佛就是要产生马云，此前的曲折迂回，不过是他的准备，待到他真正工作时更方便些而已。

事情真古怪了。不错，马云是反映了时代的呼唤，反映了中国千千万万人对财富的渴望、对成功的渴望。然而，我们大家也都渴望呀，这使命怎么偏偏马云承担了？而且，完成使命路途中，环境似乎给予方便，明明看起来做不成的，怎么偏偏做成了？这奥秘仿佛只隔了一层纸，可我不容易一下子说出缘由。

于是，我们回到主人公，金庸。出生于没落贵族之家，原本学外交，后学国际法，可终于办起报纸，做起武侠小说家来。

没落贵族，家境毕竟比普通百姓好，家境不错的孩子，敢说敢做，捣鼓出事情，家里能兜住。贵族之家，即便没落了，有严格家教在，好赖事分得清楚，知道要上进。不比暴发户，养出纨绔、膏粱的子女。中学，写讽刺训导主任的《阿丽丝漫游记》被开除，转学衢州；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对校内党员不满去投诉，反被退学，后转中央图书馆挂职。事情有偶然性，却形成了他的思想、性格和武侠小说最内核的价值。

于是，金庸逐渐分不清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这是从《书剑恩仇录》开始的。主人公，机缘巧合遇到贵人，获得绝世武功秘籍，练成功后独来独往、天下无敌，铲奸除恶、为国为民，获得无数女孩青睐、以身相许。这个“好”世界，根本不存在啊，所以他的小说被称作“成年人的童话”。

恰恰因为分不清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才有了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段誉和令狐冲，才有那么多跌宕起伏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所有男人关于“好”的梦想，所有女人关于“好”的梦想。只是，男人、女人们分得清楚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好”的梦，支离破碎。金庸自己做了个好梦，帮助大家做了个好梦，才有这多人如痴如狂地追随，才有了他在当代文学史无比煊赫的地位。

1972年辍笔，并非如某些人所讲，金先生不想再写书赚钱。确实是他已经把过往的经历咀嚼到渣都不剩，无可再写。无可再写，就有了《鹿鼎记》，回到现实了。也在此刻，他开始分清楚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从梦里走出来，从武侠世界走出来，走到现实世界。一走出来，再也回不去了。

环境怎样塑造了思想和性格，打造了他武侠小说中最内核的价值；他自己，又怎样在周边找到他的出路，承担起文学使命；之前发生的经历，怎样就成了以后他写作中值得反复咀嚼的意义。我仿佛能感觉，然而，却一下子说不出缘由。

一、金庸精神生活的三个阶段

金庸，谁都知道是查良镛先生的笔名，是把“镛”字一拆为二获得的。从1924年出生至2018年仙逝，以武侠小说写作的视角，他的精神生活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背景都有大变更，对他都有特殊意义和显著影响。

第一阶段（1924-1948）：“蛹之形成”，思想、性格准备期

1924年3月10日，金庸出生在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袁花镇。浙江海宁查氏，书香门第，康熙年间，创造“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被康熙称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1929年5月入读海宁县袁花镇小学。1937年毕业，考入嘉兴中学。

1938年，日军攻到浙江，嘉兴中学千里南迁至丽水。

1939年，读初中三年级的金庸与同学合编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这是此类书籍首次在中国出版，也是金庸的第一本书。

1941年，因在壁报上写讽刺训导主任投降主义的文章《阿丽丝漫游记》被开除，校长张印通介绍他转学去了衢州。

1942年自浙江省衢州中学毕业，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因对校内学生党员行为不满而向校方投诉，反被退学。后转在中央图书馆挂职。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乡，曾在杭州《东南日报》暂任外勤记者。

1946年赴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课程，同年秋天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

1948年毕业并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

日寇入侵，中学千里迁移，心里埋下反抗的种子。

高中讽刺训导主任，遭开除，校长介绍转学去衢州。家里没点底子、背景，根本无法做到。也因了这一点，少年金庸敢想敢干，并还不至于吃大亏，沦落到社会底层。倘使一般学生，开除就是开除，回家种地，谅他轻易不敢讽刺训导主任；或者讽刺完，真回家种了地，从此无翻身之日，后半生籍籍无名。

在中央政治大学投诉党员，又被勒令退学。其后转中央图书馆挂职。又岂是一般人家能做到的吗？这让我想起“雪豹”的主人公周卫国，杀了日本人，本应枪毙，都能找个死囚替换出来。有这样的靠山，还有什么事不敢做？

不是正义的事情敢不敢做，而在于做了以后要承担怎样的后果。青少年之金庸，不管怎么折腾，真没吃过什么大亏。所以，他后来敢说：“人生就是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没落贵族、良好的家教、聪明的脑筋、有靠山、有背景、没吃过大苦头，金庸的思想和性格就是善良、有正义感、为国为民、敢说敢做、待人宽厚、富于同情心，看这个世界，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

另一方面，受不得委屈，敏感、脆弱，对权力没有过分欲望，又不愿别人骑到自己头上。所以，他说自己愿意做段誉，“他身上没有以势压人的霸道，总给人留有余地。”对邓大人能做主席而不做，金庸十分欣赏，评价说：“邓小平胜过我笔下钟爱的任何英雄人物。”

不管干什么都没吃过大亏的人，主观愿望总能达成，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就不大分得清楚，更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

敢说敢做，办外交不容易办好——受不了那种纪律约束，搞文学正合适，发挥想象力，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把压力、烦恼、委屈，统统都放到故事主人公身上，把讨厌的人、烦心的事，也都写在故事里。

金庸这条“蚕”，这样吮吸着青春，一次次蜕皮，终于结成了“蛹”。

第二阶段（1948—1972）：“蛹”，武侠小说创作期

1950年，《大公报》所属《新晚报》创刊，金庸调任副刊编辑，主持《下午茶座》栏目，也做翻译、记者，与梁羽生一个办公桌。

1955年，在《大公报》与梁羽生、陈凡开设《三剑楼随笔》，成为专栏作家。并以“金庸”笔名拟写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1956年在《香港商报》全年连载《碧血剑》。

1957年，进入长城电影公司，专职编剧，写过《绝代佳人》、《兰花花》、《不要离开我》、《三恋》、《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合导过《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

1959年，金庸等人创办《明报》，在《明报》连载《神雕侠侣》。

1972年，宣布封笔，退出侠坛，对以往武侠作品开始修订工作。

到香港，一切都要靠自己。已经25、6，不好再胡闹。办报是有压力的，卖不掉就没饭吃。压力和能力结合，金庸自然地滑入他青少年就早已熟悉的世界。只是这回，他不再用行动解决问题，而是用笔。

坐在香港办公楼的小格子间里，外面灯红酒绿，经济开始复苏、繁荣，中西方文化兼容并包，电影、戏剧蓬勃发展。

当时香港人，大部分从大陆南迁过来，他们原先为躲避战乱逃到香港。来香港前饱受战乱之苦，颠沛流离之痛；来香港后，迫于生计去做工，辛苦劳动只换得微薄收入。这些都让新移民们深深思念故乡安静平和的生活。思乡啊、思乡，何所寄托？有着中国传统元素的戏曲、电影、小说，让新移民们得到宣泄和慰藉。

坐金庸对面的梁羽生已经开了个好头。然而，《草莽英雄传》快连载完了。《新晚报》主编找到他：“小查，只有你顶上了。”于是，有了《书剑恩仇录》。

此时之金庸，进入到“蛹”的状态，不再吃桑叶、不再蜕皮、不再吐丝。“蛹”，一个中间鼓，两头尖的生物，一动不动，然而活着，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合二为一。

他在小说中倾诉自己为国为民的志向，郭靖从大漠至江南，从江南七怪的劣徒到华山论剑，从华山论剑到死守襄阳。

51年，父亲作为“反革命分子”在大陆被处死；58年，母亲卖掉住的两间老房，被诬“地主婆要反攻倒算”，遭三天三夜毒打；金庸有自己的艰辛、自己的委屈。然而，他知道，再苦再难，个人恩怨大不过国家兴亡，杨过从一顽劣之辈到神雕大侠，忍断臂之辱，与郭靖共守襄阳。

他希望各利益集团、各民族和平相处，张无忌从父亲张翠山自杀到明教教主，从被各大门派追杀到协调各派一致抗元，然而，又与赵敏有着割不断的爱情。乔峰劫持耶律洪基迫其退兵，又深感自己是契丹人，胁迫皇帝，形同叛国，自杀。这时谁的心最痛啊，不是段誉、不是虚竹、不是阿紫，是金庸！

他赞赏兄弟披肝沥胆的真情意，乔峰被困少室山，段誉、虚竹挺身而出；他赞赏纯真、伟大的爱情，黄蓉劝郭靖娶华筝；他赞赏正直、豪迈的品格，曲阳、刘正风合奏“沧海一声笑”。

他讨厌伪君子，岳不群身中“三尸脑神丹”，被恒山派小尼姑仪琳一剑误刺死；他讨厌过分贪恋权力，令狐冲剑刺左冷禅；他讨厌过度吹捧，星宿老怪丁春秋整天要听“星宿老仙，法力无边，一统江湖，寿与天齐”，却被虚竹下了“生死符”，送到少林戒律院感化去了。

这阶段，金庸“天人合一”。他就是小说主人公，小说主人公喜、怒、笑、骂，就是金庸的爱、恨、情、仇。他把自己青年时代的梦想灌注在小说里，剑锋（笔锋）所指，斩尽人间不平事，何其豪迈不羁、何其荡气回肠、何其感天动地。

这也是普天下老百姓的梦想呵，这也是普天下老百姓的期望！

于是，香港人巴巴期待着下一期，经国先生枕旁放了一套，小平睡前要读上半小时，习近平也知道桃花岛的典故，全球有华人处，必有金庸！

第三阶段（1972-2018）：“破蛹”，回归现实

1973年春，金庸应台湾地方政府之邀前往台湾，并与蒋经国会谈。

1981、1984年两次来中国大陆访问，并先后与邓小平和胡耀邦会谈。

198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金庸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

1988年，金庸与查济民提出了“政制协调方案”（又称“双查方案”，主流方案）。

1989年金庸辞去基本法草委、咨委职务，结束了从政生涯。宣布卸下《明报》社长职务，只担任集团董事长。

2010年，英国剑桥大学授予金庸荣誉院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

2014年3月，金庸九十大寿，有武侠迷手抄840万字贺寿。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去世。

金庸写《鹿鼎记》，化蛹为蝶，破茧而出。韦小宝的所作所为，不再有金庸本人的影子，已经是现实讽刺小说，类似于“儒林外史”、“三言两拍”一类作品。作者成为第三人，看着剧中人物表演，不再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最多从旁冷笑几声，提醒读者：这个傻逼又开始犯贱了。

结束《笑傲江湖》，金庸青少年时代的思想、性格、主张、核心价值观都已经交代完了、宣泄完了，没有什么需要再多交代了、没有什么需要更去宣泄了。正如一位老人，已见过所有亲人，遗嘱也立好，了无遗憾。再照原来套路写下去，恐怕要招人讨厌。

然而，仍要好奇地问，写现实讽刺小说，不是比武侠小说更有意义吗，为何要封笔呢？不得不讲，这和人的财富、社会地位变化有关。做“大公报”专栏作家也好，创办“明报”也罢，那时的金庸是穷知识分子，有生计压力，不得不写；有倾诉欲望，压抑不住要写。

待到72年，已经杀出一条血路，“明报”成为屈指可数的大报，他本人变成华人圈人所共知的人物，权贵们争相邀约。既没了经济压力，也没了“不平则鸣”的社会角色压力，简而言之，他不需要小说了。彼时，他可以在现实世界说自己要说的话，有人听；做自己要做的事，没有人敢再压迫他、勒令他“退学”。因此，无需借笔来宣泄、无需借小说来讽刺了。简而言之，他的社会地位变了，变成富有的社会名流，成为统治阶级中相对边缘那部分，无论如何，也是统治阶级了。我们见过哪一个资本家、或政治人物还在成天写小说？

封笔后的他，仍然是有着正义感，仗义执言、为国为民的好人，为国家的事四处奔波，这是他青少年时期形成的思想、性格和核心价值观注定了的，深入骨髓，无可更改。只是更加圆润、和蔼、佛系了。不写小说，我们看到这样一位佛似的老先生，依然感觉温暖、可爱。

三、盖棺定论，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评价

少年时，极其热爱金庸。初中，学校、家必经之路有一修鞋的老头子，他的鞋柜里收藏着《白发魔女传》、《残肢令》，也有《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不是现在厚厚的一本，是薄薄小册子那种。5分钱可以坐在小板凳上看，倘要带回家，隔天还他，就需要1元押金，1毛钱看书费。交了钱，眼珠叽里咕噜向四周张望，确定没有危险，迅速从鞋柜掏出书来。武侠是禁书，逮到要没收。

总在小板凳上看终究不是办法。一是天晚，字看不清楚，二是父母起疑心。于是，板凳上看不完的，就交押金拿回去看。拿回去看，要在作业写完之后；作业写完还不行，必须要等父母睡了之后。我记忆中，要等到10点半以后，偷偷爬起，到卫生间看比较安全，插上门，即便有人来，也有相对从容的收藏时间。

后来，父亲觉察到蹊跷，卫生间门口每晚有一趟巡逻。踢里踏拉、踢里踏拉，“扫黄党”来了。倘使我在里面，他会在门口暂停几秒钟，然后拍门，“你在你面干什么？快出来！……”

这样维持了几个月——期间，侦破与反侦破手法多种多样，修鞋老头子那武侠书大部分看完了。卫生间3瓦、不停跳动的荧光灯，让我赚到一副250度的眼镜。

大学，宿舍床上散落着《笑傲江湖》、《江村经济》，顺手拿起后者。那一刻，我走出了童话世界？“三联版”正式出来，买了一套置于书架，没看，算是向眼镜致敬吧。

金庸先生仙逝。出于过往热爱，试着评析。既然是评析，就要遵循“好坏分明，就是好之中的坏、坏之中的好，也要分明”，要如严羽说的，“吾论诗若哪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

一、金庸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好人，然而，不是思想家。

思想家，要想到旁人没想到，还要以思想体系方式端出来给大家看。端的方法，不妨多种多样。比如尼采，就用诗的形式端出《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没人不承认他是思想家。

金庸似乎没有端出旁人没想到的思想，更谈不上成体系地端出。因为他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盘桓于心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及那样的能力。从了解到的资料看，一是200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中国历史的大势”，一是2010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的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倘使这样就算是思想家，我以为，是对金庸的“捧杀”和侮辱。正如捧丁春秋一般，“寿与天齐”，到了被种“生死符”，送戒律院感化去了。帽子大，容易遮住眼。

金庸就是一位善良、有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位敢于仗义执言、为国为民、敢说敢做的人，就是一位待人宽厚、富于同情心，看这个世界，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人。这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信念，这是他从小烙下，一辈子不曾改变的理想和价值观。有这些还不够吗？

与其说它是思想家，我更愿意觉得他是诗人。诗人凭感觉，不是什么都想清楚、谋划好再动手，而是兴之所至，喝酒，撸起袖子来就写，一直写到昏天黑地、两眼昏花，自己还要跟着主人公一起激动、一起伤心落泪。金庸应该是这样的人。

二、金庸的小说，在武侠小说领域，无有敌手；扩展到传奇小说，还算不错；放宽到通俗小说，中等水平；再放宽到小说，唉，地位确实不高。

传奇小说，我们主要指《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魏晋南北朝的《列异传》、《搜神记》、《幽明录》等；唐传奇，如《古镜记》、《白猿传》、《游仙窟》、《莺莺传》等；宋元话本，如《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等；清侠义公案小说，如《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

他的武侠小说，与这些小说并列，且还不错，评价应该不算低。

通俗小说，就还要加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

他的武侠小说，在通俗小说领域，说中等，其实有所不及。

再扩展至整体小说领域，《伊利亚特》、《奥德赛》、《红楼梦》、《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战争与和平》、《狂人日记》、《阿Q正传》、《城堡》、《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

武侠小说能与之放在一道比吗？

文艺评论是一门专业学科，我是外行，只能挂一漏万地说。

历来小说理论的着眼点，或在篇幅设定，如长篇、中篇、短篇；或在题材设定，如人物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纪实小说；或在小说要素设定，如情节、人物、场景、语言、风格、主题等。但最终，小说的价值必须皈依于它的内涵层次，不同类型的小说有不同的内涵层次。

**小说可以在故事情节层次被阅读，称之为“情节层次”。**比如，《神雕侠侣》，从杨康死后，杨过怎样从一个流落街头的小混混，遇到郭靖，然后送到全真教，被歧视和侮辱，逃到活死人墓遇到小龙女；练武功、绝情谷、被郭芙砍断手臂，练重剑、自悟“黯然销魂掌”，与郭靖同守襄阳，苦等小龙女16年。一个读者，读了这个离奇、曲折、热闹、悲伤又充满正能量的故事，大受感动，作为“情节层次”，小说很好，但就在这个层次结束了。这类小说，暂称之为“情节小说”。

社会历史层次较故事情节层次要更进一步。它着眼于与故事相关的社会、政治、历史的主题，也就是“时代的层次”。这些主题也许并不具有永恒共通的意义，但他们有着时代的迫切的内涵。不仅促使当代人思考，而且是长久的历史借鉴。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揭示的是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乃至中国整体社会，仍停留在自私、保守、愚昧状态，先行者与广大人民巨大的脱节，社会改造任务仍旧复杂而艰巨。这就是当时代迫切的内涵。即便至今，10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国民性中仍旧能看出阿Q的鬼影，仍旧有努力改造之必要。这就是长久的历史借鉴。然而，还有下一个层面。

小说在经历故事情节、社会历史含义后，**最后的境界是“永恒共通的情理”。**它是无数故事情节和社会历史图像的提炼和概括，不会因时过境迁而丧失活力。“人”这个东西，确实是最难捉摸、把握的东西，任何理论都只能达其一面，小说则可以立体展示。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鬼》，里斯塔夫罗金幻觉里看到的那只可怕“蜘蛛”，其实就是他本性里“恶”的幻化。他内心对善恶界限十分清楚，却行为放浪、淫乱无耻、不断作恶。两种相排斥的思想可以同时宣教，他却不相信其中任何一种。“我……希望做好事，并从中感到愉快，同时我又希望干坏事，并且也感到愉快”。终于在无法解决的矛盾中以自杀了解了生命。

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把真正人性面上的那一层遮盖物毫不顾惜，甚至恶意、开玩笑似的揭开，向世人展示人类本性的真相。这个层面的小说，故事情节和历史背景倒没那么重要了——这是在世世代代、世界各个角落，曾经、正在、将要发生的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要把人性中最隐秘的部分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且，作者不表态，没有好恶，没有结论，每个人物都在你耳边絮絮叨叨，表明自己存在或行动的理由，作者到底站在那一边，无可琢磨，让每个读者自己想去吧。

到这里，我们就能明白，金庸武侠小说是“情节层次”的书写，并在此层面完结了。历史与社会在他那只是背景，至于人性的挖掘，更加谈不上。

所有，尽管情节离奇、曲折，各不相同，我们看不到人物人性方面的冲突，好人、坏人一目了然。这和金庸青少年时没吃过大亏，没有见识人性的恶有关。在他那里，再坏的恶人，比如《天龙八部》“四大恶人”，也就写他们吃人肉而已，似乎童心未泯，坏不到哪去。

就让我想起鲁迅对柔石的描述，“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骗人，怎样卖友，怎样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么——不至于罢？……”想来，金庸应该类似于柔石。说他的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是中肯、无恶意的。成年人需要童话。

三、金庸武侠小说的语言与人物刻画

如前所说，金庸武侠小说胜在情节。语言，通俗、流畅、雍容、不急不慌的样子。

通俗、流畅、雍容、不急不慌，弱点就是缺乏张力和震撼力。比如，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之神秘、肃杀；比如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之朦胧、迷茫；比如李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之飘渺、奇幻。

金庸的语言，可以比之周邦彦“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清新的感觉;还可以比之黄庭坚“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老实人的历史感。

这仍要归结到金庸的青少年，未曾遭过冷漠、鄙视、嘲笑，心理太健康了。心理健康，就没有病态。病态，别人不以为是大事件，他认为是天大事件；别人以为不值一笑，他却以为大可痛哭。不病态，对欢乐、苦痛的感觉没有那么敏锐，言语就不锋利、不浓郁、不杀人。

思想、语言，不是金庸的强项，他对人物的刻画，不得不通过故事情节，通过情节不断推进,展示人物特点。造成的问题是，有些脸谱化。尽管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段誉、令狐冲各不相同，似乎总能看出用的是相同的底板，只是从不同角度描绘。唯一不同的是韦小宝，可惜他是一个另类，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末了惊鸿一瞥，就突地煞了尾，不具典型性。

尽管说了金庸先生这么多“坏话”，我还是要坦率承认，他是中国当代小说家中最值得尊敬的一位，他有他独特的价值，对金庸先生的怀念和研究，必将会持续下去，很久。